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认为，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对华科技竞争。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动因在于美国担忧中国科技实力的强化与转化。美国对华科技施压的手段表现为“技术竞争+安全情报+政治治理”。他认为，目前美国正在加大研发投入，调整科技竞争体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加大对华科技封堵；构建“民主科技联盟”，提供替代选择。

孙德刚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交替出现冲突周期与和解周期，中东“和解潮”具有脆弱性。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隔阂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信任赤字”问题突出。沙特等国同伊朗和叙利亚复交，可能会遭外部干扰，甚至出现逆转。中东国家如何将“和平赤字”转化为“发展赤字”，解决日益严重的债务、失业、粮食安全、高物价、高通胀等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中东国家的“和解潮”也将被打断。在“和解潮”背景下，中东国家从以往的仰视世界到如今的平视世界，希望得到世界大国的尊重，一方面会与美欧俄巩固合作存量；另一方面与中国、印度等亚洲经济体扩大合作增量。他认为，世界大国应超越“东升西降”“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大国在中东存在合作、竞争和斗争三种关系，各方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反恐、防扩散、也门、巴以、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利比亚等问题上，存在广泛合作空间。

简军波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体现为经济、安全、政治制度、欧盟扩大等多层面的发展困境。在经济层面，欧洲各国难以实现对银行业、尤其是财政的共同监管，各国难以进行深层的主权让渡。在安全层面，欧洲大国对欧洲自身的防务力量与北约关系的认知存在分歧。法国主张欧洲应构建独立的防务系统，德国倾向于依赖美国提供的防务系统。究其根源，在于欧洲没能形成统一的安全战略文化。在欧盟的体制机制改革层面，德国试图改革欧盟的决策机制，德国总理舒尔茨希望推动欧洲理事会的决策机制由共同决策向多数决策转变。在欧盟扩大层面，候选国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过程十分冗长，欧盟面临“扩大疲劳症”。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欧盟的对华政策会持续调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可能更加苛刻并具有敌意，但相信未来中欧关系会在各种挑战中继续发展。

曹廷认为，美国是影响中拉关系的最大域外因素。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在拉美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与特朗普如出一辙，将遏制、破坏中拉合作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作为其对拉政策重点之一。美国在拉美与中国博弈的手段有：极力抹黑中国形象、继续与中国在拉美展开经济竞争、阻挠中国台湾“邦交国”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运用对拉合作机制直接对中国施压。为不断提升中拉关系，曹廷提出，中国应加大重视拉美的战略价值，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全方位交往、回应拉美国家的关切、重视可持续发展合作,与美在相关议题上沟通协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温尧发言

参加讲座的师生就“美国与盟友在科技领域的内部张力”“美国因素在中东冲突与和解中的作用”“日本政治家与民众间的相互影响”“中国与拉美的多边合作前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