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0日，洪都拉斯举行总统选举。洪都拉斯总统选举采用单轮投票制，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即使票数差距很小或候选人未获得过半数选票。这场选举受到了华盛顿的密切关注。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全世界的目光，包括我们自己的目光，都在关注洪都拉斯。”这场总统大选的重要性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介入而备受全球瞩目，计票过程的混乱与争议更让其成为观察特朗普对外政策的重要窗口。从美洲到欧洲，围绕着特朗普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跨越大西洋的“右翼联盟”。

图为2025年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的选票。图片来源：Reuters

截至12月6日，选举计票已进入第七天，结果仍难分胜负。在已统计的88%选票中，特朗普公开支持的保守派国民党候选人纳斯里·阿斯富拉（Nasry Asfura）以40.19%的得票率保持微弱领先，中间派自由党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拉（Salvador Nasralla）以39.49%紧随其后，两者差距仅约2万张选票；执政的左翼自由与重建党候选人里西·蒙卡达（Rixi Moncada）则以19.30%的得票率远远落后。值得注意的是，仍有约14%的选票存在不一致之处，需进行复核。

本次总统大选的选举争议从计票阶段便持续发酵。两位执政党的候选人对选举结果的公平性提出质疑。纳斯拉拉谴责洪都拉斯正在进行一场“选举政变”，这场政变涉及选票操纵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残酷干预”。纳斯拉拉公开指控，12月4日凌晨3点24分，计票系统屏幕突然“关闭”，疑似通过“算法更改数据”使阿斯富拉票数虚增。同时，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支持阿斯富拉，从而扭转了本有利于他的选情。事实上，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通过社交媒体发起攻击之前，纳斯拉拉的民调支持率确实一直领先。特朗普称他为“准共产主义者”，并指责这是“欺骗民众”和分裂保守派选票的阴谋的一部分。而蒙卡达则直指一场“选举政变正在进行”，并将矛头直指特朗普的“残酷干预”，威胁如果洪都拉斯选民不投票给阿斯富拉，就削减对洪都拉斯的经济援助。她表示，特朗普在选举前72小时内通过数字平台三次发声，明确反对她参选，称其“无法与美国合作”“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以削减经济援助相威胁。12月7日，蒙卡达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并表示该党呼吁其支持者参加游行、罢工和静坐示威，以抗议她所称的选举舞弊。

特朗普对阿斯富拉的支持，既有大量的口头表态，也有不少实际行动与政治威胁。在洪都拉斯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网站上敦促洪都拉斯民众选举67岁的阿斯富拉，称阿斯富拉是“洪都拉斯唯一真正的自由之友，如果阿斯富拉败选，委内瑞拉独裁总统马杜罗将接管洪都拉斯”。投票开始前几天，他宣布将赦免阿斯富拉所属国民党的前主席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这位因贩毒和武器指控在美国被判处45年监禁的前洪都拉斯总统，尽管这一做法饱受争议与批评。与此同时，特朗普在选举期间多次强硬表态，警告洪都拉斯方面“若更改阿斯富拉领先的初步结果，将付出惨痛代价”，将美国援助与阿斯富拉的胜选直接挂钩，称“如果他没赢，美国就不会白白浪费钱”。

从洪都拉斯的政治背景来看，特朗普的选择并非偶然。阿斯富拉所属的国民党长期倾向亲美、亲台，与右翼保守势力立场接近，这与特朗普试图在拉美推动“保守化、亲美化”路线的诉求高度契合。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支持阿斯富拉，特朗普及其盟友可能试图强化在中美洲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移民、缉毒、区域安全等议题领域。尽管阿斯富拉担任特古西加尔巴前市长期间饱受腐败指控，但其政治立场符合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目前来看，随着计票工作进入第二周，阿斯富拉的领先优势虽微弱但依然稳固。

这场选举不仅凸显出洪都拉斯内部政治分歧严重与民主法治制度脆弱的问题，更体现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于其他国家选举进程的影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独立选举观察员承认11月30日的投票过程平静有序，但后续计票的混乱、系统中断以及美国的公开施压，严重削弱了民众对国家选举委员会（CNE）的信任。大学生约书亚·莱内斯的表态颇具代表性：“我想相信国家的民主进程，但内心深处，我总是担心选举舞弊。”对洪都拉斯而言，若最终结果持续胶着，由外部干预激化的政治对立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对特朗普而言，这场选举正是他在拉美巩固保守派盟友的重要实践。

