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以谏之名:K街新王如何变现特朗普时代红利?

作者:李琛峣 发布时间:2026-02-07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引言

华盛顿特区西北的K街(K Street)并没有纽约华尔街(Wall Street)那般直冲云霄的玻璃幕墙,这里的建筑大多方正、沉稳,带着一种刻意的低调。然而,正是这些灰色的石材立面后,流淌着影响全球地缘政治走向与数万亿美元资本流向的暗河。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游说公司的利润迎来暴涨。据《华盛顿邮报》对2025年10月底公布的披露报告的分析显示,当年美国游说支出总额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21%。根据OpenSecrets的数据,如果这一增长势头持续到年底,这将是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


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狂欢中,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比“巴拉德伙伴”(Ballard Partners)更具象征意义。这家发迹于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地方性事务所在短短几年间蜕变为全球顶级权力掮客。身材敦实、行事果决的共和党筹款人布莱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不再仅仅是佛罗里达的一名说客,他已然成为了连接全球资本与“海湖庄园朝廷”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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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给华盛顿的顶级游说机构带来了巨额收益,其中,“巴拉德伙伴”(Ballard Partners)是获益最大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去年的游说收入超过8830万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350%。 图源:金融时报


一、 “佛州帮”的基因:“冬季白宫”传声筒


1998年,布莱恩·巴拉德在迈阿密创办“巴拉德伙伴”时,他只是佛罗里达政坛一名小有名气的共和党掮客。他擅长游走于州议会与地产商之间,替客户摆平划区审批和税收优惠。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与一位纽约地产大亨的私交,会在二十年后把他推上K街的顶端。


巴拉德的政治立场总体亲共和党。他曾为多位共和党政要提供服务,包括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和现任佛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并担任过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2012年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佛州财务主席。与此同时,他也刻意维持跨党派形象,偶尔向民主党人捐款,自称环保主义者,并在公司内部聘用立场偏自由派的员工。巴拉德的岳父吉姆·史密斯(Jim Smith)曾角逐佛州州长,20世纪还先后担任州务卿和司法部长,在当地政坛颇具威望。


巴拉德伙伴在华盛顿的崛起仰赖于其在佛州的根基。不同于华盛顿那种讲究程序正义、充满繁文缛节的官僚氛围,佛罗里达的政治生态更具草莽气息和丛林法则。巴拉德曾在那里磨练出一种“60天哲学”:在佛州议会为期60天的立法会议期间,你要么赢,要么输,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巴拉德的公司简介吹嘘说他是“佛州顶尖的政治圈内人士之一”。


这种“赢家通吃”哲学与特朗普的商业直觉和政治风格不谋而合。早在2016年特朗普参选总统之前,巴拉德就已是其在佛州商业利益的重要代理人。不过,在竞选初期,巴拉德并未押注特朗普:他先是支持前佛州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后转而站队佛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直到2016年初鲁比奥退选,巴拉德才正式投向特朗普阵营。此后,他迅速成为特朗普在佛州的关键操盘手,不仅为其筹集了超过1000万美元竞选资金,还凭借对当地选举生态的深刻理解,帮助他拿下这一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当特朗普入主白宫,巴拉德迅速意识到,美国的权力中心正在发生偏移。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虽然仍是名义上的行政中枢,但棕榈滩的海湖庄园(Mar-a-Lago)正在成为事实上的权力策源地。巴拉德则位于西棕榈滩的办公室,那里距离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度假村只有八分钟车程,特朗普称其为“冬季白宫”(Winter White House)。


