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2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多元世界与国际秩序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文科楼615室顺利举办。本次会议设有5大专题，分别为宗教与历史、国际政治思想、国际秩序变动、地区秩序构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师生踊跃参加。与会嘉宾立足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全方位探讨国际秩序转型背后的思想文化动因。

开幕致辞

研讨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杨原研究员受邀致辞。徐以骅教授指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继社会学转向后，开始出现文化学与宗教学转向，跨学科特征日益突出。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加强学科话语体系、人才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建设工作。本次研讨会正是鼓励青年国关学者开展学术创新的有益尝试。苏长和教授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亟须研究国际新秩序问题，从而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中心智库的育人特色相对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也开始积极构想未来10年的学术战略规划，力求让国际关系研究贴合时代风潮、满足国家需要。杨原研究员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示范效应和学术价值。他指出，本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视角多元，且讨论形式极为新颖，有利于参会学者开展高质量交流。

专题一：宗教与历史

第一专题聚焦宗教与历史，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黄月，讨论嘉宾分别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涂怡超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秦倩。

谢子卿：15-17世纪姆班扎刚果王国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动因：天主教与奴隶贸易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讲师谢子卿在“传教—贸易”的互动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刚果王国的天主教本地化历史。他认为，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全球传播主要有拉美的殖民征服模式与东亚的文明交流模式，而刚果王国的案例则较为特殊，其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刚果王国始终保有民族独立性，皈依天主教是其主动选择；第二，历代刚果国王基本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且主动宣誓效忠罗马教廷；第三，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刚果王国努力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但并未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西化”，而是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民族文化底色。然而，尽管刚果天主教在教会组织与神学礼仪等方面的本土化转型较为顺利，但在黑奴贸易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王国本身依旧处于文明边缘地带。事实上，近代西方崛起所形成的“中心—边缘”体系不仅涵盖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还涉及传统、宗教与种族。因此，非西方国家想要突破这种多层次的西方中心体系，不能单凭民族解放、政治独立与经济崛起，还应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争取文化与族裔平等。

王晓晶：十八世纪后藏活佛家族的分立与兴替初探：以六世班禅罗桑班丹益西家族为例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晓晶通过对比研究同藏文与汉文典籍，系统梳理了班禅六世的家世背景，展现出18世纪中后期后藏地区宗教贵族的家庭关系与发展模式。她认为，六世班禅桑班丹益西之所以能当时西藏最有影响力的格鲁派活佛，有赖于显赫的家族势力。从家庭结构来看，六世班禅的崛起动因包含拉达克与颇罗鼐地方政权的政治影响、地方苯教家族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世系的社会影响噶。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极为信任与倚重，而当后者圆寂之后，清廷对转世活佛的管理思路也开始出现转变，从大活佛全权代理逐步转向中央直接管理。在两次廓尔喀入侵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得以透过大活佛家族内部的世系互动，以及不同活佛间的亲缘关系，进一步理解金瓶掣签这一我国治藏制度的来龙去脉。

陶赋雯：当代日本二战历史记忆的“情感右倾化”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研究员陶赋雯从影视媒介的角度，探讨了当代日本二战历史记忆的“情感右倾化”现象。她指出，日本当前的二战影像叙事，日益受到集体记忆“政治即时性”需求的影响，擅于利用情节虚构，对历史进行色彩润饰与审美化叙述，从而建构新的历史景观，让民众沉浸在舆论营造的信息茧房，并为新世代构建“洗白去秽”的战争史观。通过把“新历史”植入到影视人物身上，电影已然成为除靖国神社之外，日本右翼借以煽动民粹思潮、开展情感动员、取悦政治民意、表演民族主义的新工具。部分日本二战电影在“反战与和平”的旗号下，巧妙利用主打“历史无辜论”的去政治化叙事，和主打“为祖先洗罪”的情感家族叙事，淡化乃至美化对外侵略罪行，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日本篡改历史记忆的行为，不但对中日关系产生极大影响，也毁损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黄先民：占婆C.43碑铭中所见勇贤铠天（vīrabhadravarmmadeva）王考

