二十世纪上半叶，波士顿最好的公立高中波士顿拉丁学校中，有一位名为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学生，他后来是《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的编曲者。还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L. Phillips）的孩子，他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制造商雷神公司（Raytheon）打造成了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巨头；还有保罗·佐尔（Paul Zoll），他在波士顿从医时开创了治疗心脏骤停的电击疗法。

那个年代的美国城市里，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孩子：生活在城市街道并长大，接受公共教育，后来为世界作出大贡献。那时的城市为人类潜能的释放创造了条件：城市提供了公立学校与学院、公共图书馆与公园，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和清洁安全的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城市生活的高密度与多样性促进了知识的积累，思想的交流和新产品的创造。

城市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其财富与文化的体现，更是全世界所着迷、赞赏与向往的对象。它们虽然也会因种族主义而有冲突，因精英们的牟取暴利而受伤，被污染和疾病玷污。但在最辉煌的时刻，美国的城市提供了很多渠道，削弱了因为偏见、事后挑毛病(Second guessing)和有限视野带来的种种限制。城市带来了机会。

城市一直如此运转。但如今，它们停下了。

在新冠病毒流行病对美国城市生活造成威胁之前，城市已经在苦苦挣扎了。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恶化；公立学校不再是学生成功的阶梯；轨道交通不再可靠；用水也含有铅。

我们的城市布满了无形但愈加无法越过的边界。它们将财富和特权的飞地与破旧的建筑及空置楼房构成的错落的贫民窟隔开。在那些贫民窟，工作稀缺，生活艰难，甚至生命也往往是短暂的。城市仍在创造巨量的财富，但这些收益的分配却很像纽约的天际线：只有几栋超高层建筑，余下的都在阴影之中。

新冠病毒使得一些富裕的美国人开始思考城市是否被破坏了。病毒在加剧城市面临风险的同时也使城市的魅力岌岌可危。在危机面前，人们恢复了传统上对城市的恐惧与厌恶——将城市视为疾病藏污纳垢之处。这样的看法很容易与贫困、种族以及犯罪等偏见相吻合。就连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也将纽约如今的痛苦归咎于它的密度。

一些人已经离开城市前往他们的第二个住所，这场危机也导致人们对放弃城市生活的激情幻想。这是因为我们觉得至少离得再远一些，大家就都能过得更好——人们认为社交距离是社会的救星。

这是危险的误导。

我们的城市是被那些将自己与穷人分隔开的富裕的美国人所破坏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强大的国家，我们就必须破除这些藩篱。

要想发挥城市的潜力，我们需要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即美国人的出生地会决定他们的生活前景：他们获得高中毕业的机会、体面地生活的机会、以及长寿的机会。在芝加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出生的人之间的平均预期寿命差异高达30岁。先别去想这个数字。婴儿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在Streeterville，密歇根湖边的一个富裕的白人居住区，那里的居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街区中都是舒适的联排别墅和高层公寓，一个2015年在这里出生的婴儿有望活到90岁。而向南相距8英里的恩格尔伍德，一个位于94号洲际公路旁阴暗的贫困街区，同一年在那里出生的婴儿却很可能活不到60岁。

我们需要重新制定规则，让那些几乎不可能在富裕的社区有一栋支付得起的住房，因而不得不居住在远离工作机会和其他服务的低收入家庭们能摆脱现状。旧金山湾区的低收入工人通常住在湾区以外。去年湾区就有超12万名工人每天至少要花费3小时在通勤上。又如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也是华盛顿的一个富裕郊区，全县44%的员工住在其他县，这是因为他们无力承担工作地附近的房价。

此外，我们需要确保每个美国公民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无论他们的家庭是否富裕。贫富差距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为公共机构提供的租金与当地社区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在资金不足的城市的学校系统里，哪怕是最优秀的学生也很难成功。去年，《波士顿环球报》对2005年至2007年间包括波士顿拉丁在内的波士顿公立高中的113名优秀毕业生进行了寻访，近四分之一曾说过他们希望能成为如保罗·佐尔那样的医生。然而十几年后，在93名还能联系到的毕业生中，无一是从医学院毕业的。但在来自波士顿郊区的一组优秀毕业生中，有12%成为了医生。

