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教授认为，今年国际油价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3月份欧佩克+减产协议难产导致国际油价遭受沉重打击，目前国际油价在30美元左右徘徊。如果疫情不能很快结束、世界经济无法回暖，油价回升将是很艰难的事情。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国际石油市场在供应侧和消费侧都受到了重创。

欧佩克自建立以来，作为国际石油生产卡特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冷战后，欧佩克地位下降。2016年12月10日，以沙特为首的11个OPEC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11个非OPEC国家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达成第一轮减产协议，从而形成OPEC+机制。2018年12月，减产协议经过三次延续后，OPEC+机制达成新一轮减产协议。2019年12月，OPEC+机制第7次部长会议决定加大减产幅度。然而，2020年3月6日，在第8次OPEC+部长会议上，俄罗斯明显拒绝了沙特提出的再次减产的提议。但经过不到一个月的价格战之后，4月13日，欧佩克+达成新的临时减产协议，甚至连美国、加拿大等国都加入到协议之中。由此，欧佩克+的范围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欧佩克++”的雏形。

俄罗斯之所以在3月6号拒绝沙特的减产建议，首先是考虑到自己拥有5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打价格战，自己还是承担得了。其次是为了打击美国的页岩油生产，从而争夺市场份额。因为俄近年来一直认为“欧佩克+”减产的结果是让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抢占了市场份额。第三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制裁。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一直严厉制裁俄罗斯，对俄重要能源项目如“北溪-2”、俄罗斯-委内瑞拉石油项目等构成了直接损害，严重影响了俄罗斯能源出口和对外合作。

但是之后，随着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石油需要急剧萎缩、俄国内经济的恶化以及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俄罗斯又不得不改弦更张并于4月13日同沙特为首的OPEC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达成了新的临时减产协议。

3月6日，在减产倡议遭到俄罗斯拒绝后，沙特决定大打价格战。沙特的主要考虑包括：一是在无法与俄达成“限产保价”协议的情况下努力争夺市场份额；二是进一步借低油价削弱伊朗的影响；三是防止俄罗斯在中东坐大。

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扶植传统能源产业，美国页岩油气发展迅速，和金融、经济紧密联系。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维持石油美元的地位和美国能源产业的稳定发展。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发的消费萎缩给美国页岩油气行业构成了巨大挑战。如果页岩油气遭受打击，会相应冲击特朗普的连任选情。因此，特朗普亲自致电俄罗斯和沙特领导人，明确要求他们停止价格战，共同维护国际油价的相对稳定。

尽管国际油价低迷，但今年的美国页岩油气产业不会遭受非常大规模的损失。因为美国页岩油气商做了大量的套期保值，将今年的油价锁定在56美元。此外，今年页岩油气企业债务到期仅为70亿美元，在整个页岩油气行业的负债总体占比较小。所以疫情今年对美国页岩油气行业的冲击不会太大。但是随着未来大规模债务的到期，如果情况得不到好转，将会对明年的页岩油气行业产生较大冲击。

实际上，国际能源体系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金融、信息、人才、制度八个要素组成，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在影响国际油气市场起伏和能源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近年来，石油的商品和金融属性上升，政治和战略属性下降，石油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在下降。尽管今天美国仍对伊朗、朝鲜、俄罗斯进行程度不同的制裁，但其规模和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制裁以及对中国的石油禁运要小得多。

随着页岩油气技术的运用，国际油气市场和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已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地位迅速上升，不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独立”，还谋求加大向国际市场出口油气资源。与此同时，欧佩克和俄罗斯的地位正在下降。欧佩克作为一个石油卡特尔已经无法单独控制市场，需要与俄、美、加等国共同合作。而俄罗斯在欧洲这一传统出口市场上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其手中的“能源权力”也在悄然缩水。

目前国际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正在迅速改变人们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认知。20世纪80、90年代，人们陷入到“石油峰值”说的误判中。今天我们可以讲，石油峰值是个伪命题。因为它只关注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个因素，没有看到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无限可能。而随着新能源的多样性利用，人类对能源使用将拥有更多的可能。

另外，石油行业和金融体系日益紧密的整合超出了之前的想象。石油通过和金融方面的整合，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上的生产，进入到虚拟经济的空间。国际石油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国际石油定价机制正在从迪拜、WTI、布伦特三个标杆石油作为引领性定价的标杆模式，转向边际收益价格方向转变。也就是说美国众多的页岩油生产商正在接替传统的中东、俄罗斯石油生产商，成为机动的生产者。机动生产商恰恰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这些微小的市场恰恰是石油价格变动最重要的因素。

