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美方于当地时间2月2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尼克松图书馆举行相关活动。活动由尼克松基金会主办，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他强调，五十年前“改变世界的一周”体现了双方领导人非凡的战略远见、巨大的政治勇气、高超的外交智慧。他表示，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中美之间有竞争不可避免，而竞争需要规则，“上海公报”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

2月28日，为纪念尼克松访华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五十周年，中方亦于上海锦江饭店举办“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双方发言人均肯定了尼克松访华的积极意义，中美双方发言人均强调要克服敌意、偏见和零和思维，加强双方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公共问题。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将“脱钩”视为“新常态”是危险的，中美双方应保持主动和透明的接触。基辛格博士在线上致辞中回顾道，美国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他强调，中美双方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但是应保持积极的沟通与良好的态度。王毅国务委员在讲话中呼吁道，我们要坚持一中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大国责任。他强调，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再关上；世界既然走出了冷战，就不应再降下铁幕。

其中，雅各布·卢在视频致辞中提及乌克兰问题，中方对此做出简短回应。即，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相比之前的历次纪念活动，中美双方对50周年的纪念活动颇显低调。2002年访问30周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北京以纪念这一时刻。40周年之际，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强调中美关系长期稳定重要性的退休官员共进晚餐。

《美国之声》文章指出，拜登政府似乎在淡化尼克松50年前此访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俄伙伴关系的日益巩固以及俄乌冲突危机加剧。2020年拜登大选获胜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了合作的迹象，但这并不排除两国在多个重要领域的对抗性竞争，包括但不限于国防、情报、技术、贸易以及地缘政治。与此相对，2022年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双方有关部门和企业签署了14份合作文件。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冬奥会前会见。图片来源：路透社

对此，CNN文章表示：“某种程度上，这宣告了‘上海公报’所代表战略和时期告一段落，因为现在的中俄关系，显然比他们中任何一方与美国的关系都要密切得多。”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塞斯·琼斯表示：“我们（美国）现今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越是强调这一点（尼克松访华），就越有可能表明现今外交的失败。”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签署，为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保持接触与友善沟通是必要的。当今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双方政治高层间弥漫着言辞上的“他者化”与认知上的“差异化”。《外交学者》撰文表示，华盛顿对北京动机的公开判断整体来说是单一的，即后者对全球军事霸权的所谓追求。双方高层的公开谈判在言辞上均采取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方法。对此，美国总统有必要伸出积极的橄榄枝，与中国方面进行更为友好的对话，以寻求令双方都能感到舒适的和平交往方式。

五十年前，尼克松意识到，虽然双方的实质性政治问题或许根本没有解决的希望，但是只有通过接触和交往，才能了解到双方的底线与核心利益，进而划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行动边界。据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温斯顿·洛德回忆称，毛主席以“低调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对外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这对于华盛顿在国际交往中确定北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华盛顿“在不破坏其整体反共努力的情况下提出包容的工具性政策（如贸易）至关重要。”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尼克松总统于北京会谈。图片来源：NIKKIE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同样表明，中美之间的对话在言辞上并不需要是对抗性和否定性的。毛泽东对美国的民主选举机构的韧性颇为称赞，而尼克松则表示毛泽东对中国经济转变的领导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两位立场截然对立的领导人对彼此各自的领导力及其对国内社会发展的贡献，展示出了相互尊重的态度。

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五十年前，技术的发展使得外交表态中坚持自身立场与尊重对方异见的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对于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甚至是私下的讲话，国内外观众都能立即通过媒体知晓。这无形中促使领导人优先选择满足己方公众意见的言辞，尽管这些言辞在对方看来可能是并不十分尊重，甚至充满对抗性的。《外交事务》文章指出，即使闭门谈话的语气是和缓的，但部分犀利的公开言论让任何妥协都变得困难，例如去年三月双方在安克雷奇发表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应注意，即使是在自身严重关切的问题上，也应注重传递彼此尊重的基本信号。

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会谈现场。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72年的访问向世界表明，尼克松的外交方式并不纯粹扎根于意识形态，而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与中国接触、合作。对此，《外交事务》文章指出，尼克松访华的经验与其后美国五十年对华政策的事实成效表明，当美国务实地与中国交往、现实地关注与美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目标时，其对华政策效果最好；相反，在美国试图以政治工程向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时，它的效果最差。

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改造中国”。尼克松在冷战时期内的继任者，福特、卡特、里根，亦集中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而非寻求对中国的改造。

从尼克松开始，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动机显然是非感性且服务于核心目标的——制衡苏联、赢得冷战。对于美国来说，尼克松的接触政策立即重新设定了美苏的力量平衡，并改变了苏联的战略考量，为美国带来了实质性收益。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对美国安全收益的“直接贡献”，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因素在苏联于1972年5月与美国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1973年1月越南战争结束中的作用。

卡特亦同其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一起，努力与中国达成必要的合作。他于1978年表示，尽管他对保护人权有明确的承诺，但世界“必须容纳多样性——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布热津斯基亦表示：“我们承认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治制度，但我们并没有寄希望于通过与中国的广泛接触，以将其改造成美国的形象。”1984年，里根也承认了这一点。在里根结束了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后，他表示：“如果你谈论美国的共产主义，那么我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我从不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