巴拉德没有试图去改变华盛顿的规则,而是将佛州的规则带到了华盛顿。2017年1月,巴拉德伙伴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旋即吸引了包括土耳其、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客户,以及一批希望直接触达特朗普的跨国企业与行业组织,如亚马逊(Amazon)、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雷诺美国(Reynolds American)、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和美国卫生保健协会(American Health Care Association)等。当2024年大选的风向标开始转动,巴拉德伙伴的营收数据再一次成为了最灵敏的晴雨表。2025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游说收入飙升至140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翻倍。特朗普胜选后的短短数月内,新增客户超过130家,其中不乏摩根大通(J.P. Morgan)、雪佛龙(Chevron)、网飞(Netflix),以及正处在监管与中美经贸博弈风口浪尖的TikTok。在更新了第三季度财报后,巴拉德伙伴取代了此前收入最高的游说公司布朗斯坦·海亚特(Brownstein, Hyatt et al),成为新的游说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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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巴拉德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之前就与他交情甚笃。自特朗普重返华盛顿以来,巴拉德几乎成了华盛顿最炙手可热的说客。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加密货币帖子事件曝光后,巴拉德一度被白宫拒之门外,特朗普称其已经“彻底失宠”。

图源: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在特朗普政治体系中,游说的关键不在于论证,而在于渠道。巴拉德坦陈:“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多模糊地带,但并非你贴上‘特朗普的人’标签,就能自动得到结果。”他清楚地意识到,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往往不再产出于国会的冗长协商,而是源自总统及其核心圈层的即时判断。谁拥有直通核心的电话号码,谁就掌握了真正的定价权。在这一点上,巴拉德拥有难以复制的人脉优势。曾在其麾下工作的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如今已出任白宫幕僚长;前巴拉德合伙人帕姆·邦迪(Pam Bondi)则执掌司法部。巴拉德伙伴已不再仅是一家传统游说公司,而更像是特朗普政府外围的政策过滤器,游走于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之间,构成第二任期华盛顿权力生态中最具代表性的灰色地带之一。


二、 政策承销商:巴拉德的客户遍天下


在特朗普“交易型现实主义”的外交与内政框架下,游说收入清晰地反映出哪些行业、哪些议题正处于政治风暴眼。不确定性不再是政策的副产品,而成为一种被反复利用、不断变现的政治资源。它催生巨大的游说需求,而游说成功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产生这种需求的权力结构及其政策议程。


(一)格陵兰的矿山财路

2026年初,随着“格陵兰未来协议框架”的签署,大西洋两岸一场针锋相对的资源地缘政治操作闹剧暂告段落。美国通过关税大棒和安全承诺,实质性地接管了格陵兰的防务与资源主权。而在这场和解的背后活跃着资本与游说的幽灵。


2026年1月4日,特朗普首次公开宣称“美国必须获得格陵兰岛”,并暗示不排除军事手段,同时威胁对支持丹麦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1月17日,美国宣布将自2月起对丹麦、挪威等8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计划于6月提高至25%,以迫使欧洲在格陵兰问题上让步。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强调“获取格陵兰岛不可逆转”。直至1月21日,在达沃斯论坛上,他才改口称“不会通过武力夺取格陵兰”,并宣布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格陵兰及北极安全达成“协议框架”,随即取消对丹麦等国的关税制裁。这一急转弯式的外交节奏既是谈判策略的体现,也暴露出美国对资源与安全控制的高度迫切。


协议尘埃落定后,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是澳大利亚能源转型矿业公司(Energy Transition Minerals,ETM)。该公司持有格陵兰科瓦内湾稀土项目,其股价在协议公布后迅速飙升。ETM早在近二十年前便获得勘探许可,对克瓦内菲尔德(Kvanefjeld)矿床进行开发评估。该矿床蕴藏超过1100万吨稀土矿物,并伴生大量铀资源,其规模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钍矿床、第二大铀矿床以及第三大稀土矿床之一。


