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天主教会迎来历史性转折——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Robert Francis Prevost）被历史性任命为天主教会领袖，以教宗利奥十四世（Pope Leo XIV）之名执掌教廷，成为首位美国籍教宗。美国是全球第四大天主教徒人口国家，在第一位美国籍教宗的名字公布后，祝贺之声随即涌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首位美国籍教宗的当选是美国的莫大荣耀，期待与新教宗会面。而作为天主教徒，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都表达了祝贺之意。万斯在社交平台X上面写道：“我相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及其他基督徒，将会为他成功领导教会的工作而祈祷”。卢比奥说：“这对天主教会而言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时刻，在2025禧年之际，为全球超过十亿信徒带来新的希望与延续”。

然而，新任教宗利奥十四世并未因美国身份形成政治立场的“身份绑定”。尽管新教宗的风格被认为比前任教宗方济各要更内敛，但利奥十四世上任后，延续了教廷一贯的“社会训导”（Social Doctrine）立场，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实践置于天主教“共同善”（Common Good）的伦理框架中进行审视与批判。这使其与美国保守派天主教的激进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2025年以来，其针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气候治理及外交战略的密集批评，引发了国际政治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堪称21世纪的“政教之争”。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并非始于今日。他与前任教皇方济各（Francis）在移民和民族主义等议题上早有龃龉。方济各曾以宗教伦理为依据直言“只筑墙不架桥者非基督徒”，而特朗普则以“宗教干预政治”为由反击教宗对其信仰的质疑。

对于强调民族利益、主打MAGA叙事的特朗普而言，这类批评既难以忽视，又不易化解。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与“基督在世的代表”，新任教皇的言论不仅具有宗教色彩，其所代表的更是一种跨越国家边界的“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在全球天主教社群历经长期宗教社会化过程中，教皇所持立场常被赋予超然于世俗政治纷争、兼具伦理示范意义的权威性与公允性。传统上，罗马教皇避免介入世俗事务造成信徒之间的分裂，一般不愿意对世俗事务发表倾向性的意见。这一独特的权威地位使教皇对任一世界强国领导人的公开批评，都可能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维度引发连锁反应。事实上，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当代世界宗教对国家内政与外交议题的巨大影响。然而，目前国内的时政评论以及国际政治研究对宗教因素的关注与剖析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教宗利奥十四世公开批评特朗普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影响，进行一点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一是移民议题。早在利奥十四世正式就职前，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交媒体账户转发了《国家天主教记者报》（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的专题报道，对副总统万斯以基督教“契约伦理”为移民驱逐政策辩护的言论提出批判，强调“耶稣并未要求我们对他人的爱进行排名”，副总统万斯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是“错误的”。在当选为教宗后，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对长期居留移民的大规模围捕及强制遣返行动，教宗通过设立“移民禧年”（Jubilee of Migrants）等方式持续施压，将移民问题从单纯的公共政策议题提升至“宗教责任”与“伦理义务”的高度，形成对世俗政权的伦理制衡。并且，在2025年9月30日，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的住所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反对堕胎，但我却赞同美国对移民的非人道待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支持生命权”，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强硬移民政策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批评。随后，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发表了看法，反驳了教皇利奥十四世对移民待遇的担忧，称她“不同意本届政府对美国非法移民存在不人道待遇的说法”。

二是死刑议题。教宗在涉及美国国内社会辩论（如堕胎与刑罚）时，提出了比传统政治标签更广的“一致生命伦理”（Consistent Life Ethic）理解。他强调，反对堕胎却赞同死刑或忽视其他生命尊严议题是不完整或矛盾的“生命至上”（pro-life）立场。这一论述虽未直接指向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却精准切中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保守派阵营的核心分歧点：美国保守派长期将反堕胎作为“生命权”议题的核心抓手，但却将恢复死刑、支持严苛刑罚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部分保守派认为，死刑不仅能对恶性犯罪形成有效震慑，更是对受害者正义的伸张，与“保护生命” 的价值内核并不冲突。教宗的“一致生命伦理”则打破了这种割裂的认知，通过强调生命尊严的不可分割性，间接批评了美国保守派（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在生命议题上的选择性诠释。

