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布时间:2024-11-28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引言
当选十天内,特朗普已经为新政府做出了几个重要人事任命,其中外交和安全首脑的选择似乎延续了特朗普1.0时期的对华遏制逻辑。国务卿人选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和国防部长人选皮特·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都曾公开批评北约盟国在防务支出上的搭便车行为。然而,国家安全顾问人选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则主张与盟友的“艰难对话”,呼吁“让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放心”。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印太盟友政策会有哪些新取向,和之前相比会呈现哪些“变与不变”?本文将在梳理特朗普对印太盟友政策流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趋势和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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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对特朗普1.0任期
美国优先的选择性继承
特朗普2.0任期内,美国的印太盟友政策可能体现出对1.0任期政策取向的选择性继承和拜登任期政策的扬弃,呈现“变与不变”共存的状态。在特朗普1.0任期中,2019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在强调“建立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目标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通过“小多边”(minilateral)手段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间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威胁”,同时也关注同印太地区伙伴就安全、经济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双边协调。
“美国优先”的政策议程背景下,特朗普1.0版本的印太盟友政策体现出下述特征。其一,“成本分担”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征。特朗普在加大对美国自身军事投资的基础上,关注联盟为美国带来的可见物质收益。美国以削弱安全合作的“退群外交”(withdrawal diplomacy)相威胁,要求美国盟友分担更多责任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譬如,在双边联盟层面,美国曾与韩国自2019年起开展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问题谈判,要求韩国分担更高的金额。其二,在具体策略上,特朗普开始利用“小多边”合作手段以推动遏制中国,同时达成其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目标。对于保有根深蒂固商人思维的特朗普而言,小多边模式的灵活性、低交易成本和自愿履行承诺的特征,使得美国在联合印太盟友开展对华遏制的同时,不容易被卷入传统联盟的“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困境,从而不至于被盟友“拖累”。譬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在2019年举行了首次部长级磋商。其三,最为关键的是,美国正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确立了全面对华竞争的战略,并以此为战略手段来推动印太盟友选边站队,从而试图构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反华联合阵线”。
从结果来看,特朗普1.0任期的盟友政策,对于推动美国和印太盟友间的“多领域协调”和“共同应对中国威胁”,效果并不显著。面对特朗普的施压,日本、韩国、泰国等美国印太盟友,因与中国有着紧密经济联系,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选择“两边下注”而非完全倒向美国。再加上特朗普“退群外交”的溢出性影响,部分印太盟友与美国展现出“离心离德”的态势。
11月13日,拜登与特朗普一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图片来源,CNN
拜登任期内,美国的盟友政策在继承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特定领域的强化,以回归多边主义路线。具体而言,在特朗普1.0任期的基础上,拜登任期继承了一个核心理念,即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威胁的核心诉求。在2022年拜登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美国强调“通过威慑阻止对美国、我们盟友和伙伴的袭击和侵略”,向中国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以强化对华威慑。
拜登任期盟友政策相对特朗普1.0任期的调整则包括了三个具体手段:其一,推动印太盟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和产业链融合,通过供应链韧性建设、“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手段,以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影响力和“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实现所谓“去风险化”(derisking),这是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的全新政策。印太地区的盟友间经济安全合作表现为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等经济安全与科技联盟。其二,拜登政府在价值观上更强调美国通过多边主义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同时支持对双边军事联盟的“再保证”(reassurance)和对多边联盟的安全机制建设,体现出单边到多边的联盟政策转向。双边方面,拜登政府强化双边安全防务关系并支持对盟友的战略承诺,增加对海外军事基地的投入并加强军力部署。多边方面,拜登推进美国、印太盟友和全球盟友的协调,表现为重返多边国际平台、与盟友共同利用国际制度恢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推进强化北约和印太盟友的安全合作。其三,延续并实质上扩展了“小多边联盟”手段,不再将其视为追求单边得利的政策手段,而是将其视作印太地区反华联合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小多边联盟“由点及面”,真正走向网络化和操作化。美国通过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建立美英澳军事外交三边安全合作关系(AUKUS)、增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等方式加强了小多边合作的有效性。总之,拜登政府的政策与特朗普1.0任期尽管在许多方面亦有继承和相似之处,但其在双多边关系上更柔和的处理与更深入的推进也使美国在印太盟友中的领导力大为恢复。
