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化表达，符号在实现信息传播、价值传递和社会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助于构筑共同的叙事体验和认知理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所强调：“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符号是联系受众交往沟通的基础中介，并依托语言、图像或是文化等元素的具象化叙事表征，进而实现意义传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拥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也贡献出诗词、典籍、服饰、建筑等形式多元的文化符号载体。这些符号载体不仅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核心价值，也是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底气的重要组成。

各类中华文化符号虽然具有历史传承绵延不断的经典性，但由于年代久远、审美形式传统，要真正进入数字社会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被他们高频接触和广为接受并不容易。纵观近年来流行的中华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挖掘传统文化作品背后创作者的主体视角和时代背景、增强当代青年群体与传统文化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化作品魅力基础上的人性魅力和人性视角，是比较有效的传播符号建构策略。这种人性叙事策略被运用于中华诗词、中华典籍、中华服饰、中华建筑等多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创新传播中。

（一）中华诗词符号中的人性叙事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以唐诗宋词为典范的“中华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发展而积淀下的文化经典，以情感表达和记忆传承承载着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形象。中华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中的重要文化符号载体，以语言外在表征进行意象传达，进而激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满足了受众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追求。青年群体以亲身体验持续感知中华诗词内嵌的诗词歌赋、名人轶事中的人性叙事感染力，可获得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符号的浸润式体验。

国风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自2023 年暑期档上映以来票房不断攀升，反映了李白等诗人多舛的人物命运和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将进酒·君不见》《行路难三首·其一》《登鹤雀楼》《别董大》《燕歌行》……《长安三万里》中的四十余首经典诗词伴随李白、高适为代表盛唐“顶流”诗人群像的剧情发展而生动演绎。这些中华诗词借助人物故事与时空场域，让青年群体在观赏影片的同时，进入到大唐长安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场景，感悟到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以及无奈于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命运波折。比如，当观众看到影片中所引用的经典诗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创作场景和人物经历，体会到李白的释然和对生活永葆纯真的人生态度。而这首诗词符号又向青年群体折射出了“自由豪迈”和对待生活“不屈不挠”的人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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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抖音短视频创作者“意公子”以苏东坡为其叙事对象，依托短视频数字平台讲好东坡故事，辐射中华诗词和传统文化，这种人性叙事也是面向青年群体浸润式传播中华文化的典型范例。例如，她引用苏轼诗词“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演绎解读苏轼旷达心态的人性叙事；解读“苏东坡”诗词作品的背后也是向青年群体传递“即便种种磨难也绝不低头”乐观豁达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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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搭载中华诗词符号文本，以电影情节、镜头叙事、视频形态、个性解读等方式呈现在荧幕大屏或手机小屏中，不仅更容易以浸润式传播方式将青年群体带回 “意像境界”，而且也有利于唤醒青年群体对中华文明的“血脉觉醒”，进而促进青年群体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体验和情感共鸣。

（二）中华典籍符号中的人性叙事

中华优秀文化符号内涵意蕴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意义提供了内在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典籍作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形式，是中华文化永葆青春的源头活水，也是滋养中华儿女精神世界的重要养分，还是诠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和介质载体。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创设“历史 + 现实”的时空互动场域，以故事演绎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具有典型代表的经典古籍，并依托通俗易懂的言说表达和舞台展演打造浸润式受众体验，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典籍与当代青年群体的情感体验、学习体验和生活体验相连接，进而引发青年群体关于中华文化的深度思考，在与典籍符号互动的叙事体验中强化受众的认知共鸣。一方面，以中华典籍为浸润式传播叙事脉络，串联起青年群体对于中华文化的体验认知。自《典籍里的中国》开播以来，《尚书》《开工天物》《史记》《本草纲木》《论语》《道德经》等闻名中外的中华典籍依次展演，打破了中华典籍跨时空叙事的电视传播窠臼，以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通俗方式呈现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典籍，使得典籍里的文字能够融合于视听媒介，呈现在青年群体面前，实现原始文本的吟诵再现。另一方面，《典籍里的中国》以数字技术“活化”中华典籍，以典籍创作者和主持人撒贝宁对话的方式，增强了中华典籍人性叙事的亲和力和真实性，让当代青年群体能够以浸润式的体验感增进与典籍所内蕴的思想智慧心灵相通。在第一季收官之作中，《典籍里的中国》综合“影视+ 表演 + 访谈”等创新性叙事手段，以音乐舞台剧的形式动态演绎了中华典籍《传习录》，利用互动仪式增强文化认同的叙事手段向青年群体解读了中华传统文化“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思想真谛。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典籍里的中国》以数字化手段“活”化典籍文化符号，青年群体在参与音乐舞台剧表演体验的同时与典籍符号产生情感和意义互动，进而强化青年群体的知识体验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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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服饰符号中的人性叙事

我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汉服作为古代传统服饰文化的代表，一直延续至今且受到欢迎。汉服不仅是中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服饰符号象征载体，同时也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近年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文化符号，汉服在青年群体中实现了“破圈式”流行，成为激发青年群体了解、热爱和认同传统文化的重要动因，且与诗词、典籍等传播形式不同的是，汉服作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表达，更容易在消费、文旅等高频的生活体验过程中实现浸润式传播。

