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海湾国家阿曼斡旋下，美伊代表团在阿曼首都马斯开特（Muscat）举行间接会谈。美伊官员并未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而是轮流与阿曼外交官进行磋商。尽管会前双方仍存在武力冲突，2026年2月6日，美国和伊朗的阿曼谈判成功落下帷幕。此次谈判是2025年6月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以来，两国高层首次面对面会谈。然而，据伊朗和美国官员透露，尽管自6月以来两人未曾会面，但阿拉格奇先生和威特科夫先生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短信联系。事后，率领代表团出席阿曼会谈的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qchi）指出，美伊谈判“有好的开始”，但双方建立互信需要时间，他也提到很快会有下次会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高层代表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好”，下周美国将再次与伊朗谈判。

尽管双方皆对会谈表示肯定，但最终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谈判结束数小时后，特朗普在2月6日签署行政令，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征关税。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5家涉伊朗石油交易的实体、2名个人及14艘船只实施制裁。一边是艰难重启的外交接触，一边是毫不手软的制裁升级，美伊关系在战争边缘与谈判桌前摇摆不定。《纽约时报》对此评价，川普于美伊谈判后随即签行政命令，打关税牌向德黑兰当局施压，这符合他一贯“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事风格，旨在为未来的进一步谈判创造有利筹码。彭博社在引用欧亚集团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Gregory Brew）和亨宁·格洛伊斯坦 （Henning Gloystein）周四在一份致客户的报告中指出： “尽管外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事实上，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以及伊朗领导人的强硬态度，已将两国推向战争边缘，并在整个地区引发恐慌。“在我关注伊朗的四十多年里，这是美伊双边关系中最危险的时期，”美国前高级外交官、曾与伊朗进行核谈判的艾伦·艾尔（Alan Eyre）在会谈前表示，“一旦走错一步，其潜在后果将十分严重。”最近几周，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陷入困境的领导人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将轰炸伊朗。伊朗上个月用致命武力镇压了自2025年12月末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结束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据总部位于华盛顿、专注于伊朗问题的人权活动家通讯社（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称，伊朗以致命武力镇压了抗议活动，造成至少6883人死亡。该组织表示，核实程序完成后，死亡人数可能大幅上升。

在谈判中，特朗普的要求包括伊朗停止其核计划、接受对其弹道导弹的限制，以及停止支持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代理民兵组织，而这显然难以为伊朗政府所接受。目前，美国已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战机调往中东，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加强。此外，特朗普已听取了白宫和五角大楼联合制定的可能攻击方案的简报。官员们表示，其中包括所谓的“大计划”，该计划将使美国对伊朗政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总而言之，当前的谈判是一场在极端不对等压力下进行的博弈。美国试图以“炮舰外交”和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全面屈服；而伊朗则在政权生存、民族尊严与战争边缘之间艰难周旋，以拖延战术抵御其视为“投降”的要求。双方立场均触及各自认定的核心利益与红线，导致僵局难以打破，冲突风险依然高企。

无论对美国还是伊朗而言，一个有限的共识是，“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坐下来谈判”。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任西娜·阿佐迪指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炮舰外交”的强大军事威慑下，伊朗面临的选项是：要么冒着战争的风险，要么坐下来谈判。这意味着伊朗重返谈判桌时已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伊朗之所以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源于多重压力：其铀浓缩设施已在2025年6月遭美以空袭摧毁；国内此前爆发的、被当局残酷镇压的大规模抗议对其政权构成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同时，经济陷入混乱，货币急剧贬值。此外，尽管伊朗声称骚乱已平息，但危机并未结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的民众愤怒浪潮正在酝酿，德黑兰大巴扎商户已呼吁全国店主在2月17日至18日再次走上街头，这预示着社会动荡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了极为强硬且不妥协的立场，其核心要求被概括为“零浓缩”政策。总统特朗普本人发出最后通牒，明确表示无论达成何种协议，都绝不允许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铀浓缩活动，其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更将此称为“非常明确的红线”，强调“不能允许1%的铀浓缩能力”。而美方的具体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核问题上，要求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停止所有浓缩铀活动，并交出全部库存，特别是约440公斤接近炸弹级别的浓缩铀；第二，在安全上，要求伊朗严格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使其无法威胁以色列等地区目标；第三，在地缘政治上，要求伊朗放弃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地区代理民兵组织的支持。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进一步补充，谈判还必须涵盖伊朗的人权问题。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方一系列被伊朗斥为“无异于彻底投降”的极限施压要求，特别是特朗普坚持的“零浓缩铀”立场，无异于一颗“毒丸”（poison pill），实质上关闭了任何可能的妥协空间，迟早会导致谈判最终破裂。

美国的强硬立场让德黑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可能使本已虚弱的政权陷入更加岌岌可危的境地。停止铀浓缩活动是美国的一项关键要求，这一决定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言，无疑是在国家核心优先事项上的一次耻辱性的公开退让。而如果拒绝这一要求极有可能促使特朗普下令发动空袭，进一步暴露政府的脆弱性。事实上，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即使美国提出放松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的制裁，以换取伊朗接受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伊朗政权也很难接受，因为哈梅内伊已经将核计划提升为伊朗对抗西方的象征。“最高领导人能够做出妥协，但这些妥协不能触及政权的基本支柱，这意味着他不会放弃导弹建设，不会放弃帮助代理人，也不会放弃铀浓缩，”以色列前情报官员、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说道。