然而,2021年后,格陵兰地方政治风向激变。主张环保与原住民权益的因纽特人阿塔卡蒂吉特党在大选中胜出,并兑现竞选承诺,禁止在该矿区开展采矿活动。对当地牧民、渔民和原住民而言,这一决定意味着避免放射性污染、保全生计;但在ETM看来,这是民主误入歧途。ETM随即诉诸极具争议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指控格陵兰政府非法剥夺其既有矿业权,索赔高达115亿美元——相当于格陵兰GDP的四倍。这与美国长期指责委内瑞拉“没收”外国能源资产的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将这场地方性环保争议渲染为地缘政治议题,ETM聘请了巴拉德伙伴作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游说力量。ETM希望借助美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焦虑,撬动格陵兰环保法规中的“零铀政策”。在巴拉德团队的包装下,科瓦内湾项目不再只是商业采矿计划,而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工程。当地的重稀土资源是F-35战机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原本属于环保范畴的铀含量限制,很可能沦为竞争对手“阻挠西方获取战略资源的工具”。这种话语转换成效立竿见影。在《投资筛选法》等政策工具的配合下,原本持有项目关键权益的中资股份面临被迫剥离的风险,而西方资本则在安全审查与游说护航下准备接盘。巴拉德伙伴成功将矿业公司的利润诉求翻译成五角大楼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语言。美国几乎肯定会通过安全威胁与政治施压,迫使格陵兰地方领导层在资源问题上让步。ETM与巴拉德伙伴的合作也为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问题上提供了一个盟友。这不仅意味着ETM能够直通白宫核心圈层,也意味着美国在当地拥有一个可用于施压、传话乃至监控政治动向的代理人。


这一布局对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而言同样意义重大。邦迪曾在巴拉德伙伴任职七年,收入颇丰,并签署道德协议,承诺不介入任何涉及该事务所或其客户的案件。但该协议将于2月初到期。届时,她极有可能在ETM的法律争端以及美国推进格陵兰控制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充当其“前任老板”与“现任政府”之间的联络人。


(二)民进党当局的“亡羊补牢”

2025年8月,曾先后在小布什与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院高级顾问的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公开发表文章指责民进党当局在对美工作上出现误判。他批评台北沉溺于美国左翼议题,对美国企业关切反应冷淡,在防务投入和贸易平衡问题上缺乏主动性,更未能理解或认同美国新右翼的政治逻辑。在他看来,“这些缺陷并非简单地向一家可能、也可能并不真正影响特朗普的游说公司投入资金,或邀请更多无关紧要的前官员访台接受礼遇,就能够弥补”。


这一评价在台北旋即引发震动。民进党当局逐渐意识到,长期押注民主党与华盛顿建制派的游说路径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已不再可靠。为修补与共和党核心圈层的关系,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迅速调整策略,以每月6万美元的费用聘请巴拉德伙伴,试图重建与特朗普政治网络的直接接触渠道。这是一笔显而易见的政治保险费。民进党当局需要一个能够将关切直接递送至海湖庄园的通道。


需要强调的是,“佛州帮”议员长期推动强化对台军售。2025年6月,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巴拉德伙伴的老客户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提出一项旨在简化对台运送武器程序两党法案。考虑到巴拉德伙伴在佛罗里达政坛的深厚影响力,不排除民进党当局持续借助国会对华鹰派力量,推动更具对抗性的对台政策安排。


这一趋势在立法层面已得到集中体现。2025年12月11日,参议院一致通过《台湾防卫能力强化法》(Providing Our Regional Companions Upgraded Protection in Nefarious Environments Act,简称 PORCUPINE Act,即“豪猪法案”)。该法案通过修订《武器出口控制法》,将中国台湾纳入适用较短认证与通报期限的接受对象,并为盟友向中国台湾转移军事装备提供加速许可机制。一周后的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创历史新高,涵盖“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陆军战术导弹、M109A7自行火炮、大量反坦克导弹及多型巡飞弹等装备。2026年1月20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人罗布·威特曼(Rob Wittman)联合两党多名议员在众议院推出“豪猪法案”对应版本,与参议院已通过的立法形成呼应。该法案的核心在于将中国台湾在程序上纳入与北约成员及部分主要盟友相同的“快速军售审查类别”,系统性缩短国会审查周期、提高强制通报门槛,并为第三方向台湾转移军备提供制度化加速通道。“豪猪战略”正从政策倡议逐步嵌入美国国内法体系,成为可持续运转的法律与行政机制。


