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绝不唯命是从，我也不是个女巫，”苏茜·怀尔斯（Susie Wiles）说，“我想时间会证明我是否有作用。”

从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之于里根，到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之于福特，那双敢于直视总统的眼睛往往是元首意志与国家理性之间最后的缓冲带。但在特朗普的政治宇宙里，规则从不是先验前提，忠诚往往胜过专业，直言冒犯常被视为背叛。那么，在这样一位朝令夕改、独断专行的总统身边，白宫幕僚长（chief of staff，又称“白宫办公厅主任”）还能否扮演传统意义上的“守门人”？

12月16日，《名利场》（Vanity Fair）记者、畅销书《守门人》（The Gatekeepers: How the White House Chiefs of Staff Define Every Presidency）的作者克里斯·惠普尔（Chris Whipple），从白宫西翼撬开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秘闻。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白宫幕僚长的女性，苏茜·怀尔斯具有卓尔不凡的政治才能，是那个始终坐在镜头之外、却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掌权者”。在这组石破天惊的的专访中，她的坦率令人脊背生寒。她谈论特朗普有“酗酒者般的性格”；直言副总统万斯是“十年来始终如一的阴谋论者”，其政治转向不过出于算计；质疑马斯克是公开的氯·胺·酮使用者；甚至平静承认，特朗普的某些司法行动就是政治报复。她既为总统辩护，又在关键事实前毫不退让地纠偏。

当混乱被管理、激进被流程化、个人意志被包装成协调后的国家决策，特朗普是否反而变得更危险莫测？而怀尔斯究竟是在为美国政治止血，还是在帮助一种我行我素的权力运作获得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合法性？

《名利场》刊发的这篇采访发布后，白宫群臣非但没有急于撇清干系或愤怒指摘，而是众志成城地献上了一场精心编排的忠诚大合唱。怀尔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指责报道“断章取义”，是“别有用心的攻击”。随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内政部长道格·伯古姆（Douglas Burgum）等近二十位高级官员公开发声支持她，就连曾被她嘲讽的预算主管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以及特朗普本人，也纷纷为其背书。副总统万斯甚至在公开演讲中自嘲可能确实是一名“阴谋论者”，并强调怀尔斯是“总统所能要求的最佳幕僚长”。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表示，目前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怀尔斯更胜任她现在的工作。白宫新闻秘书盛赞她是“总统最忠诚、最重要的顾问”，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亦发文称：“当其他所谓的朋友离开时，苏茜始终站在我父亲身边。”

在保守派舆论场中，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将争议的矛头直接指向白宫本身，认为不应允许像《名利场》这样的自由派刊物获得深入采访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类媒体天然带有政治立场，采访本身即意味着为对手提供攻击素材。右翼媒体《联邦党人》主编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在社交媒体上直言，她对部分右翼人士试图获得左翼媒体认可的行为感到反感，并认为这种做法既无必要，也缺乏现实意义。《加州邮报》评论版编辑乔尔·波拉克（Joel Pollack）则指出，他难以理解共和党人为何持续向“立场对立、并试图削弱其政治基础”的主流或中间偏左媒体提供采访便利，并强调记者不是共和党的政治盟友，尤其是《纽约时报》和《名利场》这类被认为与民主党议程高度重合的媒体。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达娜·洛施（Dana Loesch）亦提醒共和党政治人物不应对传统媒体抱有过高期待，认为即便白宫态度友好，也难以换来真正中立或积极的报道。

部分评论进一步将讨论引向传播策略层面。体育与政治评论平台OutKick创始人克莱·特拉维斯（Clay Travis）建议，共和党今后应尽量避免接受传统媒体的深度采访，而转向直播或“准直播”形式，直接向公众传递信息。在他看来，传统媒体往往通过选择性摘引塑造叙事框架，而直播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发言的完整性与语境。这种态度甚至在白宫高层内部得到呼应。副总统万斯以玩笑的方式表示，“如果有人从这篇《名利场》的报道中吸取教训，我希望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少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