排挤低收入人群会产生各种后果。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能获此殊荣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研究证明了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即人群高度聚集如何促进信息共享和创新的过程。

实际上，贫富隔离减少了城市规模：隔离限制了城市人口数、交流的次数、新想法的数量。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子女长大后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那半数家庭子女的十倍。这样的差距不是因为先天能力，恰恰相反，是因为较贫困的孩子无法获得机会。他们不了解发明家，也不被鼓励成为发明家，他们无法和其他人就试着解决如今的问题进行交流互动。另一项研究中，同样的一批学者试图评估搬到一个更好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住在西雅图的低收入家庭使用联邦住房优惠搬到较富裕的社区，那么他们的孩子一生能够多挣到21万美元。

美国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是遭受贫富分隔后果的主要人群。

大多数低收入白人生活在混合收入社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译者注：美国一家顶尖智库）的分析显示，2014年在美国的100个最大都市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低收入白人（约340万人）居住在高度贫困的城市居住区内；72%低收入黑人（约520万人）和68%低收入西班牙裔（约670万人）住在高度贫困的城市居住区。

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这种城市生活的不平等。无法在家工作的低收入人群的死亡不断上升。放弃城市是那些有能力说搬走就搬走的人们才能有的奢侈念头。而穷人们只能被束缚在他们出生的地方。

城市的魅力和危险就在于我们都被束缚在一起。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写道，富裕的人有着“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不能买到的：明白他们的命运是和其余99%的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1968年3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从底特律来到富裕的郊区格罗斯波因特（Grosse Pointe）。一个警察形影不离地保护他的安全。那个晚上，他对一群聚集在当地一所高中的人们说，有“两个美洲”，一个美洲的白人孩子在“机会的照耀下”成长，另一个美洲的黑人儿童却在“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逃脱”的惨淡环境中长大。每个美国城市都是被割裂的，他说，“每一个城市最终都会变成两个城市。”

20世纪初，随着非洲裔美国人从南方的农村地区迁徙到工业城市，白人社区和它们的领导人积极地让初来者搬到白人社区外。一些城市还创建了区划法规来划分不允许黑人居住的区域。即使在吉姆·克罗（Jim Crow）时代，这一点也很少被提及。最高法院在1917年禁止了这种行为。但是政策制定者很快就找到了隐蔽的办法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就如芝加哥于1923年采用区划法则，虽然没有提到种族，但也很大程度地把高密度的住宅和工业限制于黑人社区。

联邦住房管理局于1930年代至1960年代间通过补贴抵押贷款来鼓励购房。但他们拒绝为黑人社区提供贷款，并用红线在管理局的地图上标注了这些居住区。1941年，底特律的一位开发商砌了一道长半英里、高六英尺的用以分隔相邻的黑人区的墙，才得以说服政府同意为一个新的白人居住区提供贷款。一份机构手册上还建议把高速公路作为维持种族隔离的有效阻隔。

1934年到1962年，白人获得了政府背书的贷款中的98%。

美国国会在《1968年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of 1968）中将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定为非法。但战后建筑繁荣期间建设的棋盘式（译者注：西洋跳棋棋盘花纹黑白相间，分隔鲜明）社区布局保留了下来。在城市的郊区，黑人与白人间的贫富差异使得很多社区通过制定区划法则限制更密集、更低价的房屋建设。这使得社区融合更不容易。美国的老牌工业中心——不仅包括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和纽约州锡拉库扎，还有纽约市和波士顿——仍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

近几十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移居到富裕社区，很多城市的种族隔离得到些许缓和。

但经济隔离在加剧。随着律师、银行家和软件工程师等脑力工作者涌向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西雅图等城市。这些聚集了教育背景良好的员工和高薪工作的城市已经把美国大部分地区远远抛在身后。

你可能感到更加惊讶的是，这些新兴城市的贫困居民也被落在了后面。

1970年，社会学家肯德拉·比绍夫（Kendra Bischoff）和肖恩·F·雷登（Sean F. Reardon）的分析显示，城市中65%居民生活在收入中位数接近整个城市收入中位数的社区。换言之，大多数社区的经济多样性水平类似。但到2009年，这一比例变成了仅有42%；同时居住在特别富裕或特别贫困的社区的人口比例从15%增长了一倍还多，达到了33%。