宏观上梳理此前美国印太盟友政策的流变,可以看出:一方面,利用盟友间合作以促进对华遏制和威慑已经不受政府更迭影响,成为美国印太联盟政策的核心要点;另一方面,在与盟友的互动上,特朗普1.0任期体现出单边主义特征,并以抛弃盟友相威胁来实现政策目标,这导致的结果是“小多边联盟”体系的未能完善和双边联盟的协调不利。拜登任期则回归多边主义,在强化双边联盟的同时,尤为看重协调多边盟友,形成遏华“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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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对拜登任期印太盟友政策
的修正方向:三个变化与一个不变
特朗普2.0任期的盟友政策相较拜登任期可能会有“三个变化”和“一个不变”,这三个变化是对特朗普1.0任期盟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一个不变则体现出美国印太盟友政策的核心特征。
首先,从“多边主义盟友政策”转回“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在“美国优先”的议程影响下,特朗普依旧希望盟友对联盟付出更大的成本,重启“退群外交”和对盟友在国防开支上进行施压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在2024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强调了“盟友应该支付公平的份额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有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将试图从盟友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资金”。这一立场已经在特朗普对欧洲盟友的态度中得到证明。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在分析特朗普团队的盟友政策时预估,特朗普希望欧洲大幅增加对北约的资金开支并试图对北约进行“彻底重新定位”,缩减美国在欧洲的安全角色并仅在危机时期提供支持。面对乌克兰危机,特朗普的态度则是尽快向乌克兰施压以推动其对俄罗斯的领土让步,从而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尽管特朗普并没有明确以“退出”相威胁,但美国的印太盟友将面临着与欧洲盟友类似的防务成本压力。“抛弃北约盟友”的政策态度可能促使印太盟友重新评估美国的可信程度,从而更为谨慎地处理对美联盟关系。
2018年,特朗普与北约各国元首会面。
其次,从“经济安全合作”转变为“增加经贸压力”。特朗普将印太联盟视作“交易性联盟”,持续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对印太盟友施加经贸压力。前文已经提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政策特征使得他在1.0任期就并未考虑增进与印太盟友的经济协力。他曾表示,自己上台后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同时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且并不会因其是否与美国结盟而有所改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道称,特朗普的关税将使得“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成为净输家,美国从该地区的进口预计将下降3%,出口下降8%。美国绝大多数印太盟友均包含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内,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将显著降低美国与印太盟友的经贸合作水平。美国可能从“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执行者变成破坏者”,这对印太经济安全联盟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再次,从“全方位小多边印太盟伴关系”变为“小多边合作的跌宕前行”。虽然“小多边”合作是首先在特朗普1.0任期内被提出的,但真正得到有效实践是在拜登时期。特朗普2.0任期内,印太地区小多边联盟的持续很有可能无法全方位维持。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有评论认为,特朗普2.0任期将延续1.0任期“承诺和行动脱节”的特征,反复无常的政策逻辑会显著破坏推动“小多边”印太联盟的努力。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指出,特朗普偏好和同盟国进行双边成本谈判,这可能意味着“小多边”合作依旧不在新政府的政策光谱内。不过,“小多边”合作的前景也并非完全一蹶不振。也有来自洛伊研究所的评论保持谨慎乐观,指出“小多边”合作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军事联盟”,而美国的印太盟友则会为了维持“志同道合”应对中国威胁的目标而主动付出成本,加之美国国会对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坚定支持,特朗普并不一定会完全拖垮美国的印太“小多边”合作框架。因此,本文推测“小多边”印太合作将会面临一定阻碍,但已经建立的合作机制也不至于短时间内完全销声匿迹。
2017年,特朗普在东盟-美国峰会上与各国元首合影。图片来源:AP
最后,“不变”的是在持续强调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的印太联盟将延续“应对中国威胁”的核心特征,这也意味着美国不会完全“背弃”印太盟友而选择全方位“退群外交”。美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认识和印太防务政策具有跨政府任期、跨党派的连贯性,美国立足遏制中国的基本方略不会因特朗普而受损,即使特朗普个人在行为方式上与前任政府有所区别,美国的官僚也会在大方向上确保美国的政策不至于偏航,新政府的幕僚也将维持遏制中国的政策特征。例如,特朗普的副手万斯(J.D. Vance)曾公开宣称,追求乌克兰问题的快速解决,核心目的是让美国专注到“中国”这一核心威胁。对华极端鹰派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和国安顾问人选沃尔兹均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手段。有分析认为,卢比奥对台湾的支持和特朗普的商人思维可能导致对台军售在特朗普2.0时期的显著增加。在当前美国日益积重难返的国内问题以及向海外投射经济与军事能力日渐萎缩的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势必要求盟友发挥更多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注重“第二岛链”层面的防御,以能集中有限资源实施离岸制衡的效益最大化。