保守派阵营对《名利场》采访的防御姿态反而凸显了怀尔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重要地位，也侧面反映了白宫幕僚长的“守门人”身份。水门事件核心人物、尼克松时期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曾在回忆录在《迷途野心：白宫岁月》（Blind Ambition: The White House Years）中批判了“帝王总统”的危险倾向。他表示，总统试图超越宪法与国会的约束，将行政权力扩大到极致；如果幕僚阿谀奉承，不敢仗义执言，总统便会愈发一意孤行，最终导致政治灾难。迪恩强调，优秀的幕僚长必须敢于“对抗”，而非“迎合”。

特朗普显然不是一个易于“对抗”的上司。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选用了四位白宫办公厅主任，其中一位以代理身份工作了一年，侍奉难度可想而知。怀尔斯将特朗普的行为特征形容为“酗酒者式的性格”。这一比喻源于她早年与酗酒家人相处的经验，意指一种高度自信、抗拒外部纠错、并由情绪驱动决策的特征。面对这样的上司，怀尔斯调整了自身定位。副总统万斯如此概括她的理念：“人们有一种想法……即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总统、影响总统……而苏茜的观点恰恰相反：她是一个促成者。美国人民选举了唐纳德·特朗普，她的工作就是促成他的愿景，并使之成为现实。”

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当总统已形成明确意向时，怀尔斯的工作重心转向如何高效执行，并管理可能产生的后果。例如，在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相关人员的议题上，她曾提出区分不同情形处理的建议，但在总统坚持整体赦免后，她便转向关注执行细节。在关税政策上，尽管内部存在分歧，她仍指示团队围绕总统设定的方向进行修补和调整。她不需要评判决策本身，而是致力于让行政机器有效运转。

特朗普对怀尔斯的倚重或许正源于怀尔斯务实的决策转译能力。他并不期待来自幕僚长的价值评判，而更需要一种将个人判断转化为行政指令的能力。怀尔斯恰恰擅长巧妙地将“意气用事”整理为可操作、可辩护、可在官僚体系中流转的政策文本，从而与总统形成一种以效率为基础的合作关系。怀尔斯不需要通过制衡获得权威，而是在执行层面展现出自己不可替代。因此，她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权力运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

在特朗普治下的白宫，总统的注意力是稀缺且高耗的资源。特朗普思维跳跃、议题发散，任何试图全程深度参与的尝试都可能被卷入情绪风暴。在此环境中，真正的权力体现在择机而入的智慧，而非持续在场陪伴。在怀尔斯的辅佐下，特朗普的白宫正从一个充斥宫廷阴谋的戏剧舞台，转变为一个指令清晰、分发高效的中央枢纽。她大幅减少了第一任期泛滥的泄密，简化了决策流程，建立了以绝对忠诚为基础的垂直汇报链。当然，特朗普冲动、反复的决策风格未曾改变，但其执行却变得前所未有地高效一致。这种秩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极大放大了其政策冲击力。

怀尔斯清楚特朗普身边都是怎样的人，对他们的动机和弱点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在不打乱整体结构的前提下，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在特朗普的政治体系中，这种能力值得所有人敬畏。特朗普的竞选工作人员曾透露，特朗普称赞怀尔斯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有时甚至称她为“苏茜·特朗普”。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苏茜·怀尔斯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管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政策的执行过程，并控制其衍生影响。这既体现在她与椭圆形办公室外特朗普政治盟友的互动中，也贯穿于关税、军事行动及移民执法等关键领域，更涉及对司法工具政治化使用的内部应对。

如果说怀尔斯代表的是以传统政治技艺对冲混乱的内部力量，那么马斯克则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最具破坏性的外部因素。根据怀尔斯在采访中的描述，马斯克有极具个性化的行事风格，常以极端工作节奏推进改革，甚至白天睡在行政办公楼内。这种近乎不设边界的投入方式在白宫内部引发了明显的不安。

