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来自莫纳什大学的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作为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首先致辞欢迎各位学者的到来，并简要介绍了参会嘉宾与会议流程。

第一场讨论会由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主持。首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志云教授以“Driven by Debt: Modern China’s Financial Obligation and Strategy, 1876-1938” 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志云教授先从其所著的两本书中引出本次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1895年《马关条约》与1990年《辛丑条约》两次赔款之后，中国政府如何偿还债务以及具体策略如何？他从动态博弈视角出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起中英长达十年的谈判期，这是双方跳出“炮舰外交”或“最后通牒”模式后的首次尝试，而且在中法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大力发展北洋海军，亟需更多的财政来源。第二阶段则为1885-1894年的政策执行期，在财政需求加大情况下，清政府意识到税收与贸易的重要性，一方面将邮政部门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此外，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催生了贸易计算方法的变革，这实现了贸易赤字到盈余的重大转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Richard Macve教授报告了名为“Reframing Imperial China's Indigenous Accounting History: Further Discoveries in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Three Centuries before 1850）”的论文。Richard教授从会计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出发，先介绍了复式记账法（DEB）的界定及其在西方的发展进程，同时对传统中国是否拥有“中国式复式记账法（CDEB）”，又是何时出现这一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中国会计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利用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徽商、晋商等的相关账簿资料，他们初步判定“中国式复式记账法（CDEB）”很可能在16世纪的明朝就已实现，而且大致处于西方复式记账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以货币形式记录交易），其中龙门账就是一个典例。

香港大学的王迪安（John D. Wong）助理教授报告了论文“China Reincorporated: The State and the Choice of Corporate Form”。他首先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与随后的退市风波为例，认为有必要思考中国企业是否应该采用西方企业形式这一问题。他将视线延伸到近代中国，发现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经营者一直在抵触西方企业形式，比如19世纪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伍秉鉴建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企业。直到21世纪之交，西方企业概念在中国才被真正接受。但是，王教授也指出西方企业制度也并非全球趋同的必然结果，一个企业并不是从一套稳定的公司形式中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根据国内外的选择进行适时调整。

第二场讨论会由莫纳什大学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主持。香港大学的Ghassan Moazzin（孟嘉升）助理教授报告了名为“Stat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he Growth of Chinese Long-distance Telephone Infrastructure, 1900-1937”的论文。Ghassan教授梳理了晚晴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长途电话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电话建设多出于军事目的，又因受制于财力、物力的局限，电话建设始终不足。因此至1927年，北洋政府仅仅建设了六千余公里的长途电话线路。然而，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在电话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制定了包括九省长途电话建设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长途电话建设计划。随后Ghassan教授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的长途电话线路图，而且以广东省长途电话建设为例，具体讲解了1931年香港-广东电话线路的建设以及1935年广东全省长途电话概况。

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的Jun Kajima（加岛润）教授以“Chinese Textile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为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入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加岛教授先梳理了中国自清政府、民国、新中国时期（分为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将中国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职业结构进行了对比。随后，加岛教授主要聚焦于纺织业，发现1949年后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指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引入以及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虽然使得纺织业得以实现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部门的转型，但是计划经济时期也的确限制了纺织业的发展，这在现代工厂与家庭手工业方面均有所体现。

牛津大学的马德斌教授报告了论文“ The Long Scream in the Dark: Cultur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as seen through Lu Xun's Novel”。马教授试图在小说经济学的视角下，通过梳理鲁迅作品来展现中国的文化变革与制度转型。他明确指出在中国，鲁迅可能是不敬的，但绝非离经叛道。从鲁迅作品中，不难看出他意识到了文化对经济与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从放弃传统儒家教育到接受新式现代教育，再到前往日本学习西医，最后顿悟中国人的病根在不在身体而在精神，不在个人而在民族意识，决定弃医从文。最后鲁迅成为以文学改变社会的先驱，创作了《呐喊》、《狂人日记》、《药》、《故乡》等著作。

第三场讨论由莫纳什大学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主持。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林立强教授报告了论文“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企业史视域下的国营福建示范茶厂研究（1939-1942）”。林教授从政府干预企业的角度出发，以国营福建示范茶厂为案例，考察了民国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政府的介入对茶厂经营管理的影响，这也是了解中国茶业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通过梳理近代企业档案发现， 福建示范茶厂是民国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营茶厂，属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茶业领域乃至农业领域中少有的集产、制、贸、研为一体的现代性质的农业企业。该茶厂在筹备、设立、发展直到裁撤的整个过程中，不但承担了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的职责，而且还承担了闽茶复兴计划中诸如组织救济茶农等社会职责。最后，林教授也谈及了其在整理与研究福建近代企业档案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的袁为鹏教授汇报了论文“国货运动与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家的成长——以唐君远为个案的初步考察”。袁教授以国货运动背景之下的近代企业——唐君远及丽新、协新厂为个案，对国货运动在近代企业家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讨论。研究发现，近代国货运动并非是所谓的面子运动，它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都具有深远之影响。国货运动不仅为近代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助力企业产品销售、影响企业发展战略，还促进了近代企业家的学习与成长过程。近代企业家在这一特殊成长环境的熏陶下，形成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核的独特的企业家精神。