这种趋势重塑了美国中部城市：市中心充满了被称为“豪华”公寓的建筑。芝加哥一项最近的分析发现，人口普查中贫穷或富裕人口的集中程度比例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了2010年的47%。

除了纽约，大多数富裕家庭还是住在提供了大量住房的郊区。本就为了维持经济上的排他而建设的这类郊区变得越来越排外。居民们住在实际上是私人俱乐部的地方：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汽车是为了让佣人们不必住得很近以及允许他们进入社区而准备的。为富裕阶层服务的人们必须住在其他地方。

在美国生活如同进入飞机客舱：分开的入口，独立的休息区以及分设的洗手间。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富裕郊区印第安希尔（Indian Hill）的乡村氛围享有“严格的分区管理”和“酷似大城市文化生活”的美誉。简单地说，它像寄生虫那样从辛辛那提学到了需要重视的东西，但这实际上对它没有什么用。就这一点，它并非个例。美国的城市中遍布着数百个类似的郊区。

即使在贫富居民共同生活的城市中，经济隔离也失去了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平等政治支持。富有的纽约人会慷慨地为美化中央公园而捐赠，却不愿意为他们从不踏足的郊区公园交税。华盛顿特区较富裕的父母们会向家校组织（这类组织向社区内的公立学校提供额外资金）慷慨解囊，但不会投票支持城市内所有的学校获得类似款额。华盛顿西北部的两所学校于2017年各自筹集了超50万美金，而华盛顿东南部甚至有几所学校都没有家校组织。去年位于亚特兰大边缘的佐治亚州格温内特县的居民拒绝为当地的交通系统扩展到郊县提供资金帮助。这是自1970年以来的第三次。

经济隔离的后果在公共教育领域尤为显著。

大多城市地区划分有数十个学区，每个学区主要由当地的房产税收提供资金。富裕家庭通过在学区内购房来获得进入优质公立学校的资格。例如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就分成了100多个学区，其中有庞大的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也有只经营着两所学校的日落岭（Sunset Ridge）学区。根据教育法中心（the Education Law Center）的数据，日落岭每位学生的花费是芝加哥学生的三倍。

甚至在学区常年由县级政府运营的南方，公共教育差异也在扩大。2018年，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投票通过，允许夏洛特市的四个郊区建立由当地的财产税资助的特许本地学生优先入学的学校。当年10月，路易斯安那州东巴吞鲁日教区东南部的多数白人和富人投票决定建立一个新城市，圣乔治市。这是脱离教区学校系统的第一步。该教区中有47%的黑人。而在拟建且需要州政府批准的新城市只有12%是黑人居民。

学校分离的逻辑很简单。阿拉巴马州加登代尔市发起过一项长期运动，把市内的学校迁出为伯明翰地区服务，这里是白人较少、较不富裕的郊区。该市市长称“这是为了把我们的税收留给我们孩子，而非将其与整个杰斐逊地区的孩子分享”。

富有的美国人主张把自己的特权和财富收益限制在自己的社区内，无视那些被隔绝在他们圈子外的其他人的福利。他们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十分短视。如今美国的困境正是因为许多公民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让疫情过去需要国家承诺让每个美国人都有从安稳和机会中获得自由——主宰人生的自由。

只要贫穷家庭的孩子还被隔离在贫穷社区里，美国就不可能实现机会平等。而解决方案也只有一种：在富裕的居住区内建造一般人可支付得起的住房。

联邦政府可以为此提供帮助。根据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的数据，联邦政府在2015年提供了1398亿美元的补助、抵税等形式的住房补贴，其中的60%是被收入不低于10万美元的家庭使用的。试想，如果这笔钱被用来建造较贫穷的家庭也能负担的住房，那会是怎样的功绩。

