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国际战略形势急剧转变,中国战略思维如何调整

作者:冯玉军 发布时间:2020-08-04 来源:凤凰新闻+收藏本文

作者:冯玉军,复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当下,国际战略形势跌宕起伏、急速变化,“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矛盾更折射出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大国关系以及社会思潮都在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

正确认识这些变化的实质和趋势、避免战略误判,是采取正确战略决策并有效保障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首要条件。新形势下,中国对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保障全球化进程健康发展、保持大国关系稳定、引导国际秩序合理有序转型应有自己理性、清晰、明确的思路。

一、全球化进入“间歇期”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变化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间歇期”。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涉及范围最广、深度前所未有。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相对收益是不一样的。从国际层面来讲,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也全面增强。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全球化导致了很多数国家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因而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动。

全球化进入“间歇期”有两个层面的表现。从全球层面而言,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自由化受阻和全球价值链确立、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基本定型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滑,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下降。而全球投资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回流,支持了美元和美国股市的持续走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却再次遭遇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的困难,面临维护货币稳定还是促进经济景气的两难选择。美元的持续走强和其他货币的相对疲软也体现出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型有所退潮。

另一方面,普惠性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被多方所忽视,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纷纷抬头,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开放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WTO本身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从地区层面而言,一是欧盟面临主权债务、难民、安全等重重危机,英国脱欧更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数十年以来的沉重打击,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在增强。

二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虽然逆势而上,完成了由关税同盟向欧亚经济联盟的升级,并实现了成员国的扩展,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相继加入。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联盟并未有效促进成员国之间商品、投资、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贸易转移效应要大于贸易创造效应,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的不满情绪在潜滋暗长。

三是在东亚地区,中日韩东亚一体化进程基本停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尽管近期有所提速,但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是特朗普不仅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强烈质疑,还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同时,TPP没有消失,而是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形式出现。而特朗普在打碎旧秩序的同时,正在以新的美加墨、美韩、美日、美英、美欧等自由贸易协定打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投资秩序。不能排除,CPTPP在未来某个时候也可能与美国主导的自贸体系实现合流。

二、美国实力并未实质性衰落

在大国力量对比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外战略正经历深刻转型,呈现出非线性、复合型调整的特征。近年来,美国遇到国际战略、经济、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各种问题,国内稳定性、战略自信心和国际领导力都有所下降,因此引发了国际上有关“美国衰落”的热议。“美国实力衰落、霸权地位受损”、“国际权力重心加速东移”的说法流传甚广,不仅成为不少国际问题学者的口头禅,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笔直、线性的,更多呈现出立体化螺旋前进的特征。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几年的阵痛之后,美国的制度弹性和自身修复能力正促使其适应新的环境,并着眼于未来大国战略竞争调整战略和政策。

可以看到,美国正引领世界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潮头,其硬实力没有实质性衰退。随着“水平压裂技术”在美国油气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美国的油气生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2014年,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些创新技术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还将对世界经济发展、油气地缘政治和国际权力分配与重组带来历史性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工业化国家推出一系列旨在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使全球工业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革。在推动“新工业革命”方面,美国通过大力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提高能够主导未来产业竞争的人才潜力、以智能创新和智能制造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等措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金融领域,美元无论是在全球贸易结算、国际金融计价和各国国际货币储备方面仍然占据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军事方面,美国也在核武器现代化、全球反导防御系统、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和网络战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切实进展。美国的军费开支连年突破7000亿美元,是排位其后多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如果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有关霸权依赖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支柱的指标进行考察,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并未看到美国霸权的实质性衰落。

综合实力回升和自信心受损之间的张力促使美国着眼未来大国竞争,积极进行战略调整,抢占国际规则制订权和制度建设主导权。在经济层面,美国着力推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力图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占据先发位置,以更高的贸易、投资和服务标准维护自身在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设置更多障碍;安全上,美国加紧打造印太体系,并在南海等地明显增强了对华施压力度。

可以肯定地说,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阵痛之后,美国正在重塑其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美国衰落论”不符合正在迅速变化的现实,而以“美国衰落论”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起点将带来巨大风险。但随着美国更多地以咄咄逼人的态势推进其全球战略,一些潜在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可能激化。“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后果可以难以收拾。

