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巍对上述发言进行评议，提纲挈领地讨论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及方法论，并将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观念与中国传统对《诗经》的观念进行了比较。首先，他简要回顾了以往的比较研究：它们以中、希文明中的经典为材料，围绕特定主题进行比较。随后，张巍教授提出了本场研讨会的比较方向：书写，以及从口传到书写的迁变过程，如何影响以荷马史诗与《诗经》为代表的诗歌的传播与诠释？他将在本场发表的三篇论文分为两种诠释路向：语文学（philological）进路与经学（philosophical）进路，并分别讨论了在这两种进路中比较如何可能。Petit与王思学、林志鹏的文章可作为语文学进路的代表，其中展示的书写的逐步发展对文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众出土文本和早期写本中呈现的非线性版本关系，都同时存在于两个文明中，其研究方法可相互借鉴；黄人二的文章则代表了经学的解诗原则，它将每首诗系于特定的历史场景，并认为这是一种道德垂范。与对荷马的寓意解释法类似，两者都将诗的正典性及其规范性系于某个神圣个体中，并通过这一个体的神圣性论证解释的无谬——无论是被缪斯女神授予权威的荷马，或是通过“删诗”来使得《诗经》符合儒教之道德、政治与教育标准的孔子。张巍教授提醒我们设想：我们是否可以如同语文学提出“荷马问题”一般，去质疑被加于《诗》上的、外在的孔子形象，从而将《诗经》学从孔子投下的巨大阴影中解放？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研究，或许不仅能深化我们对他者文明的理解，也将深化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在交流讨论阶段，Jouët-Pastré教授询问黄人二教授如何通达“诗本义”：既然我们需要理解“本义”，那么，中国传统中对于《诗》的理解是否依赖于某种特殊技术？是否需要教育来作为读诗的先行准备？什么是这种“教育”的本质？黄人二教授认为经典的读者并非一般人，而是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在特定的语境下，《诗》才可以得到理解。黄圣松教授补充道，先秦也有面向国人子弟的教育机构，国人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张瀚墨教授随后与黄人二教授就《孔子诗论》中的“诗无隐志”问题进一步讨论。

张瀚墨教授对林志鹏教授提问：虽然战国时人编写《耆夜》时确实是构建了历史场景，但这是否能推出他们是重新改造某首诗？或许这两首诗同时存在两个独立的源头？林志鹏教授回应道，两元说是可能的，可以容许不同推论。他强调语境和历史脉络中文本的使用性，“诗教”意味着诗在用的过程中才逐步成为经典。

针对张巍教授在比较及评论环节提及的、将希腊的“荷马问题”与中国诗经学中“孔子删诗”说进行比较的尝试，法国学者们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Petit教授认为对于“荷马问题”，荷马只是作为象征，“荷马”对我们理解“荷马史诗”的影响远小于将孔子当作诗经编撰者对我们理解诗经造成的影响。Gotteland教授提问道，制造“荷马”乃源出于希腊人的一种执念：他们希望为每一种文类寻找一位代表性的人物，而中国人仿佛不执着于寻找一个作者本身。这是否是文化差异？黄圣松教授回应Gotteland教授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种对《书》类文献的处理也是如此，他们都试图将古代档案系于某一形象，随之进行历史解释。Petit教授怀疑荷马与《诗经》的比较是否能够成立：希腊人始终试图固定荷马的文本，不会故意修改它，流传中差异的发生来源于舛误，但是《蟋蟀》的不同不是失误，而是故意为之。张巍教授则回应，刻意制造不同以对文本进行再创作的情况，在希腊作者引用某些抒情诗时同样发生。李天纲教授对张巍教授的回应作出补充，认为对于《诗经》来说，儒家传统对风雅颂的处理并不一样。《雅》和《颂》与宗教更为相关，有更大的稳定性；对于《国风》而言，它在汉代经学重建时也被纳入政教秩序中，由此发生了对文本的修改与改注。