青年热衷“汉服热”的背后，凸显了中华汉服文化符号的审美吸引力和感召力，更体现了当代青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底蕴的喜爱和认同。“汉服之盛，盛在洛阳”。洛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古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为汉服的发展、传承和流行提供了基础；汉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服饰符号载体，与洛阳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有机相融。为此，洛阳还专门举办了大量与汉服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数字化汉服展演《寻迹洛神赋》、“神都奇幻志”汉服剧本杀、洛邑古城非遗传承馆汉服制造展以及“隋唐洛阳城·国风穿越节”沉浸式汉服展演等，以期借助汉服符号载体促进青年群体的叙事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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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洛阳九州池举办的“隋唐洛阳城·国风穿越节”沉浸式汉服展演活动，就集汉服文化符号与青年群体身体体验于一体，实现面向青年的浸润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期间，身穿汉服的演员利用实景演绎的呈现方式，再现了《捣练图》经典情景图画，从女性劳作的形象描绘让受众感受到了盛唐时期的人文风情；而受众也从传统单向度的汉服视听节目观赏，转向身穿汉服参与互动的沉浸体验中。实际上，汉服从“小众穿搭”到“大众流行”出圈打卡传播的背后，反映出汉服在青年群体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也逐渐意识到了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载体的象征意蕴。这样一来，“汉服热”不仅是青年群体对汉服文化的主动消费和积极选择，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兴趣增量和认同强化。

（四）中华建筑符号中的人性叙事

“建筑可阅读”，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不同时期的建筑既反映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更在与历史事件、名人的相遇中承载大量文化意义。中华建筑符号在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精髓的物化形式和介质载体，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及其知识传播技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文物载体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智慧宝藏。

重庆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遗产，开创了世界石窟造像史上的“大足石刻时代”，大足石刻以石窟建筑图像化手段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尤其是对儒家孝道文化创新性的叙事解读。“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足石刻中《父母恩重经变相》以连环画的石刻建筑图像构成，诠释了父母养育子女成长的艰辛过程，生动再现了古代家庭人伦关系。此外，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和赋能也实现了大足石刻石窟建筑的立体化复原。重庆市大足区《天下大足》创设了智慧体验新空间项目，采用数字化人物复原技术向受众讲述大足石刻的开窟造影史，揭示出一段当代青年颇有兴趣的“人”的故事：昌州刺史韦君靖割据东川，在大足储兵囤粮，以“节度使”的名义当起一方霸主，他受佛法感染，试图赎罪，便在龙岗山的石壁上开凿多闻天王……大足石刻开凿的故事，拉近石窟建筑图像与受众间的距离，通过视听传递和图像感知强化受众参与感，进而让观众在欣赏大足石刻石窟建筑图像的同时，体验到大足石刻石窟建筑背后的人性叙事。可见，作为一种凝固在岩石画壁上的建筑文明，大足石刻每一处画像建筑不仅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其符号资源的影像再现和人性叙事增强了青年群体对建筑历史和文化的体验和学习兴趣。

以中华诗词、中华典籍、中华服饰和建筑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介质载体，存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智慧和深刻记忆。这些中华文化符号讲述着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人性叙事，是面向青年群体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传播的关键要素。除符号建构中的人文叙事之外，还要综合应用符号数字化、交互化和商品化等传播形式，“活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表达形态，让其富含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性叙事得以有效提炼并且跨越时空场域限制，实现更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浸润式传播。

（一）浸润式传播的数字化表达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传播逐渐形成“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深度融合，多种传播机制叠加与联动的新型数字传播”，为中华文化符号载体与数字科技融合提供新手段。中华文化的符号表征与数字化媒介技术的融合共促，经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叙事和影像再现，可实现符号意义的价值意蕴彰显。数字化技术在实现中华文化符号跨越时空异域传播的同时，也能实现符号传播创新中的叙事表达，将中华文化符号表征中的人性叙事内容融入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媒介形态中，以增强青年群体的参与体验、增进其情感共鸣。

数字化赋能中华文化符号的表达形态创新，主要注重“在场叙事”体验的营造。所谓“在场叙事”体验，是通过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媒介传播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文化符号与受众载体在实体场域下的情感联系，使得中华文化符号叙事更显沉浸感和吸引力，进而赋予中华文化符号表征 “原生状态”数字化传播意义，建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主体与青年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叙事意识。比如，故宫博物院“数字化展演”以创新传播媒介、重构传播场域等手段，让封存在记忆中的 “紫禁城”建筑“活”起来，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在场叙事”实践，展现了中华建筑符号里内蕴的文化智慧、文化思想和文化价值。