根据上述特点,下文将分别从各小多边机制和双边联盟具体入手,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印太联盟政策实施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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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重返亚太”以来,美国致力于将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网络塑造得更加多元与紧密,这些合作关系被统称为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根据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描述,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印太同盟网络已经从旧有的轴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转变为了格状体系(Latticework System)。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将印太地区的几个主要安全合作对象,如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英国都纳入了新的关系网络当中,以便美国能够摆脱臃肿的多边机制而将同盟效益最大化。因此,无论是在彼此磨合还是在制度成型上,迄今为止的美国政府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投入。
来源: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U
特朗普重返白宫已经引发了美国盟友的强烈不安与震荡,这些新生而尚未成熟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因为特朗普主义(Trumpism)回潮而受到严重冲击。如前所述,特朗普并非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拥趸,信奉美国的实力才是实现目标的可靠手段,因此要求盟友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特朗普不一定喜欢小多边机制给他带来的约束——这意味着他必须事事与他国协商而无法总是说一不二。对于盟友们而言,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难点在于,一是特朗普政府过于强硬的行事风格使它们不得不考虑被迫增加军事开支和技术交流合作的成本,二则是特朗普本人的不可预测性使美国政府的承诺不再可靠,盟友们必须在谈判中予以更多的让步才能让同盟关系得以稳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教授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指出:“未来4年美国外交政策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其不可预测性……特朗普不会马上或有意攻击印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架构,这很容易成为他对中国崛起反复无常的态度及对多边主义和他所谓的美国安全带去损害。”因此,如何在保持美国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对冲特朗普风险是这些小多边机制参与国面临的主要难题。
Quad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幸免于难。它是特朗普1.0任期初步建立小多边机制的首要成果,以围堵中国为目的,因而受到特朗普的支持。正如陆伯彬(Robert S. Ross)所指出的,美国越来越在南海感到有心无力,这迫使它在更外围的地方构筑抵御中国的防线,这是其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加强合作的动因。但实际上,Quad并未如预想中发挥地缘政治的重要作用,在更多时候更像是“清谈馆”和交换意见显示团结的场所,在搭建四国同盟上美国明显意愿不足。不过,当前Quad四国已经在核心和新兴技术开发和使用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特朗普未必能够扭转这一趋势,但显然不愿意让其它国家搭美国的便车,因此可以预计其它三国在经济支出和责任承担上需要向美国做更多让步。同时,美日同盟仍然是Quad行动的核心与基础,随着美日两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趋于同步,日本的存在也将为美国在印太的小多边机制起到稳定剂的作用。
AUKUS可能会遭遇更大的困难。AUKUS由两大支柱组成,其一是仅限于美英澳三国的核潜艇合作项目,其二则是在一些简短技术研发上的合作,容纳了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等潜在合作伙伴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美国必须提供强韧的领导力,否则便难以为继。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重要的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质疑AUKUS的价值,指责美国政府不应向澳大利亚转向这些核心资产而又不能确保澳大利亚会参与潜在的台海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出特朗普政府的交易性心理,即尽可能减少任何没有足够回报的投资。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十分看重人际关系的忠诚性,但现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奥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都曾公开批评过他,因此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教授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Wilkins)怀疑特朗普是否会愿意配合英澳从而要求重新谈判以扩大AUKUS对美国在金融和安全领域的贡献。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特朗普十分重视美国蓝领工人的选票,在他的竞选宣言和口号当中时时强调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AUKUS的核潜艇项目实际上能为美国的造船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与就业岗位,这与特朗普的诉求有所契合,因此澳大利亚可以有一定的筹码与之谈判。