洪都拉斯的案例并非孤例，而是特朗普在拉美地区扶持右翼保守势力的一个缩影。“有人正不遗余力地将拉丁美洲国家拉向极右翼，并使其无条件效忠美国政府，”曾以选举观察员身份在洪都拉斯进行政治分析的劳拉·卡尔森说。“洪都拉斯是一个试验场。”从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莱到阿根廷的哈维尔·米莱，特朗普正通过经济援助、政治背书、高层互动等多重手段，试图在拉美构建一个以“意识形态一致性”为核心的保守派联盟。

特朗普对美洲右翼政党的支持，早已形成一套“政治背书+经济绑定+意识形态输出”的组合策略，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崛起与执政过程，正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体现。与洪都拉斯的干预逻辑相似，特朗普对米莱的扶持，本质上都是通过支持意识形态盟友，强化美国在美洲的影响力。

米莱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以电视评论员身份抨击阿根廷政治建制派成名，2023年底上台前便以“电锯砍公共开支”的激进主张吸引选民，其政治口号与行事风格深度效仿特朗普——不仅频繁引用特朗普言论，还借用“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的表述，被特朗普称为“彻头彻尾的MAGA”“我最喜欢的总统”。这种意识形态的亲近性，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

在2025年10月26日阿根廷国会中期选举前，米莱领导的自由前进党在在野党占据主导的国会中席位不足15%，其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面临重重阻力，加之失业率攀升、经济萎缩与腐败丑闻发酵，米莱的支持率持续下滑。而大量全球投资者也认为米莱未来自由市场计划的预期也不容乐观，开始大量抛售阿根廷债券和比索。在此关键节点，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大规模干预：一方面，特朗普称赞米莱是“彻头彻尾的MAGA”，并表示，此次救助“真正的意图是帮助一种能让阿根廷再次成功的良好金融理念”。特朗普公开表态，将美国对阿根廷的大规模援助与米莱所在政党的选举结果挂钩，称“若米莱政党输掉选举，美国可能撤回支持”。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实际经济操作为米莱“输血”——不仅买入阿根廷比索，还与阿根廷央行敲定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框架，以稳定当地货币市场、缓解流动性危机。

美国的干预直接改变了阿根廷的政治与经济走向。米莱在2025年国会的中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取得决定性胜利——他的“自由前进运动党”赢得了约41%的全国选票，使其在国会的席位增加了一倍多，而在过去80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政坛重要力量的左翼庇隆主义反对派仅获得32%的选票。这一胜利不仅为美国提供400亿美元的救助奠定了基础，更给该国历史上最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之一注入了新的动力。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经济学家、政策组织Equilibria的主管马丁·拉佩蒂(Martin Rapetti)说：“如果特朗普没有干预，我们现在就会陷入严重危机。”美国的资金支持暂时阻止了比索挤兑，改善了市场信心，也为米莱提升了政治资本。米莱则在公开场合多次感谢特朗普及其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称其帮助阿根廷“克服了政治攻击引发的流动性问题”，甚至将美国的援助协议称为转折点，将带来“雪崩般的美元”，承诺“我们的美元将多得数不清”。

特朗普政府并未掩饰干预阿根廷政治的真实意图。贝森特明确表示，与阿根廷的合作是“与盟友建立经济桥梁”，更是“扶持地区意识形态盟友、对抗中国”的广泛努力；特朗普则将米莱的胜选归功于自己，称“他以特朗普的身份参选，太完美了”，并强调“如果阿根廷做得好，南美就会有其他国家效仿”。这种将经济援助与选举结果挂钩的做法，被阿根廷庇隆主义反对派严厉批评为“干涉国家主权与民主进程”，唤起了美洲地区自19世纪“门罗主义”提出以来的集体记忆。

总之，从洪都拉斯到阿根廷，特朗普对美洲右翼政党的支持呈现出鲜明的共性：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保守主义+亲美”作为核心标准，通过经济绑定、政治背书甚至司法干预（如赦免埃尔南德斯）等手段，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治力量。这种做法打破了外界对特朗普“美国优先=忽视外政”的认知，揭示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逻辑——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纽带，构建亲美联盟，强化美国在关键地区的战略地位。无论是洪都拉斯的缉毒、移民问题，还是阿根廷的经济影响力，特朗普的干预都精准指向美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诉求。

