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伯格的成长与职业路径更像是被三个场域共同塑造的人才路径之和，即硅谷的平台治理经验，华盛顿的智库与国会圈，以及国防科技产业的政策需求。

赫尔伯格的个人成长叙事，最能解释其政策气质的起点，是一种带有外部视角的美国认同感。他出生于法国巴黎，在法国成长，少年阶段正值伊拉克战争引发欧洲社会强烈反美情绪，使他在校园环境中频繁卷入对美国角色与国际政治的辩论。作为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他强调家族记忆使他对所谓“威权风险”异常敏感，这也构成他后来将技术竞争上升为制度安全议题的重要心理底色。

    赫尔伯格在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长大。来源：jacobhelberg/X。

早年阶段，他在法国完成以经济与社会科学为主的学习，之后以访问学生身份进入哈佛学习，再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国际关系。其本科论文一端聚焦海地发展与增长模式，另一端关注金融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的制度漏洞，这种组合很早就把他的问题意识拉向“国家能力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落地”。其后在纽约大学攻读网络安全风险与战略方向硕士，赋予他将技术风险纳入国家战略的能力。

在进入大型科技平台之前，他的经历并不局限于学术与研究，而是持续在“项目化动员”场景里训练能力。无论是早期在政策与公益项目中做跨机构沟通，还是短期的竞选咨询工作，他都在反复练习两件事，如何把抽象议题变成可传播的叙事，如何把政策主张变成可执行的行动方案。随后他进入创业与数据产品相关领域，在健康科技企业担任联合创始人，并加入政治风险与数据分析公司的创始团队，这段时期强化了他的产品化思维与组织能力，也让他习惯用可交付的机制来处理复杂风险，而不是停留在理念层面。

2016年至2020年在谷歌任职，是其政策人格成形的关键阶段。他在全球政策团队中从事产品政策工作，处理虚假信息与外国干预等议题，直接面对国家行为体利用民用平台进行高频率的影响力投送。对他而言，这段经历最重要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一种治理经验，平台既是商业产品，也是政治空间，规则既是公司政策，也是国际对抗工具。

离开谷歌后，他并未立刻进入政府，而是通过智库与学界平台完成概念生产与政策对接。他先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担任研究员，并在斯坦福大学地缘政治与科技研究中心担任高级顾问，同时在布鲁金斯学会牵头对华议题工作组，再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阶段的核心作用，是把平台治理一线的风险直觉转译成华盛顿可用的政策语言，逐步形成一套以供应链、投资审查、产业能力重建为核心的经济安全话语。2023年至2024年，他进入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担任委员，这一步非常关键，意味着他获得了国会侧的正式接口，从公共讨论走向制度议程，使其观点更容易被转化为立法、监督与跨部门协调的政策需求。

与此同时，他在国防科技产业链的嵌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执行取向。自2023年起，他担任国防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并在相关基金会担任研究员，工作内容聚焦国家安全趋势与关键技术政策的联动，这使他更贴近政府采购、国防工业基础与企业合规的现实约束。在组织动员层面，他参与推动连接国会山和硅谷的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台，将科技企业、风投与国会议程放到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形成聚焦中美科技竞争的持续对话与动员机制。他逐步从“写观点的人”变成“搭平台的人”，从“讲风险的人”变成“组织工具的人”。

赫尔伯格在“山谷论坛”上。来源：POLITICO。

在进入国务院之前，赫尔伯格曾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身份参与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并在2025年7月白宫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前后承担了明显的政策阐释与议程动员角色。行动计划发布活动在政治传播上高度依赖硅谷与华盛顿的组织化联动：计划发布活动由山谷论坛共同主办，体现特朗普团队在人工智能议程上对科技资本圈层的深度借力。

2025年10月，他正式出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完成从议程倡议者到政策执行节点的跃迁。作为本届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性少数人士和一位前民主党人，他的足迹受到关注。上任后他在一个多月内密集展开外交行程，已访问7个国家，并与来自25个以上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显示其经济外交议程推进节奏明显加快。

其对外传递的主轴判断是，全球经济正处在由关键技术突破驱动的关键转折点，“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应成为各国理解新时期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把经济外交的重点放在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推动创新扩散与产业能力建设、并通过强化同盟合作来巩固美国的繁荣与韧性。

在具体政策优先序上，赫尔伯格提出四项战略重点：第一，保障技术供应链安全，围绕关键技术与关键投入建立更可靠、更可控的供应体系；第二，推动贸易再平衡，调整既有贸易结构与规则安排，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竞争与安全需求；第三，扭转去工业化趋势，通过再工业化与制造能力重建提升国家经济基础与战略承受力；第四，在冲突地区恢复经济稳定，把经济稳定视为安全治理的一部分，通过经济工具降低冲突外溢风险并增强地区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