AUKUS三国元首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路透社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前景则颇为矛盾。自2023年8月美日韩三边“戴维营峰会”以来,三国合作已经走向机制化,《三边合作框架协议》(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Framework)也于2024年7月得到签署。如同下文将会详细说明的,特朗普对日韩两国在美日和美韩双边同盟中付出的成本不足均表示不满。此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重点在以供应链韧性为代表的经济安全合作,而特朗普的“退群外交”思维可能推动美国从经济安全合作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将关税全面提高10%势必将影响多边经济安全合作。不过,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将全面倒退。2024年6月,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消息人士声称特朗普新政府将延续拜登任期内加强三边安全合作的努力。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曾担任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他表示“特朗普不会仅因为拜登曾经参与就放弃(美日韩安全合作)”。一直以来拖累三边合作的日韩历史冲突问题在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得到压制,鉴于韩国政府更迭还要等到2027年,三边合作的“日韩短边”预估将保持暂时稳定。因此,美国在特朗普2.0时期是否会延续“戴维营精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在刚刚起步的背景下呈现悲观预期。拜登政府近年来试图尽快将三边合作机制化,以美国为战略主导,合作核心是同时加强三国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合作,开展联合军演、联合巡航、情报共享、经济援助等。美国在2024年4月的美日菲峰会上承诺将对日菲两国进行投资以促进供应链韧性。但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并不热衷于对盟友开展经济援助,更遑论经济安全合作。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的核心支撑因素在于美国牵头的美日共同对菲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同时定期联合军演势必要求美国付出巨额成本,结结实实地踩在了特朗普的雷点上。即便美菲同盟有可能通过政策惯性保持稳定,三边安全合作也大概率遭受特朗普“反多边主义”政策逻辑的掣肘。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当选后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通话内容并没有涉及到维持美日菲三边合作的决心或计划。我们推测这一机制可能不会成为新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2024年2月对“如何维持美日菲同盟”的一项研究指出,日菲两国的安全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拜登时期推动的三边合作努力在政府更迭后未必能够顺利延续。当前,美日菲三边合作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加强菲律宾协助美国应对地缘冲突的能力,同时显著提升日菲之间的协调水平。两国已经开始努力,譬如在2024年7月签署《互惠准入协议》(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使两国军队能够更加便捷地部署到彼此领土。然而,鉴于日菲安全合作仍在初期发展阶段,一旦美国对主导合作的意愿减弱,则美日菲合作机制的前景恐难以乐观。
美日澳三边安全关系的前景或将面临挑战,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积极参与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拜登政府正加速巩固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以强化“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然而,面对可能到来的特朗普2.0政府,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将其视为“警钟敲响”。他建议美国的盟友学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高尔夫外交”等成功案例,明确自身诉求,同时展现联盟如何能够“令美国和特朗普受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执行主任贾斯汀·巴西(Justin Bassi)则表示,日澳两国需确保“美国优先”不仅仅意味着日澳就是“人微言轻”:作为美国的共同盟友,两国应根据特朗普2.0政府的政策调整安全合作节奏,并加大自主国防投入,以更好地在联盟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针对特朗普2.0可能要求盟友增加国防支出,日澳可主动提升国防预算并借此机会大力深化双边合作。日经新闻最新报道指出,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参与澳大利亚北部的年度轮换,而日本三菱重工也已入围澳大利亚海军新舰艇建造项目,双方在国防建设上的协作正日益深入。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表示,他对日澳双方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并“相信特朗普政府仍会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与领导力”(笔者按:有趣的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的主页显示,他恰好也是个“高尔夫狂热爱好者”)。在日澳主动承担更多成本并深化合作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反多边主义”挑战或许可以被有效应对。
2024 年 11 月 17 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参观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官网
总而言之,美国的盟友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如何在继续依赖美国军事和技术的前提下尽可能对冲特朗普风险。出于这个原因,在拜登政府执政的4年中美国及其盟友努力使这些小多边机制正规化和制度化,以便在更长期范围内抵御政治动荡。在特殊情况下,它们也不免考虑如何在“去美国化”的条件下增加相互间的合作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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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关系
早在特朗普宣布再次参选以后,日本就开始两面押注,做好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准备。岸田文雄政府不仅任命与特朗普阵营关系密切的山田重夫担任驻美大使,增加对在华盛顿游说集团的预算,甚至在2024年两度派遣麻生太郎与特朗普会面。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在特朗普再次上台时能够延续美日良好关系。关西学院大学教授加藤博章认为,特朗普2.0任期对于日本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要求日本承担更高的国防开支与关税负担是可以预料的,但其不拘一格的风格也可能使美日关系有跳跃性进展。