图为特朗普和米莱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共进工作午餐。图片来源：Reuters

在欧洲的右翼保守势力联盟当中，中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位亲特朗普的领导人在中欧各国获得大量支持并上台执政。在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长期与特朗普保持着良好的互动，而自特朗普重返政坛以来，双方又借助俄乌谈判中的相似立场进一步加深了互惠关系。在波兰，获得特朗普支持的右翼候选人卡罗尔·纳沃茨基在今年6月赢得了总统大选。在斯洛伐克，该国总理罗伯特·菲佐也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总统。而在捷克共和国，另一位受到特朗普青睐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安德烈·巴比什也在今年10月赢得了议会选举，并开始组建新政府。

在这些右翼政治家当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无疑是特朗普路线在欧洲最具代表性的继承者。欧尔班曾多次飞到佛州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面、合影，并主动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称双方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和私人友谊。而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CPAC Hungary上，他则以东道主身份反复出场，把匈牙利描绘成“反觉醒、反移民”的样板国家，公开为特朗普站台，宣称“如果特朗普还在任，欧洲不会有战争”。而特朗普也同样高度赞赏欧尔班，他多次称欧尔班是“伟大的领导人”“了不起的绅士”“好朋友”，强调自己罕有为外国政要背书，却愿意为他破例，认为欧尔班“为匈牙利做得非常出色”。这种持续、高调的个人化背书，在美国保守派和全球右翼圈子中大幅抬升了欧尔班的政治身价，使欧尔班被塑造为“特朗普在欧洲的人”。

而双方在俄乌议题上紧密互动更加加深了两国之间在地缘战略上的互惠关系。从俄乌战争爆发后，欧尔班几乎把“让特朗普回来”当成自己的外交标语，他把结束俄乌冲突与特朗普重返白宫直接绑定，从而为特朗普的选举造势。而近期，特朗普的俄乌 28 点方案公开后，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大加赞赏，称这证明特朗普“下定决心要结束俄乌战争”，并表示：“华盛顿终于在推动和平，而布鲁塞尔只会继续要钱给乌克兰。”与这种在舆论场上为特朗普的俄乌方案造势相配合，欧尔班在欧盟内部还多次利用匈牙利的成员国否决权给援乌方案踩刹车：既在 2022 年威胁否决欧盟对乌克兰 180 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又长期阻挡约 60 多亿欧元的军援补偿基金发放，还在对俄资产冻结问题上反复扬言动用否决，以至于欧盟最终通过把约 2100 亿欧元俄央行资产“无限期冻结”、改用紧急条款和合格多数表决，专门绕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否决风险。而特朗普也在能源制裁上对这位“前哨盟友”投桃报李：2025 年 11 月特朗普和欧尔班在华盛顿会晤后，美国宣布对匈牙利继续使用俄油俄气给予制裁豁免，匈牙利为“友谊管道”和“土耳其溪”管线拿到了一年期的全面豁免。尽管白宫方面强调期限有限，欧尔班对内宣称这份豁免是“完全、无限期”的例外，并公开把这份协议归功于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除此以外，欧尔班借助CPAC Hungary为欧洲极右翼政治家搭建联络平台，推动所谓的“爱国者联盟”以呼应全球MAGA运动的浪潮。CPAC Hungary 是美国保守派年度大会“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的匈牙利分站，自 2022 年起固定在布达佩斯举行，由美国保守联盟与匈牙利亲政府智库“基本权利中心”共同主办，吸引美国共和党政客、欧洲极右翼党魁和各国保守派人物齐聚一堂。欧尔班在会上高调攻击“觉醒文化”、移民和 LGBTQ 权利，大谈“上帝、祖国、家庭”，一边为特朗普造势，一边把匈牙利包装成反自由主义和“非自由民主”的成功样板，引导欧洲保守派向华盛顿的特朗普路线看齐。而特朗普同样在给 CPAC Hungary 的视频致辞中为其高调背书，称自己将与欧尔班一起“领导全球保守运动”，而特朗普的这一背书在右翼世界里将欧尔班塑造成了仅次于自己的重要枢纽人物。