三是气候变化议题。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之际，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5年9月23日，特朗普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将全球气候治理政策斥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绿色骗局”，他告诉其他世界领导人：“如果你们不摆脱这个绿色骗局，你们的国家将会失败”。对此，利奥十四世在纪念《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通谕发表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回应，他明确谴责气候变迁怀疑论者是在破坏上帝创造的世界，并重复了方济各的话：“有些人选择嘲笑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迹象，嘲笑那些谈论全球变暖的人，甚至把影响穷人最深的事情归咎于他们” 。

四是对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的批评。2025年11月，美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在加勒比海海域完成战略集结，与委内瑞拉形成军事对峙态势。教宗随即发表声明：“华盛顿若致力于推动委内瑞拉的政治变革，应优先采用外交对话或经济合作等和平手段，而非诉诸军事推翻马杜罗政权的极端方式”，其立场清晰展现了对美国单边干预主义的伦理批判。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维系成为另一争议焦点。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必要性”提出质疑，将“优先改善美俄关系”列为外交重点议程，这一战略转向遭到利奥十四世的公开批评。利奥十四世表示，特朗普的一些言论表明，有人试图“破坏我认为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的联盟”，“可能动摇后冷战时代形成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架构，损害当下及未来全球治理所需的多边联盟基础”。并且，他强调欧洲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的“地缘政治主体性”，呼吁构建“以欧洲为主体、包容多边参与的谈判机制”，反对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和平框架。

最后是地区性冲突议题矛盾。在巴以冲突与乌克兰危机两大地区热点问题上，教宗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呈现显著分野。利奥十四世明确将“两国方案”作为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伦理可行路径。2025年11月30日，他在从土耳其飞往黎巴嫩的飞机上对记者表示：圣座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并强调：“教廷愿以中立第三方身份承担调解职责，推动巴以双方在‘领土公正’与‘人权保障’的基础上达成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却与教宗利奥十四世的“两国方案”并不相同。特朗普提出了以“停火与和平计划”为主轴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Gaza peace plan），该计划在官方文件中未明确承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计划被批评为过度侧重于停火机制和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而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诉求以及难民回归等核心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此外，特朗普在联合国威胁一些国家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甚至在一些场合表示不会承认“巴勒斯坦的回归权”，显示出他在巴勒斯坦国家承认问题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甚至否定的立场。

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进程主导权问题上，双方分歧同样突出。特朗普提出“乌克兰和平框架”，旨在通过谈判实现冲突降级和停火，但因缺乏欧洲主要国家实质性参与，遭到国际社会质疑。教宗利奥十四世则多次强调，战争发生在欧洲大陆，欧洲领导人应团结寻求解决方案，单靠单一大国或排除欧洲的外交框架难以达成持久和平。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欧洲国家，因为战争对欧洲影响深远。教宗主张通过对话、外交和谈判结束战争，而非依赖军事胜利或单方面压力。此种主张直接挑战了美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主导地区冲突解决的霸权逻辑，体现了教廷基于“地缘伦理”的冲突调解理念。

图为12月9日，教皇利奥十四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教皇官邸会晤结束后向记者致意。图片来源：Axios News

从宗教信仰格局来看，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的世俗化演进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美国基督教信仰在近年呈现一定程度的衰退态势，但从人口信仰结构来看，美国依旧是基督教信仰群体占比超过60%的国家，而美国天主教徒则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4年大选后发布的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天主教徒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5%，而白人天主教徒的支持率高达62%。而且，宗教参与程度越高的选民，越倾向于在大选中将选票投给特朗普。由这一结果可见，天主教徒是美国总统大选中典型的“战略性摇摆群体”（Strategic Swing Bloc），对红蓝阵营的支持率相差无几。然而，就天主教选民的投票动机而言，该群体的政治认同呈现显著的“非宗教绑定”特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80%的受访美国基督徒认为“虔诚的宗教信仰与对特朗普的政治批判可并行不悖”，其投票倾向更多取决于政策主张与自身利益诉求的契合度，而非单纯的宗教身份认同。这表明，特朗普若要维系天主教徒的长期支持，必须回应其核心诉求，不能仅仅诉诸“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带来的固定身份认同。