但如果以石破茂政府的情况来看,美日关系并没有良好的开端。当前在日本国内的主流声音是建议石破茂效法安倍晋三与特朗普建立良好的私交以促进美日关系的稳定化,然而石破茂在日本政坛上以稳健著称,尽管他上台以来表明延续岸田文雄的外交路线,强调印太的重要性,但其个人的社交和谈判能力显然不如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时,考虑到特朗普更喜欢与强人政治家交往,石破茂的行事风格与国会选举失利可能在此方面大大折损特朗普与之交往的兴趣。实际上,石破茂在外交姿态上的“亲中”以及在建立“亚洲版北约”和修订《美日地位协定》(U.S.–Japa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上对美国的挑衅很难说给特朗普留下良好的印象,特朗普不仅只给予了5分钟通话时间,也拒绝了石破在其正式上台前的会面申请。此外,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也提醒日本称不应将美日关系寄希望于与特朗普的私交,作为商人型政客的特朗普并不会因此对日本手下留情。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要求日本提高防卫预算和对驻日美军费用的承担,岸田文雄政府因此出台政策将在2027年将防卫预算提高至GDP的2%。从华盛顿流出的消息来看,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加码要求日本提高防卫预算至3%,这将会给日本政界带来较大的压力。特别是美日两国近些年在经贸问题上存在不小的摩擦,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拜登政府干预日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都为两国关系带去龃龉,特别是如果“美国优先”政策重回美国政治,则上述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图片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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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关系
在对驻韩美军承担更多责任和增加本国国防预算的问题上,韩国与日本面临类似的窘境,其中最大的争议点莫过于10月份达成的美韩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这份文件规定了2026年~2030年期间韩方需向美方承担的驻扎费用等相关内容,但特朗普极有可能推翻该协定要求重新谈判,并以驻韩美军的撤出或裁减相威胁——正如他第一任期做的那样。
对于韩国而言,中国并非是其首要考虑的安全因素,朝鲜的举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首尔的决策。不久之前,朝鲜向俄乌战场派遣军队以向国际社会表明朝俄关系的升级,因此青瓦台迫切地希望美国能够予以更多支持,但特朗普似乎更喜欢与金正恩直接打交道,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韩国的诉求。实际上,尹锡悦政府一直试图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同时强化韩国自身的导弹防御与报复打击能力并追求美日韩的三国合作,他要求只有朝鲜在无核化方面妥协才能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和开展对朝外交。但特朗普曾有和金正恩直接接触的先例,二人曾在新加坡、越南和朝鲜非军事区举行会面,特朗普还宣称他与金正恩“关系不错”。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从美韩同盟共同追求的“半岛无核化”中向朝鲜让步,甚至可能出现韩国单方面面临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局面,这将对美韩同盟产生根本性动摇。
尽管如此,多数的外交官员仍然坚称美国对于美韩同盟的支持具有跨党派性且坚如磐石,特朗普的当选不会影响美韩同盟的合作。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韩两国曾经修订《美韩导弹指南》(South Korea Ballistic Missile Range Guidelines),解除对韩国研制弹道导弹弹头重量及运载火箭固体燃料使用的限制,因此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可能是给韩国再一次升级军力的机会。一些学者和官僚建议韩国应当活用在华盛顿的游说集团,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特朗普的决策。
2018 年,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圣淘沙岛首次会面。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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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关系
尽管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官方交往和同盟协定,但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特朗普2.0任期的美台关系也必须加以考虑。然而正如许多观察者指出的,特朗普注重实利而轻视意识形态,在对待台湾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并没有如其它美国领导人那样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特朗普在今年7月的声明中指责台湾地区不仅没有为美国带来利益,反而夺走了美国的芯片行业,台湾当局应当为此支付费用。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在中美关系上大打“台湾牌”,坚持对台军售,签署《台湾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在“一个中国”的底线上试探。然而在此次大选期间,特朗普的表态却相对谨慎,除了要台湾缴纳“保护费”之外,对于两岸统一问题则不愿意明确表态。在被问及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特朗普是否会同意出兵“保护台湾”时,特朗普只是反复回应称:“我不会放弃任何事(武力护台的可能)。”“我不能表露我的态度,只有愚夫才会泄露底牌……中国很清楚我的答案……我不能提供任何信息以免失去我的谈判能力。”显然,在特朗普眼中,台湾更多是中美竞争的谈判筹码,保护台湾的收益则不甚明朗。
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应忽视特朗普造成的台海风险。实际上,美国对台政策将台湾问题“工具化”是一以贯之的。即使特朗普本人无意在台湾安全事务上纠缠,其团队成员和国会也会迫使其向这个方向前进,意图将台湾问题更深内嵌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布局当中,利用炒作或者挑动台湾问题增强牵制中国的效果。例如,特朗普的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建议特朗普应当向台湾给出更明确的承诺,既要让台湾自身增加军费,也要向台湾扩大援助并邀请其参加“环太平洋”军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对于台湾地区而言,在中美竞争的结构性压力中拉扯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特朗普一方面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又打压台湾的科技产业,使得台湾不得不面临双重压力。依照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揭仲的判断,特朗普政府会要求台湾的防卫支出至少增长至GDP的3%,这将使台湾当局的财政压力面临较大困难。此外,特朗普政府会一改拜登政府的“不对称作战”理念,不再向台湾提供精确制导、中小型武器等短小精悍的装备,而是转而出售并不实用但是能使美国获利更多的传统大型武器。