除了中欧，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都蔓延开来，在英、法、德这些欧洲主要强国，极右翼政党尽管还未上台，但都成为了这些国家中对目前的执政党最有挑战力的在野党。在德国，2025 年 2 月大选后，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已经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二大党，是当前德国政坛最具声势的反对党。在法国，代表极右翼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占据国会142 个议席，也是法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尽管其政治领袖勒庞被司法排除在总统选举之外，但该党仍是 2027 年法国总统选举的主要竞争者。而在英国，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已经成为英国注册党员最多的政党，在近期的地方选举中也表现强劲，对工党和保守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在德国，选择党把自己明确界定为“MAGA在欧洲的战友”。12月6日，特朗普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把欧洲描绘为正在面临“文明被抹除的危机”后，选择党方面快速响应立即表示支持“民族主义复兴”，称美国这份报告“印证了选择党多年来对大规模移民威胁文明的警告”，并宣布他们即将前往华盛顿与 MAGA 共和党人会面。而自去年开始，选择党便与特朗普政府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发表完抨击欧洲建制派的演讲后，没有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而是选择与选择党的共同主席魏德尔会面；而当德国情报机关将选择党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替选择党发声公开痛批这是“伪装成民主的暴政”。特朗普阵营这种跨大西洋的政治庇护，让选择党得以用来自美国的支持为自己在德国国内的激进口号争取更多的正当性。

相比于选择党仅是在右翼立场下与特朗普阵营保持良好互动，英国改革党更加彻底的挪用了MAGA运动的象征资源和组织策略。英国改革党的前身是“脱欧党”，在核心政治人物奈杰尔·法拉奇重新执掌该党后，其开始全面模仿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并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吸纳了大量英国公众入党。英国改革党先是模仿“MAGA”打出“Make Britain Great Again”式口号、又仿照特朗普政府设立一个专门砍政府开支的英国版“政府效率部”（DOGE）。而英国改革党的政治主张也全面继承了MAGA运动，从缩编官僚到削弱监管，从主张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到撕毁多项国际公约，全面对接特朗普的反移民、反“觉醒”议程。而特朗普也为这个英国版的MAGA领袖多次提供了象征化的背书，他不仅多次在社交媒体和演讲中称赞法拉奇，还在今年 9 月在白宫会见了法拉奇，将他作为“让英国再次伟大”的盟友形象进行推销。

2025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文件的欧洲章节中，特朗普政府反复警告欧洲面临“文明被抹除”（civilisational erasure），指责欧盟官僚和主流政府“践踏民主原则以压制反对派”。而在这种叙事框架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写出要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培育对欧洲当前轨迹的抵抗”，鼓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盟友”推动一种“精神复兴”，并鼓励欧洲的极右翼联盟，称“那些爱国的欧洲政党影响力的增长，确实给人极大乐观”。与以往美国官方文件强调“共同捍卫自由民主”不同，这版国家安全战略把欧洲一方面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问题上“自负其责”，另一方面又将欧洲描述为陷入“觉醒、移民、官僚主义”的失序大陆，需要华盛顿通过支持那些“爱国政党”来纠偏。

这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一经发表，欧洲的右翼政治家们立刻将其解读为美国对自己的强力支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盛赞新战略“是近年来最重要、最有趣的文件”，认为华盛顿终于“精准理解了欧洲的文明式衰落”，承认欧洲走到了经济死胡同、价值和民主受到威胁，并宣称“我们终于不再孤军作战”。而德国选择党（AfD）则几乎把这份文件当成大洋彼岸的“官方认证书”，强调特朗普政府与 AfD“有共同关切”，从而进一步把自己塑造成在“大西洋两岸共同争取保守复兴”的一员。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保守派圈子里，波兰右翼议员博萨克、匈牙利爱国者基金会主席拉斯洛等人也普遍欢迎这份文件对欧盟官僚、人口变迁和言论管制的批评。

从模仿 MAGA 的竞选叙事，到和特朗普阵营保持密切互动；从CPAC Hungary的右翼大联合，再到借用特朗普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文明正在被抹除”的意识形态话语。欧洲右翼政党争相表现自己与特朗普阵营亲密的私人关系和保守右翼的意识形态，从而为自己的激进议程争取一种“来自美国的合法性”。

特朗普的MAGA运动及其“美国优先”口号，曾让外界误以为他对他国政治缺乏兴趣，但其在拉美（洪都拉斯、阿根廷、萨尔瓦多等）及欧洲的一系列举措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定义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核心，已不再是传统的“民主与威权”（democracy&autocracy）之争，而是清晰的左右翼分野——他对巴西左翼总统卢拉充满敌意，却对阿根廷右翼总统米莱展现出“无限的财政慷慨”；对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总理梅洛尼保持密切关系，同时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AfD）、西班牙呼声党（Vox）、英国改革党等欧洲极右翼政党。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外交策略，正在重塑全球政治格局。