红河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助理教授黄先民采用语文学进路，对古占语刻写的C.43号碑铭予以重新释读，还原占婆君王勇贤铠天（vīrabhadravarmmadeva）的生平事迹。根据其研究，勇贤铠天是占婆第十四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同时也是开国君主胜狮铠天之子。在位期间，勇贤铠天对外开展武力征服，借北方战乱之概率军征讨并取得胜利，从而拓宽了占人的生存空间；对内利用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手段，巩固自身在占人心目中的至高地位，同时利用战争所得财富施舍塔寺，图乞王国长治久安。然而，单一君主的文治武功终究无法扭转占婆式微的命运。勇贤铠天去世之后出现了王位继承问题，导致最高权力落入其侄子摩诃贲该之手。于是，占婆国运开始急转直下，逐渐从一个能够抗衡北方越人政权的强大王国，退化为印支半岛东南沿海的偏安政权，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总而言之，勇贤铠天的励精图治缔造了占婆历史后期的短暂中兴，由此成为古代碑铭记载中的英雄人物。

涂怡超副教授指出，上述文章选题新颖、思维开阔，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内涵。历史研究、谱系梳理、情感分析和碑铭考据，均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国际关系研究唯有通过学科交叉反思过往，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秦倩副教授认为，传教与贸易是西方国家殖民非洲内陆的主要动力，而在黑奴贸易领域，阿拉伯人的参与早于欧洲人。刚果与西方世界的早期相遇具有典型性，值得深入探索。此外，日德两国的二战反思之所以存在形式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

专题二：国际政治思想

第二专题聚焦国际政治思想，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邱小鹃博士主持，讨论嘉宾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关系学院陈玉聃副教授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思洋副教授。

张帆：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以宇宙观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争鸣的基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张帆认为逐渐兴起的全球国际关系学、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等超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主要是由于讨论中存在的概念所指混淆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需将这些讨论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即人类宇宙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下，以此作为理论争鸣的基点。具体来说，可以以牛顿机械宇宙观的诞生作为重要的分类节点，将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与宇宙观相关的研究分为前牛顿宇宙观、牛顿宇宙观与后牛顿宇宙观，这就能够使现存的国关理论、特别是超越西方主流国关理论的争鸣之间找到对话的桥梁。以宇宙观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争鸣的基点，对使用中国传统文明智慧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文明互鉴以及提升我国在全球国关学界的影响力有重要的启示。

应焕强：民族主义抑或国际主义：孙中山的国际政治思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应焕强对孙中山的国际政治思想是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孙中山的国际政治思想需要结合他的各种政策实践来评析，孙中山对晚清民国时期国际情势有着较深的体认，作为顽强的民族主义斗士，他对世界主义高度警惕，认为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家立足、强盛的根本之道。总体上，孙中山的国际政治观是践行王道、公理、正义，国家间地位平等，享有完整的主权，能够自我纠正疏失，成为文明的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大同思想固然勾勒了革命愿景，但联合苏俄力量首要目的在于壮大其军事实力。孙中山亦非陈炯明所谓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在实力薄弱的情势下的无奈之举，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道义国际政治理论、共生国际政治理论都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色。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相应的国际政治理论支撑。孙中山对中国传统道义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避免走向理想主义的极端。坚守民族主义的底线，在国际社会上有限度地发扬道义精神，平等相待。

刘慧：伊朗国际新秩序观中的“公正”理念：内涵及文化渊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学院的刘慧副教授探讨了伊朗国际新秩序观中“公正”理念的内涵及文化渊源。古代雅利安人的信仰塑造了关于“公正”的波斯文化传统，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与各阶层各司其职的“社会秩序”相结合，保证了古代君王“公正之圈”的运行，什叶派思想的加入让伊朗民族拥有了反压迫、崇尚牺牲的价值观。随着历史的演进，当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时，寻求独立发展和完美公正政府，实现国际公正、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伊朗人“公正”理念的一个重要成分。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一直在寻求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伊朗现任总统莱西在2022年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为国际新秩序勾勒了清晰的轮廓，即“敬虔、意识、利他主义和多边主义”。其中，公平正义性既是新秩序构建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合法性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只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伊朗（波斯）、伊斯兰两个层面去探究“公正”的渊源，才能真正理解今天伊朗在国际舞台上，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提及的“公正”二字的真正内涵。