环太平洋军演 (RIMPAC) 是一项两年一度的演习,旨在培养和维持合作关系,这对于确保海上航道安全以及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演习在夏威夷群岛周围海域举行,是一个独特的训练平台,旨在加强互操作能力和战略海上伙伴关系。图片来源,美国海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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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关系
作为Quad、AUKUS和五眼联盟的核心成员,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自由党与工党都十分重视美澳关系,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近些年日益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的战略要地。尽管在许多政治和经济理念上有所不同,工党出身的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还是在第一时间祝贺了特朗普胜选。从特朗普的个人言论来看,他对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后者曾多次对特朗普表达过负面性评价,而在特朗普胜选后紧急大量删除在X平台上的不利言论。早在陆克文上任之初,特朗普就称:“如果我当选,他在那个位置上一定呆不久。”若真的实施这样忽如其来的人事变动,美澳关系能否像拜登任期一般保持积极态势便有待观察。
在经济关系上,尽管美国仅占澳大利亚出口的5%,但它仍是澳大利亚的第5大出口市场,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产品方面,这包括了40%的高科技发动机、50%的航空航天零部件与60%的机床。此外,美国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服务出口市场。因此,美国对其它国家的无差别增加关税将严重损害澳大利亚的经济以及成为全球商品与服务中转站的目标。特朗普十分希望在美国国内重建产业链而非利用政策杠杆推动“友岸外包”,实际上美国一直扶持内华达州的矿石开发而打压澳大利亚的矿石产业,澳大利亚难以从《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获得美国的补贴。
在安全关系上,副总统万斯曾表示过对AUKUS的欣赏,但考虑到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澳大利亚方面也不得不未雨绸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澳洲事务主席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指出,特朗普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观点,但他从未对AUKUS表态,而他看不到此类项目的直接价值因此有可能会重新考虑谈判直到满意。作为AUKUS协议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将出资数十亿美元以向美英换取核潜艇,作为回报,美英也可以在澳大利亚西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轮换并协助升级其北部的廷德尔军事基地(RAAF Base Tindal),F-35隐身战斗机将被部署在此处以随时介入南海局势。此外,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还驻扎着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成员,他们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规模极度扩张。特朗普方面可能将继续寻求海军陆战队的轮换部队规模扩大,在理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由1万人~2万人的永久驻扎部队形成。在数次美澳外长与防长“2+2”会谈中,两国还商定建立军事燃料储备库和联合情报中心以加强双边军队的磨合与联合作战能力。澳大利亚同时向美国购买大量反舰导弹与攻击直升机,这将为美国的军工产业带去丰厚利润。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美澳同盟或是AUKUS,尽管许多人认为美澳关系即将陷入危险,但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想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对美国工业基础及双边同盟关系有贡献的模范,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还是对澳大利亚表现出善意。尽管现有的信息还无法完全说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AUKUS将一定会遭遇风险,但实际上,澳大利亚国内悲观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甚至有媒体呼吁,考虑到与一位极不稳定的总统领导下的军事化美国保持同步的危险性,澳大利亚政府应退出AUKUS。绿党领袖亚当·班特(Adam Bandt)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要求现任政府考虑与特朗普政府绑定的风险,并取消AUKUS合作。前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亚瑟·西诺迪诺斯(Arthur Sinodinos)则称,阿尔巴尼斯必须在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应当设法让特朗普政府了解美澳关系是“为什么你(特朗普)需要我们(澳大利亚)”,而不是去追求与特朗普的共同点。
2023年白宫欢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仪式,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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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关系
可能与多数国家的反应不同,印度对于特朗普当选一事保持相当程度的乐观,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印关系将在接下来4年取得较大的提升。
一方面,印度固然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印度加征高额关税,考虑到印度也是一个主要制造业大国且美国也是印度的最大市场,特朗普对于印度的警惕某种程度上与他对中国的警惕有相似之处。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指出,尽管美印之间的潜在贸易紧张局势尚未完全显现,但鉴于两国贸易的不平衡,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在特朗普2.0政府任期内集中爆发。显然,印度不得不向美国让步,但这将极大损害印度的出口导向型行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业、汽车业和制药业。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分析预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使印度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的GDP将因此下降0.03%。