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乔·拜登（Joe Biden）等前任不同，特朗普对输出民主毫无兴趣。他热衷于输出的是其国内政治议程——反移民、反“觉醒”（anti-woke）、反环保。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仅仅落后美国一个选举周期，并预计欧洲大陆在未来几年将出现急剧的右转。欧洲右翼人士似乎也认同这一判断，甚至已着手组建某种跨国阵线。一个名为“欧洲爱国者”（Patriots of Europe）的新兴右翼政党集团已经出现，他们誓言要“让欧洲再次伟大”，并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视为效仿的典范。就目前而言，特朗普以意识形态划界、以利益绑定为纽带的右翼联盟建构，已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洲与拉丁美洲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实质性成就。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反觉醒、民族主义复兴” 的叙事已实现跨大西洋、跨美洲的扩散，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右翼话语体系；从政治实践来看，特朗普的干预已直接改变多国选举进程与政治走向，正在逐渐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跨国右翼网络。这些成果不仅打破了 “美国优先=孤立主义” 的认知误区，更证明该联盟已从零散的政治互动，发展为具备明确目标、多元手段与初步组织形态的地缘政治力量，其对全球政治版图的重塑效应已初步显现。

然而，尽管一个向特朗普靠拢的欧洲右翼联盟正在逐步成形，但这个联盟内部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欧洲的中间派民意仍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法国国民联盟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高度相似，但在美国务院代表团提出要公开声援勒庞、把其司法判决包装成“被迫害的反对派”时，党内担心过度贴近特朗普会损害其在法国选民心中“为法国而非为美国服务”的民族主义形象因而婉拒了白宫。而在意大利，出身极右阵营并深受特朗普青睐的梅洛尼执政后则明显往中间靠拢：在对外政策上始终坚持亲欧、亲乌、反俄的立场，一边与欧委会密集交易、一边在国内尽量维持“负责的保守派”形象。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制度设计也在对激进右翼获取权力形成约束：在德国，所谓的“政治防火墙”依旧生效，基民盟等大党仍然坚持拒绝与选择党（AfD）组阁，因此即便其民调逼近 20%，仍难以真正进入执政政府。而英国的一轮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也使得类似英国改革党这类的新兴政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功。在 2024 年大选中英国改革党拿到 14.3% 得票率，却只赢得议会中的5 个席位（约 0.8% 的席位）。而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冲突而言，从欧洲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拆解现有自由主义欧盟体系的渴望，与欧洲右翼政党的“主权诉求”可能产生冲突——即便亲特朗普的领导人上台，也未必会投桃报李，无条件接受美国的新型控制。而且，非自由主义右翼的崛起可能引发欧洲深层经济与政治危机，进而导致“争夺欧洲”的局面——俄罗斯、土耳其、海湾国家等都可能借机扩大在欧影响力。更关键的是，特朗普的政策疏远了欧洲自由派建制派，而后者曾是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核心盟友。若欧洲民粹右翼失势，自由派继任者可能对特朗普政府充满疑虑，反而削弱美国在欧洲的长期影响力。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保守派联盟内部的撕裂同样显著。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民调显示，在欧洲，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已完全取决于对特朗普的态度：极右翼政党支持者普遍对美国政治持正面看法，而主流选民多持负面态度，这种极化程度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中史无前例。在拉美，美国的干预虽短期扶持了亲美政权，但也激化了当地的政治对立与反美情绪——洪都拉斯的选举争议、阿根廷的主权抗议，都可能成为未来反美运动的导火索。特朗普的意识形态输出可能在短期内扩大美国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将加剧地区分裂，甚至反噬美国的战略利益。

回到洪都拉斯与阿根廷的案例，特朗普在美洲构建的右翼联盟面临着更现实的考验：被扶持的右翼领导人多存在明显缺陷——阿斯富拉深陷腐败指控，米莱的激进政策引发国内争议，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政权不稳定，进而让美国的投入“打水漂”；同时，美国将援助与选举结果挂钩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当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加剧了民众对“外部操控”的怀疑，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归根结底，特朗普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构建的右翼保守派联盟，是一种较为脆弱的利益共同体。它既存在权力与利益的内在冲突；也可能因政治领袖的政治命运波动而动摇。无论是拉美还是欧洲，特朗普的干预都在撕裂当地社会、重塑地缘格局，但最终能否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仍取决于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与外部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