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教授

尊敬的焦书记，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全球新媒体环境下的疫情叙事与新意识形态政治战”。

我的发言将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构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疫情叙事与制度优势这个主题，展开深入的论述，这个分析框架的构建，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侧重从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全球化生产方式的特征入手，着重挖掘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从而谋求能够更加深入准确的了解疫情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与本质特征。第二，兼顾技术发展、社会实践与主观认知三个方面的均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切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侧重分析疫情叙事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结合已经有的事实，阐述疫情叙事对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第三，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聚焦大国战略博弈与国际体系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以舆情叙事未来的深度展开和后续发展为抓手，尝试探索和分析新时期大国意识形态政治战的新特征，可能的发展走向，中国的战略需求与回应，以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能发挥的作用。

2019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对全球构成了客观的冲击，如何认识并描述这一冲击，即构建有关疫情的话语叙述框架，设置与疫情相关的媒体传播议程，构成了所谓的疫情叙事。截止2020年5月30日，这一叙事框架在全球范围大致发生过三次重要的调整和变化，对应的疫情发展阶段，是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境外疫情开始出现并在确诊数等数据上超过大陆；以及美国的累计确诊与累计死亡数据占据全球第一。相应的叙事框架的变化，分别是聚焦中国政治体制；抗击疫情模式有效性比较；美国抗击疫情不力的原因和解释框架。与历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同的是，2019新冠疫情的叙事架构传播，是在新媒体，即以推特、脸谱、微博、微信、YouTube、快手、抖音等为代表的新媒介平台在全球拓展，形成全球网络空间的背景下，全面展开。这可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全球范围内全民参与的全球事件的叙事架构建构。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综合全球范围内媒体传播内容的关键词分析，“治理绩效-制度有效性-执政合法性”成为一个占据显著位置的标准叙事框架。

1948年，遏制战略的倡导者乔治凯南，在一份绝密备忘录“有组织政治战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了“有组织政治战”的概念。他认为，有组织政治战，就是克劳赛维茨有关政治与战争关系在和平时期的运用和衍生，就是在不使用直接武力冲突的情况下，使用一切手段，影响对手的认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在手段中，“宣传”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指向盟友和国民的白色宣传，指向对手的黑色宣传，以及处于模糊地带的灰色宣传。围绕疫情叙事，欧美主流媒体与境外持有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个体，对中国的疫情，以及抗击疫情的治理措施，实施非常显著和典型的“黑色宣传”，对其本身的疫情抗击和治理效果，实施了典型的“白色宣传”。这类策略典型的表现，包括2020年1月24日，境外红色通缉人员开设的网站上即开始传播“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等论调，并持续传播至今；而美国政府相关正式文件中，直接援引此类谣言，作为情报证据，以合法化其对中国的施压行动和具体政策。疫情叙事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治理绩效与制度优势、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联；其与政治意识形态战结合的表现，就是疫情初期聚焦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欧洲疫情失控时强调“不可以借疫情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美国疫情失控时强调“美国政府有能力控制疫情”，以及强调“中国只能反思，不能以任何形式宣扬抗击疫情的成功，不能宣布胜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以及可见的未来，构建有效的疫情叙事，并进行充分的传播，就是在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就是在保障中国的政治安全。

2019新冠疫情正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和国际体系转型期叠加、与大国战略博弈敏感期叠加、与全球经济波动期叠加。2019年4月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但坚持“中国模式难以复制”；2020年5月，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突破10万人，125天内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10年越南战争的2倍；美国总统能够拿出的解决方案则是威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显然疫情的发展与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转型深刻的结合在了一起，疫情叙事，成为意识形态和全球传播领域宏大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中国必须构建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进取性的疫情叙事，并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姿态，在全球实施有效的传播；这种传播的主观意图，必须聚焦抗击疫情，提供公共物品，传播知识和经验，但客观效果中，包括中国事实上领导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其中将做出极为特殊的重要贡献。

文章来源 | “复旦马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