图为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2016、2020、2024三次总统大选中不同宗教群体的投票偏好调查。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就天主教徒的政治倾向而言，天主教徒在堕胎、宗教自由、家庭价值观等议题上偏向保守，这与同样坚持保守立场的特朗普较为重合。但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在移民、扶贫、国际合作等议题上强调的“人类尊严”“团结共同体”等理念，又与特朗普的强硬路线形成根本冲突。在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看来，移民并非纯粹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种对弱势者的责任伦理。特朗普政府的驱逐与限制政策，让这些信仰者处于“政治价值与宗教价值错位”的困境中。因此，教宗利奥十四世的批评正冲击着特朗普的天主教选民基础。虽然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新教福音派）不太会受教宗影响，但在宗教和解的时代，传统天主教徒选民与其他温和基督新教徒选民，则可能因伦理困境而选择消极投票、弃投，甚至转向更符合其宗教伦理的温和派政治力量（民主党）。这种“静默的流失”（silent attrition）虽然未必迅速动摇特朗普的基本盘，但足以削弱特朗普联盟的广度。尤其是在中西部铁锈地带、东北部工业区等天主教人口密集的关键摇摆州中，任何选民群体的流失，甚至“几个选区和每个选区的几张选票”都可能足以决定胜负。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社群的组织化传播网络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政治影响。美国天主教社群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弥撒、慈善活动、堂区网络构成一种半正式的公共讨论场域。美国天主教教会的弥撒讲道、堂区圣经学习小组、天主教学校教育等构成稳定的垂直信息传播渠道，教宗的批判言论通过这些制度化载体持续渗透，形成对选民的“长期议题压力”（Long-term Issue Pressure）。因此，只要教廷维持对特朗普政策的批评，这些言论便会持续在基层社群中累积效应。皮尤研究中心的追踪数据显示，宗教参与度（以每周参与弥撒次数为指标）与特朗普支持率呈正相关，但此类高参与度选民也最易受教宗权威言论的影响，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与2028年的总统大选中，该群体的政治倾向可能因此出现实质性松动，成为影响选举格局的关键变量。

更深入来看，教宗的批判不仅冲击了特朗普政府的“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基础，事实上构成了对美国MAGA政治思潮正当性的挑战，还将对特朗普的党内权威造成不利影响。特朗普建构的“强势领袖”与“被拣选者”政治形象，在跨国普世伦理与宗教权威的伦理审视下呈现“合法性赤字”——即面临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名，牺牲弱者与国际责任的道德质疑。面对教皇的公开批评，特朗普的回应空间受到限制：若继续强硬反击，容易被解读为拒绝接受道德审视；若选择沉默，则显得立场动摇。由此，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特朗普虽积极为部分议员候选人站台，但其争议形象可能因宗教界的负面评价而成为议员竞争选举中的“负资产”，尤其在被视为关键摇摆区的选区，这种“反向背书”效应或削弱其背书效力。若共和党未能在中期选举中维持众议院多数，特朗普的政治光环将加速褪色，其党内主导地位也可能遭遇系统性挑战，标志着“特朗普时代”的渐进式终结。

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一般指的是物理性的力量，即它以其所具备的经济、军事力量或地缘政治优势，让别的国家接受它的想法，按它的意志行事。而教廷作为国际社会中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虽不具备军事与经济硬实力，却拥有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与伦理号召力，尤其在欧洲、拉美、非洲等区域具有深厚的社会渗透力。当教皇批评某一国家的政策时，其影响往往不是直接施压，而是塑造国际舆论的伦理框架。换言之，教皇的批评不仅是宗教立场，也是一种“软性外交抵抗”，削弱特朗普在国际外交与跨过伦理议程设置中推行“美国优先外交”的正当性空间。例如，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被教廷定义为“不尊重”“缺乏人道”，这会促使国际媒体、欧洲外交官、人权组织在讨论美国时自动附着类似的道德标签。这种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会增加美国在移民、难民、国际合作等问题上的谈判成本。因为美国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时间与公关努力，才能摆脱“不道德的强国”的形象。

与此同时，在欧洲政治传统中，教廷的言论常被视作“道德指南针”。尽管欧洲国家高度世俗化，但天主教在欧洲社会文化中的根基仍然深厚。因此，当教皇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或外交策略提出批评时，许多欧洲领导人往往乐于借此强化自身对美国政策的质疑。特朗普若在外交议题上选择“绕过欧洲”“降低多边机制角色”，而教皇又公开维护欧洲参与国际事务的正当性，那么特朗普的外交选择将进一步面临合法性压力。在乌克兰和平谈判、跨大西洋合作等问题上，教皇支持欧洲介入、反对美国主导。这将使美国在与欧盟互动时，面对来自政治与道德的双重阻力。