陈玉聃副教授认为对宇宙观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宇宙观这一概念所蕴涵的时间性、秩序性、包含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强调。对孙中山国际政治思想的分析应涉及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中心与世界主义之间保持平衡。对伊朗“公正”的思想，可以更多从比较的角度来入手，如果能够厘清伊朗的“公正”思想与西方之间的区别就有很大贡献。

赵思洋副教授认为对宇宙观的研究可以借助民间的地图、图像资料以及小册子等材料，它们代表普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通过这些资料丰富论文的论述，同时要关注文明转化过程之中的关键转折点。考察孙中山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与同一时期列宁、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异同、与全球思想史的联结，以及孙中山对于中国大同思想传统、亚洲主义与泛亚主义的影响。

专题三：国际秩序变动

第三专题聚焦国际秩序变动，主持人为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讲师谢子卿，讨论嘉宾分别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家栋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

张婷：后考底利耶时代下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嬗变与延续——以加曼达格国际关系思想为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张婷以政治思想家加曼达格为例，考察了后考底利耶时代古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延承与嬗变。她认为，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对古印度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而加曼达格则是后考底利耶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其著作《正道精华》全面继承了前者的逻辑框架并有所创新。在书中，加曼达格阐述了以“曼陀罗圈—六重外交原则—七重乌帕亚模型”为主体结构的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具体而言，曼陀罗圈是以霸权国家为中心、以威胁制衡为基础的联盟体系；六重外交原则用于管理曼陀罗圈中的国家间关系，包含缔造和平、发动战争、备战、保持沉默、两面下注与寻求庇护等政策选项；七重乌帕亚模型指代外交政策目标的实施手段，包含和解、补偿、分治、军备、外交冷漠、欺骗与魔法等行动方式。相较于考底利耶，加曼达格的国际政治思想更为审慎克制，不仅具有非暴力色彩，同时还赋予外交冷漠以战略内涵，兼具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

赖永祯：精英分化与央地权力分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制政权的存续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博士生赖永祯借助精英分化与权力分配视角，分析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制政权的存续原因。他认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两党制”政治秩序，源于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社会情境，即中央集权化和土地私有化所导致的精英分化。中央集权化增强了库尔德部族和宗教精英的影响力，而土地私有化改革则提升了部族精英的经济地位，并且间接推动了库尔德社会的城市化转型与民族主义革命团体的形成，由此导致精英阶层的内部分化。在伊拉克库尔德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这种精英分化结构转化为以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主的“两党制”政权形式。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库尔德政治精英通过参与协调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维系了“两党制”的运行。这一案例表明，族群政治并非全然建立在“族群共同体”这一单维度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互动模式，而是发生于中央政权塑造地方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且深受族群内部精英分化的影响。

李雪妍：族群与宗教冲突视阈下的尼日利亚恐怖主义活动——以“博科圣地”为案例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李雪妍以“博科圣地”组织为个案，考察了尼日利亚恐怖主义活动背后的族群与宗教冲突。她认为，自2002年“博科圣地”成立以来，尼日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呈指数级增长，全国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而族群与宗教冲突则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多族群与多宗教国家，尼日利亚自1960年独立以来，始终未能摆脱由族群矛盾和宗教差异所引发的政治冲突，而产业结构配置之错位与地区经济格局之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局面。在此背景下，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趁势崛起，通过强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武装力量与势力范围、与境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开展互动等方式，实现了极端化、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威胁着到地区安全形势。对尼日利亚政府而言，消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保障国内社会的稳定有序，仍然是一项艰巨挑战。