天然气的价格也正在走向独立和灵活。目前美国的天然气市场已发展成为高度竞争的天然气市场，天然气主要通过短期合同进行交易，天然气交易价格通过市场交易中心由众多买方和卖方竞争形成。无论是当地的管道天然气还是进口LNG，交易价格都与市场交易中心的价格指数挂钩。而目前欧洲由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和定价的天然气数量占其天然气销售总量的2/3。传统的盯住油价、照付不议的格罗宁根模式正在逐渐变化。随着近些年来国际天然气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俄罗斯改变了格罗宁根模式，不再盯住油价，照付不议,开始对欧洲的天然气买家进行打折销售。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十多年来中国的油气需求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第二大油气消费国、第一大油气增量消费国。过去三年, 中国年均支付的原油进口成本为1971亿美元、天然气成本为（含LNG）180亿美元，两者合计2150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级数字。

作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进口国，我国长期以来始终对能源安全高度关注，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患有“能源饥渴症”和“能源焦虑症”，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担心掐断供应；害怕切断运输；恐惧价格高企；考虑战争风险。乍看起来这一论断言之凿凿，但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推敲：一是将战争作为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假设是否合理；二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应只重视供应而忽略成本？

自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结束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化深入推进以来，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流动性最强、市场化水平和金融化程度极高的大宗商品，其商品属性已远远超过其战略属性。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油气依赖进口的“短板”，但实际上，国际能源产业链是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金融、信息、人才、制度八个因素共同组成的，而我国在这些方面都有足够的优势。

比如，真正影响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只有四个国家，我们称之为“千万桶俱乐部”，这就是中国、美国、俄罗斯、沙特四国。这四国中，美、俄、沙是供给侧“千万桶俱乐部”成员，日产千万桶、年产5亿吨以上。中美是消费侧的“千万桶俱乐部成员国”，同时中国的原油生产在世界上也能排到第六位。当然，“千万桶俱乐部成员国”中只有美国是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和原油消费国双重角色。美国成为供给侧和消费侧，拥有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影响。

随着国际油气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正在成为我们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结构性权力”，可以成为对外能源合作至关重要的议价工具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大战略价值，还没有形成以这种“结构性权力”维护自身能源安全，打造中国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发挥这种结构性权力，是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公司运营都应该着力加强的地方。

着眼世界油气市场和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变化，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所拥有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化“软肋”为优势，多策并举，更好地维护能源安全。

短期内，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既有中外油气合约的履行，外国供应商可能追究中国企业违约责任，中国相关企业可以疫情“非可抗力”理由争取与对方达成和解，避免违约赔偿；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设施效能，争取做到足额储备；国家相关政策主管部门也可考虑适当增加国内外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的强度与弹性，让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进一步接轨。

中期内，首先要加大国家石油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及商业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影响国际油气市场变化的能力，并更好地解决调峰问题。其次，要积极引导中外油气合作规则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变。随着国际油气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能源消费国的话语权迅速上升，而油气出口国则话语权下降。我们可以充分参考国际经验，修改油气长约贸易合同中照付不议等不合理条款，最大限度维护我方利益。以后新的合同也要以新标准来制定。更多参照现货价格定价，放松、甚至最终取消天然气捆绑原油价格。我们也要逐渐的改变取消照付不议这种对我们不利的条款。要根据市场的弹性来适时的调整我们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价格。同时，可进一步加大油气进口多元化力度，调动能源供应商向我国提供更优惠价格和其他条件。

长期来看，宜进一步推动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稳步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考虑到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宜对未来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进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布局。同时，还要考虑到，随着低油价时代的到来，很多大型油气开发项目面临的经济风险上升。有鉴于此，可适当放缓国内大型油气田开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而对于国外伙伴的油气开发特别是高风险的深水与极地项目，也要慎之又慎。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更加充分的参与到全球油气治理当中。目前全球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博弈在加强，同时全球油气合作正在形成新的态势。欧佩克、俄罗斯、美国已经开启了“欧佩克++”的模式。但是中国和其他的消费国合作相对滞后。我们还仅仅是国际能源署的观察国，没有充分参与到国际能源署石油共同储备机制当中。中日韩作为三个最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我们没有展开相应的天然气合作，亚洲溢价还存在。未来，如果中日韩形成LNG进口合作机制，对于维护共同利益的价值将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