马斯克试图将硅谷式的组织逻辑直接移植至联邦政府体系。通过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马斯克主导了一轮大规模行政重组：多个项目被迅速关停，大量雇员被解雇，既有流程被跳过或重置。在支持者看来，这是对官僚体系积弊的必要清理；但在熟悉政府运作规律的怀尔斯看来，这种高度压缩、缺乏缓冲的改革方式存在不小的风险。

相关影响很快体现在具体政策层面。随着部分对外援助项目被冻结或中断，非洲多地的免疫接种计划受到波及，持续运行二十余年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亦面临执行受阻的局面。怀尔斯并未在内部讨论中以道德或情感诉求展开反对，而是将争论焦点集中于行政执行的边界问题。她指出，即便在特朗普签署的冻结对外援助行政命令中，也明确保留了“拯救生命援助”的豁免条款，而部分执行措施已明显偏离这一限定。

这场拉锯也清晰暴露了怀尔斯权力的界限。她或许可以通过引入国务卿鲁比奥等建制派人物接手善后，在一定程度上修补极端政策的外溢效应，却无法从源头阻止这种破坏性改革的发生。尽管怀尔斯本人坚称自己不愿纵容妥协，但从结果上看，她所建立的协调与缓冲机制客观上为马斯克主导的改革提供了持续运作的制度空间。

外部批评随之而来。比尔·盖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公开抨击相关政策后果，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正在以改革之名伤害世界上最贫穷的儿童”。而在白宫内部，怀尔斯的工作重心则转向程序与人事层面的修复：通过重新分配职责、恢复部分审批流程，尽量降低行政体系的失序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怀尔斯的角色并非阻止混乱的发生，而是试图将其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她所面对的并不是是否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在既定政治意志下，如何避免改革以不可逆的方式侵蚀政府的基本运作能力及总统自身的政治资产。

在苏茜·怀尔斯的叙述中，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的生成与推出呈现出一种高度即兴、缺乏稳定边界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移民执法、关税工具的使用，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准军事行动上。《名利场》的采访披露了怀尔斯如何将讨论重心从宏大的政策口号拉回到具体而冷硬的执行层面，也由此显露出暴力如何被嵌入日常行政流程之中。

“解放日”关税政策的出台过程充分暴露了白宫内部的失序状态。面对从10%到100%不等的税率方案，各派顾问之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决策机制一度陷入事实上的停摆。怀尔斯对此采取的并非正面否决，而是一种控制变量的策略：既然无法阻止关税本身，她便转而调节政策发布的时点与叙事方式，并尝试引入副总统为局面降温。最终，市场的剧烈反应迫使政策暂缓执行。外界多将此解读为总统的让步，而在怀尔斯的视角中，这更像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争取到的一段缓冲期。

相比之下，对外行动所呈现的后果更为直接。以打击毒品走私为名，特朗普政府授权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特定船只实施致命打击。官方表述将其界定为禁毒行动，但在怀尔斯的私下谈话中，这一行动被置于更清晰的战略语境中：通过持续的军事施压，削弱并迫使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让步甚至下台。面对“战争罪”指控和无辜渔民死亡的报道，她一方面表示“或许需要更认真地审视”，另一方面仍认同总统所判断的那样，称这不只是执法，而是一场战争。此外，怀尔斯也对特朗普的亲以立场有所保留。在以色列议会的胜利演讲中，特朗普语气强硬，赞扬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武装部队，却未提及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此前，特朗普在另一次行动中称赞内塔尼亚胡是“战争英雄”。谈及此事时，怀尔斯皱了皱眉。“我不确定他是否完全意识到，”她说，“这里有些观众并不喜欢这样。”

