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不断变化。1983年-1984年期间，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是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矛盾，就是世界大战打不打的问题，是东西矛盾；另一个问题是发展问题，也就是东西南北，即和平与发展两大概念。对和平与战争的内涵界定是战略总判断的重要依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阐述和升华。当代和平和战争的内涵及形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局部战争可以具有世界影响力；军事战争包含着打击范围很大的经济战争；舆论、认知等软实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硬实力战争的结果；坦克集群被无人机集群取代，高科技武器对传统武器构成降维打击。战争要素和形式都已发生变化，世界大战是否发生与世界和平是否保持不再划等号。

当今战争与和平的内涵呈现复杂化。未来的世界大战是什么形式?肯定不是像前两次大战或者冷战的形式。战争方式可以是军事手段，也可以是某种程度的非军事手段。高科技战争用非传统军事手段进行，比常规的军事打击力度和速度要大得多、快得多。未来战争形态将越来越网络化、数字化、无人化、智能化，战争的人力资源成本大大下降，摧毁指挥中心和基础设施枢纽等战略目标可能在瞬间内完成。

其一，随着高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大战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毁灭性打击、财富大规模流失、传统认知崩溃、生态及疾病灾难等新形态危机出现。防止世界范围出现毁灭性灾难，成为世界和平的首要任务。

其二，传统的狭义战争形态被新的广义战争形态所取代。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战、网络战、生物战等新型对抗形式正在出现。网络化、无人化、智能化武器占据战场主动权，战争成本和门槛大幅度下降。高技术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和各种非军事性打击相结合，世界和平面临新的战争威胁。

其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结合，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全面强化。随着高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非军事打击成为大国对抗的主要手段。大规模金融制裁与经济制裁已成为大国战略工具，金融货币危机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导火线。

其四，东西方阵营的对抗被霸权国与世界和平力量的对抗所取代。霸权国以高技术和金融武器为基础的代理人战争频发。战争影响波及全球，热战和冷战相结合或交替进行。霸权国依仗其各领域的不对称优势，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打击战略竞争对手。霸权国的战争力量与反霸国家的和平力量之间的对抗构成世界和平能否长期保持、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关键问题。

其五，一系列局部战争和大规模经济制裁可能颠覆世界总体和平环境。霸权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目的是最大限度消耗乃至瘫痪对手的国力。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是以网络化、无人化、智能化武器占据战场主动权，以大规模金融经济制裁作为大国战略威慑工具摧毁目标国的经济枢纽。非传统战争形态的生物战危险出现，非军事对抗的强度将超过传统军事对抗的强度。大规模非军事对抗激化到一定程度可能直接触发核打击报复。

其六，新的世界和平需要高度发展的大国综合保障能力。大国的总体战争能力，是高科技、金融等软实力和影响力诸要素组合的威慑力。这种要素组合能力，是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坚持和平、防止战争，要有新手段、新工具、新条件，形成新主体优势。和平与发展在新的高度上统一起来，没有高度发展，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和平。

其七，防止危机扩大和升级是防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前提。美国战略的特点是给战略对手制造危机，在危机中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用一百多年时间、通过四次大规模战争或准战争(冷战)来实现其世界霸权，可称之为“超长战略机遇期”。美国通过制造危机扼制任何企图超越其发展的国家的崛起。而中国的战略特点是准备迎击危机，转危为机，化每一次危机为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需要预测各种危机和机遇交接的时间点和空间点，准确地捕捉和塑造机遇，把世界大战的危险压制在萌芽状态，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发展，并具有对战争力量的压倒性优势。

其八，可持续的和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互为促进，最终实现战略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时间在中国一边，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霸权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危机，急于制造危机转移矛盾。把战略对手拖入战争陷阱，是霸权国正在展开的最危险策略。关键是未来10年，中国必须保持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同时做好应对重大危机和战略摊牌的准备。这就是以安全与发展应对危机和战争，避免战略陷阱，最终以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轴，使中国的和平成为世界和平的保障。历史证明，挑起战争的反动势力终将被自己挑起的战争所埋葬。

和平与战争的内涵变化，为国际政治以及各相关学科带来大量新课题。我们面临的矛盾、危机、冲突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战略准备、能力准备和物质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国务院台办海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务。原文刊登于《国际观察》2024年第5期：第4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