第四场讨论由辽宁大学于之伟教授担任主持。复旦大学的林超超副研究员以“‘大跃进’前后的汇价、市场竞争与对资贸易”为题进行了汇报。林老师指出1950年以后，由于美国主导的对华“禁运”，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贸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但中国的对资贸易并未完全中断。这是因为中国对资贸易的真正难题并不在于“禁运”，而在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资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获取自由外汇的主要来源。“大跃进”时期“大进大出”的贸易方针的实施，以及随后中苏贸易的锐减，从主观和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将主要的贸易对象重新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以进带出”贸易方式的发展，以及对香港转口贸易的市场调研和产品调整，也在此后成为中国加大对资出口创汇的重要手段。而且，为扭转贸易亏损，中国外贸行业开始关注国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量，转而重视产品设计与经营策略，用更高的品质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这也解释了70年代以后，中国何以在对外贸易领域走得更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林盼副研究员就“城市劳动力跨组织统筹的机制分析——以六十年代上海、天津街道生产为例”论文进行了汇报。林老师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利用70年代末期上海档案馆的外包工“抗争”资料，对计划经济时期的“非单位人”——“外包工”进行了系统研究。家庭外包生产的风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充分就业、固定工的超额与工资短缺、大跃进时期的压缩劳动力与强制增长之间的矛盾以及剩余劳动力登场等多重因素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外包工群体的管理问题，早期是由社区组织进行管理，1975年之后外包工要求被政府管理，也存在因为征要退养费、转正等事宜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最后，林老师也利用天津案例对上海与天津的外包工及其管理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五场讨论由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主持。来自辽宁大学的于之伟教授汇报了其论文“有意与无意：鞍钢宪法的形成”。现有研究对鞍钢宪法额关注虽多，但对于鞍钢宪法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仍是一种迷思。于教授认为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不同学者的看法不同、对文字的理解不同、研究资料有限、立场不同等，更应该考虑主席毛泽东的意图。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并且在鞍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党委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鞍钢宪法。于老师通过对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的经过进行分析，认为鞍钢宪法的提出是毛主席的无意之举，并不是必须要建立的一套制度，而是因为鞍钢报告的出现能够体现其管理策略的正确性。而且，与苏联的马钢宪法对比，鞍钢宪法更为进步，它是将非常态化的做法常态化，改变的不仅是生产，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工厂中的权利结构。

莫纳什大学的平田康治助理教授随后以“鞍钢宪法与地方政治”为题进行了报告。平田教授先是对鞍钢前史与鞍钢宪法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介绍，随后指出鞍钢宪法是地方政治与中央争锋的结果。中央政治主要指毛泽东与鞍山市委，地方政治则是鞍山市委与鞍钢。具体来看，在一五计划时期，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更为集中，鞍钢受到北京的垂直控制，而鞍山市的横向控制较弱；到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分散了经济政策的权力，地方官员利用大跃进来加强地方政府对鞍钢这种国企的横向控制，削弱北京中央政府的垂直控制。于是鞍钢宪法在毛主席和中共鞍山市委之间相互加强的关系中产生。它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得到某些地方干部的支持，而且由于鞍钢宪法的名字是毛泽东给的，进一步增加了市委对鞍钢的政治地位。同时，鞍钢宪法也被宣传为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积极角色的产物，然而，鞍钢工人提高他们地位的背后是中共鞍山市委。

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汇报了“三线企业：新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边疆”这一论文。徐教授首先介绍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展了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即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的企事业单位分布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的28个省区市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开展建设。随后，徐教授重点分享了他所做的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包括档案资料、口述史料、民间文献（小三线厂志、日记、未刊回忆录）等，并且展示了他目前关于三线建设的主要成果，如《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最后，徐教授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他的团队推进三线建设相关研究。

第六场讨论是由复旦大学林超超副研究员主持。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Wendy leutert（吕丽云）介绍了她的研究“论中国企业改革中日本的影响”。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营工厂是如何转变成今天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在这转变过程中，外国的经济家发展经验以及经济学家往往会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政策，Wendy则重在分析日本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她首先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日本的双边交流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主要有访问日本的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政府间合作项目与学术交流等。她进一步将中国企业政策从日本经验中借鉴的经验总结为四点：一是企业组织结构能够反映市场变化，二是通过企业集团推动竞争，三是进入资本市场的同时保持国家控制，可采用“集团公司-子公司-工厂”的模式，四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帮助中国跟上西方。

北京大学的王洪喆副教授以“初探企业公安：历史、制度、想象”为题，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存在企业公安进行了系统讨论。企业公安的前身是1953年所设的经济警察，主要负责厂矿企业的财政安全、人身安全以及打击外国间谍，早期由人民解放军充当。然而，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统一、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不断，1965年公安部将经济警察改为公安部队，称为企业公安，并建立企业事业公安机构。企业事业公安机构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派出机关，由企业事业单位出编制、出经费同时列入国家公安警种，着公安干警服装，受所在单位党政首长和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企业公安的主要职务是负责组织单位内部生产、办公、经营等业务的安全保卫工作。随后，王教授以鞍钢公安处为例，具体介绍了人员安排、保卫工作效果等情况，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上世纪所存在企业公安的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的范世涛副教授报告了论文“管理革命：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美国和欧洲及其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有两个问题在拖国家后腿，一是农业，二是工业管理水平，并且认为管理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工业管理与经济管理经验，我国在1978-1980年间分别派出了四个国家经委考察团，分别是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国家经济委员会访美代表团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访西欧代表团。经过考察，发现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方面，以销定产与利用广告；二是推进质量管控，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与中国标准化协会的作用；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加强职工教育以及鼓励高校开设经济管理专业。除此之外，与日本、美国、西欧管理经验的交流，也促使我国重新思考管理方式的现代化问题，注重改革精神与新的经济学理念。这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会议最后，马德斌教授表示本次会议开拓了企业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学术交流，也加深了学者们对于大问题与小细节的思考，并期待未来能与大家继续交流与分享。此外，马德斌教授对会议召集人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与李楠教授、与会学者及会务同学表示感谢。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