三)日本制铁的昂贵友谊

对于盟友日本而言,特朗普的回归意味着高度不确定性。日本制铁(Nippon Steel)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集中体现了日本商界对特朗普执政的焦虑。面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与宾夕法尼亚州政界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与企业不得不重新用金钱来“验证”盟友关系的成色。2023年,日本驻美大使馆一口气签下三家游说公司,其中就包括巴拉德伙伴。同年12月18日,日铁宣布以149亿美元、溢价四成收购美钢。然而,交易很快撞上2024年美国大选。美钢总部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关键摇摆州,选情敏感。无论是时任总统拜登,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都明确表态反对该收购案。2025年1月3日,拜登在民主党败选后仍签署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式阻止交易。三天后,日铁联合美钢起诉拜登政府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要求撤销禁令并重新审查。


特朗普同样对收购案持否定态度。巴拉德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坦言:“如果不支付必要的资金,特朗普就不会支持各国提出的问题。”在特朗普任内,盟友关系需要持续缴纳“维护费”。日本每月向巴拉德伙伴支付2.5万美元,这笔钱在百亿美元级并购中微不足道,却换来一种心理慰藉:在朝令夕改的华盛顿,至少还有一条线保持畅通。受“高人指点”后,日铁频繁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接触,提出追加投资、转让“黄金股”等条件,逐步争取特朗普松动立场。2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Ishiba Shigeru)与特朗普会晤后,特朗普首次软化态度,同意日铁对美钢进行“大规模投资”,但强调不得持有多数股权。4月7日,他指示CFIUS重新审查交易。此前,CFIUS已向白宫提交意见,认为相关风险“可以通过缓解措施解决”。日铁随后承诺在2028年底前向美钢追加约110亿美元投资。6月14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修改了拜登此前的中止决定。同日,日铁与美国政府签署国家安全协定,交易获批。6月18日,日铁以每股55美元、总计约141亿美元完成对美钢的全面收购,美钢自纽交所退市,并并入日铁在纽约州的子公司体系。耐人寻味的是,日铁随后在当月底终止了与巴拉德伙伴的游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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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佣巴拉德伙伴的同时,以资深谈判专家森贵弘(Takahiro Mori)为首的公司高管深入宾夕法尼亚州当地社区,强调这笔交易对美国方面有利。在日铁之前,鲜有日本公司采用这种以人为本的策略影响白宫决策。 图源:路透社


(四)加密货币的否极泰来

多年来,加密货币公司在华盛顿几乎遭遇围剿式监管:密集的执法行动、层出不穷的诉讼以及来自监管机构的起诉威胁一度将整个行业逼至生存边缘。特朗普本人早期也不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他曾公开表示“加密货币不是货币”,一度将比特币斥为“骗局”。面对监管高压,加密货币企业开始寻求华盛顿游说力量的庇护,并在2024年大选周期中纷纷将筹码押在特朗普身上。从2024年初起,包括布莱恩·巴拉德、BTC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贝利(David Bailey),以及硅谷风险投资家、后来被称为“白宫加密货币沙皇”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在内的一批行业代表持续向特朗普输送政治捐款与政策建议,试图将加密货币重新包装为符合“美国优先”的战略资产。在筹款与政治动员的双重加持下,特朗普的态度迅速软化。


特朗普胜选后,加密货币公司随即乘势而上,推动其团队扩大最初在纳什维尔提出的“比特币储备”构想。长期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陷入法律拉锯的Ripple公司,便在2025年前三个月斥资约40万美元,聘请巴拉德伙伴和Michael Best Strategies为其游说特朗普政府。此后,特朗普开始将加密货币视为美国维持全球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要将美国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并将相关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强调必须防止中国在该领域取得主导地位。