1984年4月，里根总统携夫人南希访华。图片来源：人民网

在这之后，苏联的解体让美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历史的终结”为布什、克林顿等人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期望提供了“依据”。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解释他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时所说：“中国不只是在同意进口我们更多的产品；它是在同意进口我们最珍贵的价值。”其继任者延续了这一想法，不仅是中国，美国更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由主义霸权，试图根据其自身意向重塑世界。如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所说，这正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大幻想”。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同样不乏务实且急迫的合作理由——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和国际安全威胁、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问题，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定义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果将“苏联”置换成这些需要国际合作的重要问题，那么立刻就会发现，中美双方亟待突破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桎梏，进行切实可行、有益于人类整体的紧密合作。毕竟，采取这些行动的政治成本是相对较低的，而不采取行动的经济成本及人道成本却是极高的。

拜登如今在国内面临的处境与五十年前尼克松的处境颇为不同。尽管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在两年后辞职，但他在1972年的国内政治地位也比今天的拜登强出些许。更重要的是，在冷战期间，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声名在外”的“右翼”政客，对中美关系持“明显保守立场”的“鹰派”，才能去到中国，为建立中美外交关系奠定基础，而不至在国内遭遇“信任危机”。

相比之下，拜登在国内被视为一个“进步的国际主义者”，任何温和的暗示都会招致国会“鹰派”的猛烈批评。两党对中国急剧上升的对立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拜登对华政策的基调。更何况近一年来，拜登被认为应对阿富汗撤军的失败和乌克兰风暴的应对不力负责，他迫切需要摆脱这种处境。在对华态度这一问题上，拜登的实际选择空间十分狭小。

就尼克松访华而言，美国国内并不缺乏消极声音，他们认为尼克松的“赌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甚至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做出与中国接触的重大决定。2月23日，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道：“拜登政府现在是否对尼克松访华感到尴尬，并认为它不该发生？”虽然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否认了这一点，但这至少说明，美国部分声音认为尼克松访华并没有带来如其所预期的利益。《纽约时报》文章表示，多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高估了与中国交往的好处，而低估了其风险。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步骤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将自身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华盛顿一直专注于反恐战争，而没有考虑如何防止美国过于依赖一个可能有根本性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2月3日在记者会。图片来源：环球网

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北京和华盛顿，尼克松访华被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意味着它的作用范围早已超越中美双方——不仅是世界整体，它也对其他间接相关国家产生了个体性影响。

一方面，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与中国进一步交往的“背书”。1972年5月，时任多哥总统的纳辛贝·埃亚德马被记者问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原因，他回答说：“我们认为不能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亿人排除在联合国的程序之外。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美国现在已经开始与北京会谈，尼克松总统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存在。”

另一方面，这也引起了部分国家的“恐慌”，甚至形成了“尼克松冲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指出，最强烈的反应之一来自印度。此时，距离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仅过去10年，尼克松在中国的讨论记录显示，他很清楚自身行程将在德里引起的惊愕。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曾被问及“美国此前一直表示希望依靠印度作为亚洲对中国的制衡力量，这之后的印美关系哪里出了问题？”她回答说：“当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时，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更加强烈的反应来自日本。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震惊，且在尼克松于1971年7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时任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不久前从中国归来、及其本人将于1972年前往中国的消息之前，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前透露任何信息。对于日本来说，美国这一行为使其措手不及，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的“背叛”。

日本认为，它与美国的战后关系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整体交往的基石。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阿尔敏·梅叶事后指出，基辛格本人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事先通知日本。当时认为，日本无法保守这个秘密。同时，如果告诉日本，也必须要告诉其他有关各方，如台湾或者英国。梅叶回忆称，华盛顿确实试图将尼克松即将公开宣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变化通知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前一两个小时......他们的电话打不通......他给我回电话时，他的翻译不在身边，我让外交部的翻译过去，这需要时间。而当他们交谈时，尼克松正在发表演讲。”

《外交学者》文章指出，有观点认为，关于日本纺织品出口全盘占领美国市场问题的贸易争端，在当时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调。这可能是尼克松认为没有必要提前告知日本人，进而形成“第一次尼克松冲击”的原因。

但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举措都对尼克松的另一项外交策略——“尼克松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策略于1969年提出，其基本内涵即，每个美国的盟友均须各自负起自己国家的防卫责任，但有需求时美国仍将为各个盟友张开核保护伞。面临军事威胁的盟友将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非美国军队在当地的实际存在。

“尼克松主义”总体上为日本注入了“强心剂”，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强大的盟友，日本当时和现在都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日本也从“第一次尼克松冲击”（以及一个月以后的“第二次尼克松冲击”，即尼克松将美元从金本位制中剥离）中吸取了教训——日美两国国家是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彻底互通有无。

1972年1月，尼克松与佐藤荣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图片来源：The Diplomat

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是两国交往方式的一种代表，即尽管存在分歧，但仍积极寻求沟通和相互理解。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上海公报’发表暨尼克松访华50周年带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只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就能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