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微博成为重要的信息交流网络平台以来，网络问政成为中国政治沟通中非常重要的词汇。网络问政是网民借助互联网向政府传达见解、表达诉求和提出问题，迫使政府应对网民的压力做出反应和姿态。互联网的发展考验着政府回应的速度和质量。政府回应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何祖坤，2000：9-10）。政府回应反映着公民影响政府行为和获得政府服务的能力。作为公民与政府政治互动的有机部分,政府回应是探索政治制度之本质的重要路径。而自从网络成为中国政治沟通的主要平台以来，中国政府的网络回应也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孟天广等学者把现阶段网络问政制度的责任/运行主体分为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业务类部门、吸纳类部门、监督类部门和信访类部门等六类机构。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而言，党委主导型模式最受欢迎，采取该模式的省份网民参与最活跃、诉求量最大（孟天广、赵娟，2018：36—44）。之所以党委主导的网络回应效率最高也最受欢迎，原因在于第一，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理念，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再到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和方案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是政党建构国家，国家打造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在中国，治理以政党为主导。

中国网络回应的动力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之处在于，虽然她追求民主，但不像西方政党那样是代议民主运行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帝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转型的产物。与代议民主制下借助选举竞争来推动党的自我建设的西方政党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只有基于对使命的执着、对责任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忠诚来形成自我建设和完善的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其动力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史上，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母体，在党的政治逻辑中以及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人民不仅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赋予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的全部力量。对人民呼声的回应是中国共产党终究不变的动力(林尚立，2013:5)。这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具体表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制中，对民意，尤其是网络民意的回应已经成为问责的主要内容之一。

银川的微博矩阵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充分体现出了政党主导统合的特色，表现在：首先，在2011年微博矩阵成立之初，银川市连续发布的8个推动“@问政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形成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全部是由中共银川市委办公厅和中共银川市委宣传部，或联合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一起，作为牵头部门出台发布。

其次，在“@问政银川”政务微博矩阵的组织结构上，2012年2月银川市委和市政府就专门成立了“党务政务网络平台建设管理领导小组”，指导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的平台建设。银川将政务微博平台建设作为各级、各部门加强党的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明确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负责人。

第三，银川政务微博矩阵2019年之前由银川市委督查室实际负责运行，2019年之后由市委网信办负责运行。市委督查室是受市委委托，对市委重要工作和临时性任务进行督促检查的专门机构。由市委督查室负责转办督办和督查问责政务微博的运行，确保了政府回应的效率。

政党领导国家，使得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在网络问政中形成对政府的质疑、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也使执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互联网+社会治理，其实是倒逼执政党主导社会治理参与部门在思想观念、运行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创新。这种创新是政党要在互联网的环境中主导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相互协作。以政党为中心的政府网络回应，是在中国政党-国家-社会下的内在性需求。

互联网赋予了个人传播的权力，重塑了人与人之间连接和交往的方式。卡斯特认为，网络化社会是由一个一个“节点”构成，网络化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建立在节点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关联的基础之上（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2015：32）。由互联网推动形成的网络化社会对工业时代形成的官僚体制进行了冲击。官僚制以规章制度为本，按部就班，层级分明，循规蹈矩。

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对于层级森严的官僚制信息传播体制形成了冲击，政府的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服务于民众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决策能力，在改变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式的同时，重塑分割的、部分的、破碎的政府职能和组织，向整体性方向发展——此之谓整体性治理。但整体性治理更需要一个中心来协调碎片化的部门和服务，构成整体性的政府组织。正如林尚立所指出的：行政集权是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这种集中的根本取向不是集权，而是效率（林尚立，2012：71）。而在银川微博矩阵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政府要更好地回应网民的疑问和质询需要更进一步地“再中心化”，即把各个政务微博能够协同起来，交由一个党委的权力部门来进行集中整合、调控和运行。

 在网络问政的环境下，治理结构需要再次中心化，来应对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所以互联网环境下的治理具有分权和集权的两重属性。分权是指由于互联网重塑整个社会的传播交往方式，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力，并且使得官僚制的权力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分化并且变得扁平化了；而集权指的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网络化社会的压力和需求，治理结构需要重新组合协调，并且再一次的中心化来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压力。政务微博矩阵模式可以更好地明确职能定位，发挥协调部门间的合作功能，更好地整合协调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作为数字时代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新模式，政务微博矩阵的建设和发展理念体现出了整体性治理的许多特征，与整体性治理的理念不谋而合。

近20年来，治理理论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是最近几十年颇为热门的一个理念。作为中国特色治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表现为：执政党作为领导力量，面对网络社会的新挑战和新任务，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