在下午的“演说及外交辞”分场，台湾成功大学黄圣松教授的报告主题为“随境释义：《左传》、《国语》所见春秋辞令特色——以‘忠’、‘信’与赋诗、引诗、占《易》为例证之考察”。“随境释义”中“境”指语境，而“义”指人们使用的伦理词汇，如“忠”、“信”等核心概念。黄圣松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总结伦理词汇的核心概念，发现《左传》、《国语》中大量存在言谈中的人们根据语境的不同，在当下适度地调整了这些伦理词汇的意涵。他进一步认为，弹性的阐释是为了配合不同的对象，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与谈者都能够了解。这种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先秦文献中，无论是外交辞令，或引诗、赋诗、易占，均是如此。

来自波尔多大学的Sophie Gotteland教授与我们分享了她题为“演说还是对话？希腊古典时代修辞术中的演说家及其虚拟对话者”（Speech or dialogue? The orator and his fictitious interlocutors in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的论文。与“演说就是单一的声音向众人言说”的印象不同，Gotteland教授注意到演说家在其演说辞中有意引入的另一个声音——演说辞中的模拟对话。她分析了模拟对话的不同类型：向观众提问、设问、提及可能的反对意见等，并讨论模拟对话的特性：虽然虚拟对话者的身份多样、模拟对话的长度也随演说术的发展逐渐变长，但依然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程式来识别出对话。模拟对话让演说者展现演说术的纯熟，也是论证的重要部分，能帮助演说者直接唤起观众情绪、引领观众得出某个结论，或在与假想论敌的辩争中建立个人形象。最后，她讨论了演说辞中的模拟对话在进入书面后出现的问题：由于演说具有戏剧的维度，可能在出现模拟对话时伴随着音调的改变或不同的手势。但这些特征在写定成文后被隐藏，我们需要通过特定手段还原出本然样态。

复旦大学古籍所汉语言文字学教授苏杰对古希腊与中国的演说与外交辞进行比较。希腊有着发达的修辞学传统，相比之下中国对“口舌便给”的态度更加消极。然而尽管中国古代不重演说，但在说服他人达成共识上，也有特殊的技巧。黄圣松教授展现的辞令并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通过赋诗或引《易》，或贴上道德标签，以曲折隐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这与希腊直接呈现、强调情感冲击力的修辞形成对照。他引用Lv Xing所著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中的观点，认为希腊演说辞的特质是与其民主制下注重公众演说的传统相关的，而古代中国缺乏直接法庭对抗，是在权力不平衡的语境下试图讽谏，发言就会更为曲折隐微。

苏杰与黄圣松就伦理词汇是否存在当时人们普遍掌握的“核心语义”进行了讨论，苏杰认为古代注释都是随文释义，类书都是随文取义，并无所谓稳固的核心概念。赋诗或引《易》更多地与文本外语境相关，是为了构造弹性的语境，取决于宾主的需要和默契。

学者们在交流讨论的环节，就希腊与中国的言说方式是否有直陈与隐晦之别进行探讨。张巍赞同苏杰的区分，并引用法国哲学家与汉学家于连《迂回与进入》的观点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异：他认为迂回、隐微是中国主要的表达方式，而希腊的一切都更直接（如军事正面对阵、演说辞、哲学辩论与法庭辩论）。但古希腊也有特例，比如德尔斐神谕，直接与否可能与特定形式的表达方式有关。苏杰、林志鹏与张瀚墨则补充，中国也存在大量特例，如《三国志》中记述有直斥的口头表述；而平等的哲学讨论在名家、法家中存在；《商君书》让老臣辩论国策，也有交锋的意味，不过更点到为止；《左传》《战国策》《春秋》也有很多对国策与外交的讨论，或许能达到让我们修正中国更“迂曲”的印象。苏杰与张瀚墨补充道，引诗也可能是为了用共同熟悉的文本确认语境，增强说服的气势，反而不是迂曲的表达。