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的头一年就推动了一系列明显倾向行业的政策转向。他签署了《天才法案》(Genius Act),推进《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Clarity Act)等加密市场立法,并公开呼吁削减乃至取消对加密货币的监管限制。政策信号的转变迅速反映在市场上。比特币价格一度突破10万美元大关,那些在竞选周期中支持特朗普的行业高管与投资者也随之获得了丰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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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爱好者们对比特币怀疑论者转变为信徒的过程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橙色药丸效应”(orange pilling)。这个术语既指比特币的标志性颜色,也指1999年电影《黑客帝国》中的一个情节。 图源:纽约时报


然而,发生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的加密货币风波,却暴露出巴拉德伙伴这种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的游说模式所固有的脆弱性。据多名知情人士披露,巴拉德的一名员工在海湖庄园的一次筹款活动中,利用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怂恿特朗普发布一条支持加密货币的帖文。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在事后才意识到,帖文中提及的Ripple正是巴拉德的客户之一。POLITICO报道称,这种越界操作让特朗普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被游说者利用。据称,在相关言论发布后,巴拉德一度遭到白宫刻意冷处理,工作人员被指示避免与其会面,特朗普本人也不愿再让巴拉德及其团队参与筹款活动。一些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认为,巴拉德长期夸大其与总统及核心幕僚的亲密程度,借此向客户兜售所谓“通往白宫的钥匙”。巴拉德回应了这份报道,称他和他的公司“由于取得了成功,早已习惯了来自匿名人士的虚假指控”。他完全否认了自己已被白宫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的说法,并终止了与 Axel Springer(POLITICO和Business Insider的出版商)的游说合同作为报复。此后,巴拉德多次被目击与特朗普共同出席公开活动,双方的关系才打破“决裂”质疑。


2025年3月6日,特朗普最终兑现竞选承诺,签署行政令,正式建立比特币联邦储备库。该储备将由联邦政府在刑事或民事资产没收程序中获得的比特币注资,且明确规定政府不会出售任何存入储备的比特币。这一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密政策的里程碑。


在特朗普时代的政治生态中,一切都可以建立在关系之上,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对总统绝对忠诚的表演之中。一旦总统意识到自己正在沦为游说机器的牟利工具,反噬很可能迅速到来。当然,巴拉德深厚的筹款能力与人脉网络能使其维持影响力。毕竟,在这个体系中,特朗普需要巴拉德这样的中间人,而巴拉德同样离不开特朗普手中的签字笔。


三、 新需求与新供给:MAGA时代的游说工业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权力版图中,巴拉德伙伴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人脉变现的陈旧故事。华盛顿的游说工业正在发生质变:它不再只是利益输送的中介,而是逐步转型为政策生产链条上的议程设定者、风险定价者,甚至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行业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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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街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核心城区的东西向主干道,因聚集大量游说公司、智库和公关机构而被称为“游说一条街”,直接影响美国政治决策,与纽约华尔街齐名。按收入计算最大的20家公司中,有13家报告称,与2024年相比,其收入增长10%或更多。 图源:美联社


以当前华盛顿高度焦虑的稀土与关键矿产供应链为例。这是一个技术门槛极高、产业链条极长的领域,而国会山上绝大多数议员既分不清轻稀土与重稀土的差异,也不了解冶炼与提纯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环保代价。正是在信息不对称中,游说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在为美洲锂业(Lithium Americas)或关键金属公司(Critical Metals Corp)服务时,巴拉德伙伴不再像传统说客那样为补贴乞求白宫理解,而是向华盛顿灌输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企业的技术瓶颈被描绘成美中博弈中的战略软肋,融资需求被包装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成本。商业问题成为地缘政治问题,而答案只能是“刻不容缓”。


这种策略极其奏效。美洲锂业不仅获得了22.6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甚至让美国政府直接入股;美国锑业公司则拿下了国防部的大额订单。白宫的扶持策略随之从广泛撒网的行业补贴转向通过股权和订单进行深度绑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游说公司正是这种新模式下拥有定价权的资产评估方,他们定义什么是“战略资产”,进而决定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资本流向何方。