而在第三世界，天主教在拉美、菲律宾、部分非洲国家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尤其针对拉美移民的强硬举措，已经让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形象受损。教皇利奥十四世的公开批评，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弱势者不友善”的印象。在这些国家，教皇被视为弱势者的保护者、贫民的代言人。其对美国移民政策的谴责引发该地区民众的广泛情感共鸣。特朗普政府针对拉美移民的强硬措施本已引发区域社会不满，教宗的伦理批判则将这种分散的不满情绪凝聚为“反美舆论共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协定谈判、军事合作项目面临更大的社会阻力，出现持续性的“外交信任赤字”（Diplomatic Trust Deficit）。在国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国际形象的重要性并非虚无，它影响着谈判氛围、议题设定与合作意愿。特朗普政府若无视这些结构性变化，可能在全球南方遭遇持续的信任赤字。

更严重的是，教皇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会对美国的“软实力”构建形成不利影响，极大威胁其跨国伦理议题构建能力与话语权。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在环境、移民、难民、人权等跨国议题上的立场都趋向收缩。而教皇的批评正好集中在这些领域。由于这些议题高度伦理化，美国在国际组织与多边论坛中本应具有更高的话语主动权。但当教廷不断指出特朗普政策的伦理问题时，美国在这些领域的议题塑造力便会下降。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提案更难获得道德支持，欧洲、加拿大、甚至拉丁美洲国家可能利用教廷的言论作为外交论证素材，国际媒体会更频繁地以“伦理批评”框架审视美国外交，美国在全球的文化与价值观输出受到限制。这是典型的软实力消耗，而软实力一旦受损，其恢复往往需要数年，甚至需要新的政府来重塑形象。

在中世纪历史中，教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双剑论”（Two-Swords Theory）曾是概括教权与王权关系的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源于对《路加福音》22:38与《马太福音》22:21的政治神学解释，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教宗格拉修一世（Pope Gelasius I）在494年写给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的著名书信《Duo Sunt》。其中，格拉修一世系统阐述了灵权（司祭权）在救赎事务上更高于王权，帝王在精神事务上须听命于司祭，而司祭在世俗事务上亦尊重帝王秩序的理论。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与教皇思想家进一步将其概念化，将“两剑皆由教会持有，但一剑委托给世俗君主使用”作为论证教皇至上权的基础。

进入近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教权虽逐渐衰弱，但宗教权威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解，教宗依旧掌握“灵权之剑”——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当选对东欧剧变产生的深远影响，便足以证明教宗跨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现实意义。从政治史视角来看，这类来自宗教权威的道德批评，往往具有长期的制度化影响力，绝非简单的媒体争议所能比拟，教宗利奥十四世对特朗普的批评便是这一逻辑在当代的典型体现。

从国际政治的长时段逻辑看，利奥十四世对特朗普的批评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世界秩序，也不会直接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但它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若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四种权力网络”（IEMP model）视角来看，教廷与特朗普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权力”（ideological power）对“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的制衡。曼认为，意识形态权力之所以能够跨越疆界，是因为它能够塑造集体信念、定义合法性来源。而从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来看，教皇的批评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谴责，而是一种通过话语（discourse）构建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的过程。福柯强调，现代权力的运作形式并非压制，而是通过生产可被承认的知识来塑造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由此，利奥十四世的言论之所以对特朗普构成持续性压力，并不依赖于他拥有军队或经济资源，而是因为他能够影响全球舆论、媒体叙事、国际组织的话语结构。当利奥十四世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界定为“不人道”或“极度不尊重”时，他实际上是在重塑一个全球性的伦理框架，使美国行政权在道德意义上被“相对化”。此时，美国政府的移民与外交政策被置入一种新的“真理场域”：它不再只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策略，而成为全球伦理辩论的对象。特朗普越试图以民族主义或强硬姿态回应，这种话语张力就越强，使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叙事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这并不会立刻削弱特朗普的行政能力，却会对其长期合法性基础造成侵蚀，使其内政与外交更易遭遇阻力。在未来的政治演进中，特朗普能否承受这种压力，将决定其政策路线是否能够持续，或是否需要向传统的国际合作与伦理框架作出某种程度的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