政府还应该要求那些想让联邦政府资助其道路和基础设施的社区同意在其中开发密度更大、更廉价的住房。

但联邦政府的干预也只能到此为止。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留给我们最刻骨铭心的教训也许并不是对种族隔离的谴责，而是美国大多数地区已成功抵制了反种族隔离的法律要求这一惨痛事实。进步最终需要得到所有公民的同意：正因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美国人不愿意帮助没有权势与金钱的美国公民，经济隔离才会愈演愈烈。

各州有必要从各地区本地特权阶层手中夺回某些权力以进行纠正。俄勒冈州去年禁止了在人口超过一万的所有城市中划分单户住宅就是一个宝贵的先例。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在内的其他州也已经采取了相似的措施。除了增加廉住房供给外，这些措施也有助于开放建筑业的工作机会，在将会带来重创的经济衰退期间，能够刺激经济活动并稳定就业率。

联邦和州政府也可以通过更强有力地执行反种族隔离的现有法律来击破那些隔离堡垒的墙。去年《新闻日报》曾报道长岛地区的房产中介经常把黑人顾客带去黑人社区看房。这篇报道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将匹配好的成对客户（分别为白人与黑人）同时交给同一个中介。这是一种在房地产商方面根除种族歧视的有效手段，所以该报道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也许是纽约州并不会定期进行这样的测试。

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平也更平等的城市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均等主义式基础设施的胜利（从罗马浴场到纽约的地铁系统）要求决策者的眼光更远一点。社区的建设和重建都很缓慢，建造一栋公寓楼可能要花费数年。当去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取消了独户住宅区时，官员们预计要到数十年后才能看到市内居民区组成结构的大改变。

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打破个人财富与公共服务间的联系来改变隔离。

摆脱贫困的最佳方式是尽早接受好的教育。1965年联邦政府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启动了名为Head Start的早教计划。福特基金会的负责人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贫穷家庭。他将他的成功归功于“一位带着写字板敲开了我家的门的年轻女士”，她的到来使他成为了该计划的第一批受益者。之后的各项研究也都支持了他的说法。但是，联邦政府的投入仍是微不足道。Head Start也只能帮助满足条件的11%的三岁以下儿童以及36%的3到5岁儿童。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在富裕儿童的教育方面比贫穷儿童投入了更多的公共资源。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财产税和学校资助之间的联系。但是要实现公平还需要扭转目前的局面。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们提供平等的教育会花费更多。例如荷兰会以每位学生的标准水平资助学校，父母非大学毕业生的学生还可以获得25%的额外助学金。

长期以来，有一群批评家始终在质疑增加公共支出是否能够改善教育公平。这种观点是在混淆视听。他们自己的社区会为水平先进、师资丰厚且精心管理的学校提供大量资金，这才是他们所信奉的。

城市还需要更努力地实现学区内的机会平等。大多数城市会将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学校，却很少试着减少种族或经济隔离。2019年经济学家托马斯·莫纳雷斯（Tomas E. Monarrez）的一项分析发现，与将每个学生分配到最近的学校内这一简单政策相比，一般学区的入学界限只减少了不到1%的种族或经济隔离。

公共教育领域的种族和经济融合提高了弱势及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也改善了他们未来的命运。这种融合向所有学生灌输的同理心和社会感可能也同样重要。

经验共享是一个成功政体的基础，而且简单地让孩子们在种族融合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地消除这使政治失灵的鸿沟，也无法解决目前困扰着美国的问题。

美国城市正在经受一场深刻考验。这场大流行病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并迫使城市生活停摆。即使在迄今还未被健康危机重击的城市中，税收的崩盘也迫使民选官员们考虑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支出。在如此时刻，很难想象后果会是怎样的。

但是，危机也可以让人看清什么才是重点，才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平等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写道：“无论多小的城市，实际上都有两面，一面是穷人的城市，一面是富人的城市。”这像是在几千年前就预言了马丁·路德·金的话语。但如今的这场危机提醒了我们，贫富隔离只是假象，穷人与富人是彼此依赖的。富人需要劳动力，穷人需要资本，而城市需要两者。减轻种族或经济隔离需要的是富人们的分享，而非牺牲。通过建设更有包容性的社区、使公共设施与个人财富脱钩，才能最终使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得到丰富，让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再次成为世界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