邱小鹃：批准或签署？印度对全球人权秩序的参与与拒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邱小鹃聚焦国际人权这一国际秩序中的具体功能性领域，依据联合国条约机构数据库，建构出用以解释国家行为体如何应对国际人权条约的规范—实践理论。她指出，通过引入“国家承诺可信度”与“国家—社会人权治理协同性”，国家行为体对全球人权秩序的立场选择可以分为护持、服从、逃避、破坏四种类型。其中，护持是指国家对全球人权秩序的维护和保持；服从是指国家遵守现存国际人权规范、制度与体系，在主观性存在自愿与强迫之分；逃避是指国家故意遵守维持国际规范或条约，但不遵守其目的，即以合法方式规避部分国际义务；破坏对应国家践踏全球人权秩序。研究显示，印度选择性地签署或批准国际人权条约，对国际人权规范的遵守参差不齐，由此表明印度对全球人权秩序的立场选择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因而人们很难用一个术语从宏观或整体上确定印度在全球人权秩序中的国家角色，而是需要观察和研究国际人权规范的不同维度与面向。

张家栋教授指出，要着重思考《正道精华》文本研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实用性价值与意义。对于印度参与国际人权政治的研究，要对自变量做出详细的解释。

任晓教授认为，围绕库尔德政权所处中东地区的地理环境，族群与宗教认同的多样性，以及库尔德政权形成过程中的国际干涉等因素进一步考察影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权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对于尼日利亚族群分析将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和混合治理进行更详细的论述会更加得当。

专题四：国际秩序变动

第四专题关注地区秩序建构，主持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李雪妍，讨论嘉宾分别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杨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尧。

王琛：主权建构、区域秩序与规范扩展：东南亚国际关系演化的“曼陀罗结构”——基于战略文化视角的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王琛探讨了东南亚国际关系演化中的战略文化演变。他认为东南亚地区的“曼陀罗思想”对该地区的国际体系形成和演化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他根据“曼陀罗思想”这一战略文化，结合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构建出东南亚地区现代国际关系演化的“曼陀罗结构”，这一结构是由中心一次边缘－边缘三层同心圆构成，分别代表主权的建构与维护、区域政治内部结构的整合和区域外部规范的推广。自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广泛建立，到今天东南亚国家对主权的发展与维护，以此为不同时期的中心，而由此延伸出具有东南亚本土特色的对地区安全、地区秩序、地区规范的构建和推广，这些构成了具有东南亚地区本土化色彩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化的“曼陀罗结构”。

张宁：从文明交融到文明冲突：东南亚高地政治秩序的演变（1850-1900）——以中、缅、老三国交界区域为中心的讨论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张宁从文明视角探讨了1850至1900年东南亚高地政治秩序的演变。他认为傣掸民族政权主导的东南亚高地区域，其政治生态受到传统东南亚政治文明曼陀罗体系的影响以及傣掸民族政权独立根据自身利益构建跨境的关系网络的影响。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文明在这一区域相遇，于是出现了“两属”土司这一独特现象。中华文明疆域版图观念排他性与东南亚曼陀罗体系非排他性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但中华文明在保持原则和保证有效治理的前提下，通过灵活的实践中的具体冲突事件，实现了两种政治文明在边界上交流与交融，形成了一种矛盾统一的稳定秩序。当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强势的形式引入这一区域，原有秩序的平衡立刻被打破，产生了新的问题。殖民帝国英国不得不遵守地区秩序传统，部分恢复间接统治，中国沿边经过大量军事镇压之后，设置大量小头目，与地方部族首领合作，恢复到和平稳定的状态。

黄月：大国平衡、成员间互动与东盟中心性构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黄月探讨了大国平衡、成员间互动与东盟中心性建构的问题。东盟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东盟在规模上得到扩大，其中心地位的构建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不仅成为东盟作为一个地区行为体的核心特征，也成为国际社会与之交往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但另一方面东盟的中心作用正在受到大国竞争的侵蚀，东盟成员国之间由于利益分化在一些核心议题上也难以达成一致。她认为东盟中心性地位的存续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大国之间的温和竞争以及东盟内部国家政策的相对一致性，一旦大国转向接近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即使东盟国家有较高的共识性也会因为实力的限制很难维持东盟在地区的中心性地位，而被大国提出的竞争性地区安排边缘化；相应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即使是温和状态，东盟国家内部如果产生较大的分裂，则会导致东盟中心性地位失去意义，成为一个仅有大国口头承认的空壳概念。