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表达，主要包括两方面策略：一方面，运用数字化展现，结合受众对“物”的人性需求以及“紫禁城”中华建筑文化符号作为数字化线上展演叙事特点，满足青年群体足不出户“在场观展”的具身体验。2022 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翩翩新燕来”数字文化发布会，并推出《紫禁城 365》APP，方便受众在线欣赏故宫馆藏的珍贵文物。这款 APP 集“美图、知识、答题、故事”等四种线上体验模式，贴合当下青年群体碎片化阅读习惯。青年网民在线上客户端了解故宫历史文化背景，以全景沉浸式手段欣赏故宫文化，领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化虚实融合技术，对故宫进行场域复原，以浸润式的媒介传播形式，激活受众对于故宫建筑符号的情感共鸣和文化共享。此外，还在利用数字技能“活化”中华文物符号实现影像再现的同时，结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传播手段，让受众挥动手指就可以领略文物“莲花绽放”，如故宫博物院运用数字科技，以裸眼 3D 技术将故宫文物“粉彩鹭莲盘”进行三维立体视觉图像化呈现，打破了原有中华文物展现的时空场域限制，进而以具象化、沉浸式的叙事体验产生文化共鸣。由此可见，将数字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符号的叙事传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和创新介质载体，以浸润式叙事传播体验，可有效促进青年群体更生动地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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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浸润式传播的交互化体验

数字媒体在赋能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过程中，可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实现更强的交互体验，促进中华文化叙事与青年接触需求之间的融合。媒介符号与青年群体间的交互体验有助于激发受众参与兴趣，能够在其构建的时空场域中激发他们的文化感知和互动分享，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知识认知和价值判断，进而让文化符号互动参与深入人心，持续提升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

在传统符号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作为抽象“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价值理念如何连接时空场域并实现与青年群体的有效传播一直以来都面临不少困难，其原因之一在于文化价值传播流通中的“身体缺席”。而基于媒介符号与青年参与的交互体验则打破了这一传播困境，使得“沉默抽象”的价值理念实现“把事物本身，把事物沉默的本质引向表达。

敦煌莫高窟以其多元丰富的壁画、浮雕和彩塑闻名于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思想融合的艺术瑰宝，也是彰显中华文化价值意蕴的文化符号。为更好提升受众的互动体验，敦煌莫高窟推出“飞天”专题实践，该项目基于敦煌海量数字资源，利用虚实结合的数字技术，在莫高窟内打造虚拟孪生世界。受众观看数字影像过程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浏览敦煌壁画，同时还能够“打卡”九色鹿、3D 大佛等虚拟图像，实现与敦煌莫高窟文化符号的“互动接触”。另外，敦煌莫高窟还创设了洞窑沉浸式体验舞台剧《乐动敦煌》，融合媒介技术与舞蹈团队对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浮雕进行具象化演绎，依托《观灯踏歌》《随嫁》《盛世华章》等沉浸式舞台剧“通过切身化的人物行动展现出来，叙事空间通过人物切身化的行为获得生命力”，进而让壁画中的“乐舞盛景”得以生动再现。这样一来，文化叙事的“身体”通过现实场域实现对敦煌莫高窟文化符号的排列组合，使得受众在“观看”舞台场景的同时体验到“身体在场”，进而领会文化符号叙事表达所内嵌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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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符号叙事的“在场”表达，实际上也是把敦煌莫高窟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引向“可感知”“可体验”“可触摸”的价值演绎，以超强的沉浸和交互体验有效唤醒潜在受众在观看数字化舞台剧表演时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记忆。实际上，经由数字赋能、融合多种媒介叙事的表达形态，正在让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等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营造与青年群体间的交互体验，让他们更加自然地与传统文化叙事进行互动，增进其对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浓厚兴趣和深层认同。

（三）浸润式传播的消费化文创

近年来，中华文化符号作为可供消费的现象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中华文化的外在符号表征正深层、普遍介入当下青年群体的消费叙事空间，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潮文创热”。这类文化产品融合中华文化符号元素和现代时尚审美观念，将能够体现中华文化思想基因的文化符号巧妙地融入产品设计中，进而吸引一大批青年消费群体，满足了他们对本土文化审美、时尚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进而在文化符号日常消费行为下增进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国潮文创热”现象反映着青年群体全新的价值偏好。“人们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可支配货币拥有情况的反映，更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认同行动”。国潮文创产品从“小众认同”到“大众认同”的商品化消费转变的背后，表达了青年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自信和认同。“商品不仅是物质上被生产的物品，而且是刻印了某种文化的东西”。青年群体对于某一文化产品进行消费行为时，不仅会关注该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特性，也会关注该产品的社会属性和文化表征。而国潮文创产品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表征与数字科技、现代审美于一体，在彰显中华传统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同时也能够在青年群体中受到广泛欢迎。比如，北京冬奥文创吉祥物“冰墩墩”，把蕴含有“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符号投射在国潮文创产品之中，以生动“人民性”叙事传递“团结友好，热情好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文创热卖。再如，成都大运会吉祥物文创产品“蓉宝”也凭借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大熊猫”为其具象化呈现载体，展示了极具亲和力的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成都大运会文创产品的“顶流”。事实上，这些国潮文创产品大热、成为“顶流”的背后，充分体现出当代青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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