在“戏剧”分场，来自巴黎高师的Christine Mauduit教授以“En deltou ptuchais（‘在写字板的折页上’）：希腊悲剧舞台上的书写与字迹”（En deltou ptuchais [in the folds of the tablet]: Writing and writings on the Greek Tragic Stage）为题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悲剧中，书写与写下的字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悲剧的主角们都来自没有书写的时代。悲剧诗人们是否有意地将书写视为非时间性的存在，插入英雄时代中？抑或试图将当代的元素带入英雄时代，建立起英雄时代的联系？他们如何实现这一点？通过对这一看似“时代错误”的分析，特别是分析欧里庇得斯悲剧中书信的舞台表演意味与戏剧功能，Mauduit教授认为书信作为关键元素，塑造了意想不到的逆转，并展现了人物之间沟通的失败。进一步的，在悲剧中展示的书写也表征了悲剧诗人对悲剧写作的元诗学的（metapoetic）反思。

台湾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鲁瑞菁报告题为“论《九歌·二湘》的仪式、表演及抒情”的论文。论文探讨了屈原《九歌·二湘》中的仪式、表演、抒情元素，试图更全面地认识屈原《九歌》的性质。鲁教授认为，《九歌》是屈原因用、改编中原国祭音乐古《九歌》与南楚民俗乐曲南音，并加入自身的精心构拟，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脱胎于古《九歌》和南楚巫音浓厚的仪式氛围，《九歌》既在香草等道具中保留了祭祀的特性，又有更浓厚的舞台表演、文学抒情因素。最后，鲁教授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最重要的“比兴”的文学特色如何在《楚辞》中由仪式因素发展出来。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邴尚白发表了评论。他同鲁瑞菁商榷了《九歌》的性质，虽然普遍认为《九歌》是“赋典诗”和“祭祀诗”，但《九歌》是否可以真正运用于祭典或描写了祭典，或许有商榷的余地。他认为Mauduit的切入点相当有趣，引入了文化对时间性的认知，可以加以比较。

在自由讨论阶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洋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提问：在希腊文化研究中，重要的问题是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变，及这种转变对思想方式的影响是什么。他希望知道中国是否存在这个转变？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张瀚墨教授认为，有的学者支持诗经体现了某种口述传统，但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书写文化出现得特别早，文本的流动性也相对较小，口述传统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徐渊教授进一步补充，虽然中国出土的书写材料始于殷商的甲骨文，但可以从玉圭上有毛笔的书写痕迹、甲骨刻辞有书法笔意等证据，推论出商代的书写应该以竹简为主要材料，虽然竹简并未保留至今，但当时应该可以支持其大规模的书写。所以，无论从物质还是传世文本的层面，可能都没有空间容纳口传传统。Petit、张巍与张瀚墨、苏杰还讨论了中国对口传的态度如何、中国是否区分朗读与默读等问题。

次日上午，在“哲学文本”分场，来自洛林大学的Emmanuelle Jouët-Pastré教授首先发言，带来了她关于柏拉图对话中的书写的文章：“写于水上或写于灵魂中：柏拉图对话中书写与思考的关联”(Writing in water, writing in the soul: The link between writing and thinking in Plato's dialogues)。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言，重要的是帮助灵魂摆脱意见与产出真理，而对于这一目的来说，书写又有何影响？从《斐德若》中对两种书写的区分开始，Jouët-Pastré教授探讨了书写之于哲学生活的作用：在物体上的书写只能保留已逝的陈词，而只有在灵魂上的书写，即运用辩证法对话，才能作为提醒，敦促灵魂去发现其原有的真理。结合《泰阿泰德》、《智者》的内容，她论证柏拉图的对话录写作是为了模仿人在思考过程中与其内心的对话，而非单纯地提供现成的知识。进一步的，柏拉图从未直接对读者言说，而是刻意写作神话，以提醒读者写作的局限，这也是柏拉图将其“在灵魂上书写”的书写观念融贯到其写作中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