这种逻辑同样体现在国内移民政策的执行中。数百名委内瑞拉人被错误遣返至萨尔瓦多监狱，其中甚至包括被误抓的美国公民。这些严重后果在怀尔斯的表述中被概括为“错误”。她似乎接受了这类附带损害，将其视为推动总统整体政策方向所不可避免的成本。

在这一层面，怀尔斯作为“执行者”的一面显现出来。她或许会在内部对执行方式的粗糙有所保留，但在公开层面与行政流程中，她确保政策持续推进、不被中断。国家机器在此并未失控，而是被有效动员，并沿着总统设定的方向运行。即便这一方向本身充满争议。暴力不再表现为失序或例外，而是被程序化、文件化，并通过行政链条不断向外扩散。

如果说政策层面的激进仍可被解释为理念差异或执政风格的延续，那么特朗普对司法系统的运用则更直接触及美国政治运行中的规范边界。怀尔斯在采访中提到，那份“90天清算期”的非正式约定本意是为总统的强烈情绪设定一个时间框架，让针对政敌的行动在执政初期集中释放，随后逐步回归常态。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设想并未成立。对特朗普而言，报复并非阶段性安排，而逐渐演化为一种持续存在的政治动能。

针对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以及前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司法行动，怀尔斯并未加以掩饰，而是直接将其描述为“报复”。白宫内部似乎已经习惯了将司法手段政治化。在她的叙述中，这类行动不是滥用权力，而更像是一种对先前不公的回应。她并不将自己视为纵容者，而是将总统置于“受害者”的位置，认为协助其讨回公道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判断方式也构成了她处理诸多敏感议题时的共同底色。

在爱泼斯坦档案问题上，这种双重标准表现得更加明显。怀尔斯一方面承认特朗普的名字出现在相关名单中，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其行为弱化为“年轻单身时期的社交往来”。她对司法部长邦迪以空文件夹示人、向网红“公开档案”的做法不乏讽刺，这既反映出她对行政失当的轻蔑，也显示出她对将严肃司法议题转化为政治表演的排斥。此外，怀尔斯在涉及比尔·克林顿的问题上罕见地纠正了总统的说法，明确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克林顿曾前往相关岛屿。但在更宏大的政治叙事中，怀尔斯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1月6日事件参与者的赦免讨论中。怀尔斯试图在内部区分暴力行为与非暴力参与，主张有限而有条件的处理方式，但这一建议很快被否决。在特朗普的决策逻辑中，忠诚度往往优先于司法裁决本身。当出现分歧时，总统立场自动占优。怀尔斯的不同意见只能停留在记录之中，难以改变最终走向。

一个更高效、更少泄密、更强调纪律的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民主制度而言究竟意味着何种变化，是围绕“怀尔斯现象”产生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讨论并不止于个人风格评价，而是指向权力运行方式本身的转变。

作为白宫幕僚长，苏茜·怀尔斯并未试图改变总统的决策风格或性格特征。相反，她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执行层面的组织与协调：通过对流程、节奏与信息通道的管理，使一个以冲动性和高度个人化著称的权力中心，在外部呈现出相对稳定、连贯的运作状态。她并未削弱总统决策的主观性，而是降低了这些决策在行政体系中落地时的摩擦成本，从而提升了整体执行效率。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白宫西翼，传统意义上作为制度最后缓冲的“守门人”已然消退。幕僚长不再主要负责对总统意图进行规范劝阻或价值校正，而是更多承担起将既定意志转化为可执行方案的技术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围绕权力核心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风险管控、流程优化和执行效率为导向的运作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对决策内容本身作出价值评判，而是专注于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其最大化落实。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许已不是特朗普明天会如何大放厥词，而是怀尔斯们所打造的这套去道德化、可复制、可持续的执行体系，将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话语一步步固化为不可逆的政治现实。她让混乱变得有序，也让危险变得日常——这或许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留给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最深远、也最令人胆战心惊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