杨原研究员认为在讨论东南亚的战略文化时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曼陀罗中心与边缘结构与现代的主权原则相违背的事实。对东南亚高地秩序的研究，他认为，朝贡政权两属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例如高丽同时朝贡北宋和辽，朝鲜同时朝贡后金和明，朝贡与疆域归属如何区分，不同秩序的替代背后是哪些不同力量的介入这些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温尧助理研究员认为在研究东南亚区域秩序时时可以聚焦到东南亚战略文化，而不探讨中心与边缘结构。在探讨东盟中心性问题时，大国关系和成员国互动实际上是两个需要进一步理论解释的对象，并且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互相构建的关系，如何在后续理论中打开这个黑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专题五：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第五议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秦立志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常洁编辑、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孟维瞻讲师点评。

王悠：文化如何塑造性别政治过程与效果：日本、波兰与伊朗的案例研究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生王悠做了题为“文化如何塑造性别政治过程与效果：日本、波兰与伊朗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依据揭示出文化影响集体行动形成的四种机制的文化理论模型，通过对宗教环境多元且政治环境开放的日本、宗教环境单一且民主有缺陷的波兰，以及文化与政治环境单一的伊朗的比较案例分析，解释了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性别政治的过程与结果为何存在明显差异。

徐成：找回友谊：国际关系的朋友理论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成讲师做了题为“找回友谊：国际关系的朋友理论”的发言。他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忽略对国家间友谊的考察，儒家文化中的角色伦理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友谊回归提供一条可行的理论路径。践行“礼”与“义”的原则，即象征性互动和实质性互动，构成国家间友谊运作的两种相互促进的机制，形成四种类型的国家间友谊，此外，他选取中巴友谊和美英友谊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力图对国际关系的朋友理论做出实证检验。

秦立志：霸权国的海上遏制与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自主性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秦立志副教授作了题为“战略自主与大国崛起”的发言。他从战略自主性的角度，探讨了大国战略取向由克制转向冒进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认为体系位置趋于中心或侧翼、安全相互依赖形势趋于优势或劣势等两个维度造成大国战略自主性较高、较低或模糊，战略自主性通过战略目标设定、体系制衡压力、国家自主性和战略惯性发挥作用，决定大国的战略取向。最后，他通过对从古代帝国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略自主实践的长时段历史分析，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常洁编辑认为在探讨文化对性别政治塑造的案例中，需要对定义需商榷，需要概念集中，避免引入无关案例。此外，用复杂概念解释更复杂概念，逻辑链较长，需要注意中间变量的衔接。在探讨国际关系的朋友理论时，需注意朋友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理论边界，区分朋友关系的亲疏远近，并对案例研究的竞争性解释进行补充说明。在讨论霸权国的海上遏制与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自主性问题时，需要有明确的核心因果机制的思维导图，历史案例分析不用拘泥于时间次序来进行过程追踪，以及对战略自主的相关研究，应充分考虑到结构性变量与进程性变量的交互作用。

孟维瞻讲师认为要考虑天主教对性别政治认同程度影响，西班牙也是天主教国家，但它是全球第三个认同同性恋的国家，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基督教但是反对同性恋，此外要留意到资本在性别议题中的作用。在讨论国际关系的朋友理论时，他对就先有朋友这一角色定位再有相应的朋友行为实践还是先有朋友的行为实践再有朋友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讨论了中美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对于“朋友”的理解差异。

闭幕式

《国际安全研究》主编、编审谭秀英老师作为特别嘉宾在研讨会上闭幕式上进行了发言。她首先回顾了与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二十年来的友谊。她表示，多年以来，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文化相关议题的关注，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国际关系面临巨大的变化和挑战，国际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因此在分析国际问题时需要多元视角和开放的思维。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希望这种努力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谭老师强调了对青年才俊的鼓励。她表示，当今世界变化日新月异，年轻人们是未来的希望和主力军，年轻人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掌握新知识和技能。最后，谭老师祝贺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3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