三、多极化VS无极化

随着大国国力对比的变化,国际战略格局正加速盘整,“多极化”的可能与“无极化”的风险同时并存。冷战结束后,关于以国际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国际战略格局的讨论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派所宣扬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失势之后,“多极世界”和“无极世界”的论调盛极一时。但可以肯定,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向新格局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今的世界确实正在经历“多极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仍是“一超多强”,“多极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质、匀速的过程。

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凭借综合国力复苏和规则制订权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仍然是稳固的,不太可能受到实质性挑战。中国在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明显增强,但还没有完全做好承担更多、更重大国际责任的资源、战略和心理方面的充分准备;欧盟和日本尽管遇到了社会福利包袱沉重、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难民危机等多重挑战,但仍在努力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环境,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俄罗斯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其综合国力在继续下滑,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以及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在继续萎缩,但借助军事力量维护大国地位、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可能性却在增强。

在“一超多强”格局基本保持的同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部落教派、家族势力等积极参与现实利益与权力分配,对国家的命运甚至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借助复杂的关系网络、先进的技术和传播手段对现实世界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议事日程日益复杂化与碎片化。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金融风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无一不冲击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国际治理模式,日益强化的相互关联度和依然顽固存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如何构建起能够应对全新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安全,更关系到人类的整体命运。行为体增多与议事日程复杂化的重要后果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拥有绝对的霸权;没有一个机制、包括联合国能解决所有的国际议题。

四、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与真空

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战略格局经历如此重大变化之际,国际社会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方面却面临共识缺乏、领导力不足的挑战。所谓国际秩序,就是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冷战结束以来,旧的雅尔塔体系分崩离析,但新的国际秩序远未形成。在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观念分歧、利益矛盾常常阻碍着共识的达成。由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多轨并进的过程,不可能像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和蒙巴顿森林会议决定战后秩序一样。

在国际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的是既有安全机制的效率递减和新安全疆域的治理真空。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步履维艰,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否决权常常成为某些常任理事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这一方面导致安理会的威信下降,难以真正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另一方面导致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一些大国常常甩开安理会另起炉灶,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这也导致安理会效率和信誉的严重受损。

在传统安全机制效率下降的同时,很多新兴的安全领域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根本没有相关的安全共识和安全机制进行治理。比如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一方面,随着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美俄双边的军控体系正在加速崩塌。而另一方面,既有的国际裁军进程根本无法涵盖太空军事化和网络安全等重大安全问题。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真空”加速发展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提升网络战能力,通过占据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先机而维护其军事优势,但目前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制并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制约。而在国际反恐领域,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但国际社会至今对什么是恐怖主义并未形成共识,在反恐行动中更是存在着“双重标准”,而反恐行动又常常与地缘政治角力相互缠绕在一起,致使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恐联盟,大大降低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功效。

在世界经济领域,情况就更加复杂。既有机制的改革、重组与新机制的创立并行不悖,但不同机制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更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一统天下、包治百病。在全球贸易领域,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而美国正试图主导新的制度性安排以重塑全球性贸易和投资规则。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展缓慢之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新兴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应运而生。新老机制之间未来会形成合作互补还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还需拭目以待。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与机制建设划上了句号,今后在这一领域还将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新变化,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分化严重,遭遇公共管理难题。全球化以资本、技术、商品的更大范围流动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但迅速增长的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世界范围的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全球化的得益者主要是那些拥有资本、资讯、知识技能密集以及精通国际语言的精英阶层。未能融入国际经济网络,或者体力劳动者与很多传统产业,往往面临全球化尤其是移民潮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智能化生产的日益推广在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机器人,或者说各种自动化设备正对中产阶层的生存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与数十年前不同,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浪潮让办公室里的白领有了失业风险。有研究预测,今后20年至少有70%的岗位将受自动化威胁。这将使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可能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竞争加剧等带来的生存压力和心理挫败感使很多国家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不满积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政治精英进退失据,社会抗议运动此起彼伏。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美国普通蓝领阶层的不满赢得了几个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人票,从而锁定了胜局。而英国脱欧的关键动因也是普通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的反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阿拉伯之春”中大显身手的新媒体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抗议”浪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阿拉伯之春”和BLM(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凭借社交媒体,人人都成为信息的制造者、编辑者和传播者。原本由精英通过传统媒体所垄断和控制的信息流动,在现实中被迫向掌握新媒体的普通民众开放。民众的自我觉醒也越来越明显,不再轻易接受精英阶层替他们做出的选择。精英阶层与技术官僚在很多时候的整体判断可能未必是错的,但与中下层分享利益和建立有效的沟通,则可能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