但另一方面,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与特朗普良好的个人关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美印关系。莫迪和特朗普在国际上都以重视个人关系著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们互相举办过大型的欢迎仪式,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过与对方的友谊,这将为莫迪带来红利。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如联合三军演习“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放松美国对印度的国防出口管制等。
在过去4年的民主党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批评印度,如印度的民主指数、人权问题、印俄关系以及去年的锡克教徒暗杀事件,这给美印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特朗普显然并不太关心这些问题,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传统的贸易和军事关系上。前印度外交官阿贾伊·比萨里亚(Ajay Bisaria)认为,不仅是中美竞争,如果特朗普希望结束在乌克兰和加沙的灾难,他可能会寻求印度的帮助,特别是印度和俄罗斯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新德里也能得以吸引更多的供应链与私人投资,增进与他国的国防与技术伙伴关系。前印度驻美国特使米拉·香卡(Meera Shankar)也认为,美印关系的整体战略轨迹将在未来4年保持延续而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2020年,特朗普和莫迪在印度新德里会面。图片来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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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关系
对于特朗普重返白宫,菲律宾政府乐观地认为美菲同盟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强大和稳固,正如总统小马科斯所公开表示的那样,即使美国的领导层出现交接,美菲关系也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为了降低菲律宾的不安,拜登政府近期与菲律宾签署了一项《军事情报安全共享协议》(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用以保障两国军事机密信息的共享与保密。这项制度化的协议将尽可能确保美菲合作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向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承诺:“同盟的力量将超越未来政府的变动……美国人坚定地致力于保卫菲律宾,我们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是坚不可摧的。”
尽管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时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对美政策上与美国产生了嫌隙,甚至扬言要将美军逐出菲律宾,但当前小马科斯政府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亲美,并允许美军再次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在小马科斯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再次确认了强化美菲同盟的必要性,必将尽快安排举行线下会谈,特朗普甚至问候了小马科斯的母亲。
美菲关系的另一重保障是,即使特朗普本人会使得美菲关系出现波折,其政府成员也会大体保障美菲关系的稳定性。在特朗普业已宣布的几位政府高官人选当中,都倾向于美菲之间建立牢固关系。如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卢比奥就曾在提交一项关于《美菲伙伴关系法》(US-Philippines Partnership Act)的议案,以期能够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给予菲律宾更多支持。而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沃尔茨也曾多次访问菲律宾,对美菲关系持重视态度。
此外,菲律宾也正准备加强与地区其它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避免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收缩。依据菲律宾驻美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穆亚尔德斯 (Jose Manuel Romualdez)的说法:“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参与,因为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美国决定缩小规模……也需要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暗示菲律宾正在谋求与日本、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协作以对冲风险,特别是前文提到的菲律宾与日本以史无前例地速度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强化两国军队的合作与互相派遣。
美菲军事同盟,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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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通过分析特朗普1.0任期与拜登任期的印太盟友政策取向对比,探讨了特朗普2.0任期重返白宫后对印太盟友政策修正的宏观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和预测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在印太地区的Quad、AUKUS、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共五组“小多边盟伴机制”,和六组双边同盟关系的政策实施路径。展望未来,特朗普2.0时期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政策将面临如何平衡多边合作与单边压力的挑战,盟友如何调整策略以应对特朗普政策的变化,将对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发挥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