非战略产业同样无法置身事外。在新右翼文化战争的语境下,“破财挡灾”的逻辑迅速蔓延至文化与教育领域。当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挥舞预算削减之斧,砍向所谓“觉醒文化”机构时,曾经自视超然的学术殿堂也不得不低头。哈佛大学向巴拉德伙伴支付了27万美元,PBS(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也紧急签约。他们需要聘请特朗普信任的“自己人”,以帮助自己在MAGA的政治清洗名单上除名。这已不只是权力寻租,更像是一种中世纪式的庇护制复辟:在愤怒的民粹洪流面前,缺乏权力背书的财富、声望与专业性,都变得岌岌可危、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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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Q1-Q3美国各行业游说支出增长最高的12个行业(增长率排序) 图源:作者根据Open Secrets数据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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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Q1-Q3 美国各行业游说支出增长最高的12个行业(支出额排序) 图源:作者根据Open Secrets数据自行绘制


而在K街石质建筑之外,游说工业的另一条战线正在社交媒体的算法丛林中悄然展开。相比必须在冗长披露表格上签字的注册说客,一批Z世代MAGA网红正迅速崛起为新的权力掮客。白宫内部甚至建立起一套专门的舆情回路。总统助手会实时监控特定网红的动态,一旦某种符合特朗普口味的激进观点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共鸣,相关内容便会被打印出来,直接呈上总统办公桌。


这种“直达天听”的路径很快被利益集团与外国政府捕捉。与其耗费数百万美元在传统媒体上投放几乎无人阅读的整版广告,不如用几万美元与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右翼博主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便深谙此道,他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宫直接会见美国网红,通过他们向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发声,从而反向塑造美国的外交议程。


由此,一种隐蔽而高效的“影子游说”成形:它不受《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约束,无需披露资金来源,却能借助算法放大,制造出一种看似“草根”“真实”的民意浪潮。对企业和外国政权而言,这些网红既是宣传工具,更是绕过国会监督、直接影响一位沉迷社交媒体的总统心智的捷径。


在掌权之后,MAGA运动本身已演变为一个可复制、可授权的政治商业“特许经营”品牌。游说不再是说服政策的过程,而是购买“品牌授权”与“加盟资格”的过程。矿业公司以“国家安全”叙事换取资本注入,哈佛大学用“保护费”换取制度安全,外国政府借助网红人气制造舆论共鸣——他们都在为特朗普所塑造的这套政治生活方式付费。


巴拉德伙伴的爆炸式增长不过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游说行业集体狂欢的一个缩影。2025年,K街顶级游说公司的总收入逼近8.24亿美元,远高于拜登政府最后一年的5.95亿美元。布朗斯坦、BGR集团等老牌巨头刷新纪录,而由特朗普前顾问、亲属与密友创立的新兴公司,也实现了从零到数千万美元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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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公司在执政党更迭时业务量激增并不罕见,而一些拥有跨党派合作模式的老牌公司今年也取得了强劲的营收增长。但营收增长最快的六家公司大多与特朗普关系密切。 图源:华盛顿邮报


巴拉德伙伴之所以能从佛罗里达的一隅之地跃升为全球游说帝国的塔尖,正是因为布莱恩·巴拉德深刻理解并适应了这种政治商业化的逻辑。他兜售的已不只是政策解释权,而是一张庞大、封闭、自循环的利益共同体的通行证。这是一种极度高效但也极度危险的平衡。它依赖于强力人物的个人意志,依赖于行政权力对立法程序的不断侵蚀,也依赖于一种将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商业利益高度混同的政治文化。在这个体系中,确定性成为了最昂贵的奢侈品,而巴拉德及其同行们正是这种奢侈品的唯一指定政策经销商。对于K街的游说者来说,这是黄金遍地的镀金时代;但对于民主制度的制衡机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了警示意味的漫长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