在上述种种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前,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正,在效率和平等之间达成合理、动态的平衡?如何在技术进展、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保障社会政治稳定?如何在新媒体蓬勃发展、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之际,在传统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达成妥协?这一切都是执政者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随波逐流和智慧而有力的领导将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五、国际政治思潮:自由主义落败、保守主义勃兴?

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当前国际政治思潮的突出表现就是保守主义抬头,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受质疑。冷战结束以来,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一度大行其道,但四分之一世纪的世界发展却没有如同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预言的那样直向“历史的终结”,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针对社会发展的现实,世界政治思潮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在2014年第11届“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提出“过时的苏联时代意识形态、复旧的保皇主义和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提出“俄罗斯若想成为大国,必须依靠扎根本国传统价值观的务实的保守主义。”普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内核在于“政治上的威权民主、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政策上的强国思想和文化上的东正教传统”,与强调小政府的美国版保守主义不同,俄罗斯保守派看重的是独揽政治权力,而经济权力植根并从属于政治权力。而在美国,特朗普的当选使美国保守主义在“最小化的中央政府、自由市场、传统的道德价值”三根核心支柱之外,增添了草根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等新内容。在欧洲,保守主义思想也全面回潮并在现实政治领域攻城掠地,保守主义政党在多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迅速上升。

保守主义的广泛复兴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文化上的排外主义?还是如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保守主义的含义不在于它成为向前和向上发展的阻力,而在于它能抑制倒退和向下方向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冷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之后,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了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之间,人类正面临着再一次重大的权衡。

六、中国如何作为

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实现战略思维的转变。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当今世界的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但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促使各个国家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仍然是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

其次,在世界新能源、新工业与新军事革命的影响下,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是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因此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在于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真正实现创新发展,激发制度的潜力与活力,促进国民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惟此才能在“新能源”、“新工业”和“新军事”三场全新的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将目光仅仅盯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上面。

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时,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更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更大了。中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因变量,更是自变量,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四,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40年来的发展成就是在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取得的,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既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和颠覆者。今后,中国将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与国际伙伴一起共同推动既有体系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此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世界新变局,中国首先要做好“家务”,把更多的资源、精力用于国内的发展与建设,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用于国民的“人力投资”。保持国内的稳定、发展、改革、团结、和睦,是应对任何外部变化的根本性保障。

针对可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冲击的“反全球化”逆流,中国要努力维护世界经济的包容性与开放度,推动和引领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健康发展,要从自身做起,破除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以平稳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为突破口,避免全球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的断裂,与美国就全球新的贸易、投资规则进行谈判,力争达成共识。同时推进与日韩、欧盟、东盟、CPTTP等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

在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全方位合作破解地缘政治难题。中美关系正经历重要的重塑时期,把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未来,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中美关系呈现恶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要以维护本国安全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更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博大宽广的战略胸襟处理中美关系,不随风起舞、不因小失大,坚决避免中美关系不受控制地滑向“次冷战”。阵营对抗不符合国际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相信,美国无力拼凑起铁板一块的“反华同盟”,中国也不会借助其他力量来与美国对抗。

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转型之际,中国要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既有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在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领域,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可能有包揽一切的安全机制。多领域、多层次的安全机制要相互补充、形成合力。首先,慎重而又稳妥地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渐进性改革,在提高地区代表性的同时,提高决策效率和安理会的权威;其次,要在外空和网络空间等“新疆域”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制,在太空军事化和网络战等领域制订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第三,要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方面推动形成国际共识,避免“双重标准”,以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