尽管伊朗政权仍处虚弱期且面临内部抗议与外部威慑的双重压力，其在核谈判中却展现出一种矛盾统一的立场：一方面坚持讨论仅限于核问题，拒绝“零浓缩”，视导弹计划与地区代理力量为不容妥协的国防核心。在法律与权利层面，伊朗坚称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民用目的进行铀浓缩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首席谈判代表阿拉格奇明确表示，“伊朗坚持发展铀浓缩并非仅仅出于技术或经济原因，而是源于对独立和尊严的渴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告诉伊朗人民它应该拥有什么或不应该拥有什么”，同时强调“我们需要专注于讨论如何在伊朗境内进行浓缩铀活动，同时建立信任，确保浓缩铀活动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用于和平目的”。在安全与国防层面，伊朗视其导弹计划为国防至关重要的支柱，并认为对地区代理组织的支持关乎其战略纵深，因此拒绝就此妥协，仅愿与地区国家而非美国讨论这些问题。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IRIB）采访时表示：“我们谈判的主题严格来说是核问题，我们没有与美国人讨论任何其他问题。”同时，伊朗最高领袖态度强硬，在停止铀浓缩这一核心问题上几乎没有做出妥协的意愿，并威胁说如果美国发动攻击，将引发地区战争。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萨纳姆·瓦基尔对此评论道：“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伊朗仍然坚持谈判框架，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仿佛抗议活动或特朗普的舰队和威胁对伊朗内部没有任何威胁。”

另一方面，伊朗又不断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就核议题协商，并保持谈判框架。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多次表示，德黑兰对核问题讨论持开放态度，但美国需要停止发出军事威胁。同时，伊朗透露可能恢复向俄罗斯运送浓缩铀的意向，进一步展现了其在战略困境中灵活周旋的意图。然而，市场对冲突升级的持续忧虑——反映在国际油价的逆势上涨上——揭示出谈判桌外的紧张态势并未因外交对话而真正缓和。“他们目前的策略只是在拖延时间，”曾任美国高级外交官，现在就职于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艾伦·艾尔（Alan Eyre）一语中的，“他们的整个战略理念是，当你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不能妥协，因为妥协会招致进一步的侵略。”

对特朗普而言，应对伊朗的拖延战术是一场政治豪赌。他最大的顾虑并非无法破局，而是一旦军事升级演变为长期战争，将带来灾难性的国内政治后果，彻底摧毁其中期选举与个人政治生涯。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最理想的措施始终为以短期军事威慑解决问题。据官员透露，特朗普已要求助手们提供快速果断的打击方案，以避免在中东引发长期战争。他们表示，理想的方案是对伊朗政权进行足够沉重的打击，使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核要求并停止干涉异见人士。但伊朗政权的内部高度团结，成为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核心阻碍。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指出，伊朗高层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凝聚力，即便经历了军事打击、国内抗议等多重挫折，领导层内部也未出现分裂，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核心力量更是无高层叛逃的迹象，政权依旧保持正常运转。在此背景下，美国妄图通过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军事行动瓦解伊朗政权的设想几乎没有实现可能，即便哈梅内伊遭遇不测，伊朗政权也会迅速围绕新领导人重新凝聚力量。西特里诺维奇直言，“如果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旨在推翻这个政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推翻政权需要时间，而特朗普无意投入时间。”推翻伊朗政权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与特朗普的行事逻辑相悖，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军事行动难以达成既定目标，反而极易引发战争的长期化。

事实上，在2025年为期12天的美伊军事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一度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纳入潜在打击讨论范围，并释放出掌握其行动情报的强硬信号，但最终未实施相关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冲突升级及地区连锁反应风险的现实顾虑。而即便是该次时间相对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在美国国内政治层面引发明显争议。包括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在内的部分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对军事介入表达批评，认为此类行动可能背离“美国优先”的核心政治理念。分析人士认为，即便美国人摧毁了伊斯兰共和国，杀死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多位高级将领，建立民主政府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强硬派军政府，将美国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至今，华盛顿方面仍然对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在主流媒体普遍预测失败，甚至特朗普自己都作如是观的情况下，若美国卷入长期或高强度中东军事冲突，必然削弱其“MAGA”核心支持群体的凝聚力，导致其11月面临的中期选举彻底失败，特朗普可能再次面临被弹劾的结局。

特朗普避免长期战争的顾虑，显然已被伊朗精准把握并转化为策略筹码。到目前为止，伊朗领导人表示，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会进行谈判，同时誓言对任何美国的攻击都将予以严厉回应。华盛顿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的伊朗问题专家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对此表示，“伊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对伊朗的弱点看法过分夸大了。”帕尔西先生说，如果外交手段要奏效，“这些伊朗人认为，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或许是必要的，以此来纠正特朗普的看法，迫使他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要求。” 他还说，即使伊朗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和以色列也会遭受同样的损失，“而特朗普对损失或旷日持久的战争容忍度更低。”

在当前的美伊紧张对峙中，特朗普政府意图对伊朗施加“极限施压”，但其关键的中东盟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却表现出普遍的谨慎与反对，构成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军事选项的“急刹车”。这一局面的形成，根植于伊朗强大的非对称威慑决心和中东各国对战争灾难性后果的清醒认知。

伊朗当局多次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特朗普下令发动袭击，伊朗将再次向该地区更广泛的目标（即以色列和美军，以及波斯湾和更广泛地区的友好阿拉伯国家）发射导弹，“任何攻击都将引发一场席卷以色列和美国的地区战争”。美国军方领导人对这一威胁高度重视。美国在中东拥有一系列需要捍卫的资产。据外交关系委员会称，这些资产包括从土耳其到科威特的大约二十几个已公开的陆基军事设施，以及大约四万名士兵。正基于此，特朗普在最后一刻推迟了原定于2026年1月中旬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计划，因为他确信美国在该地区尚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实施他想要的决定性打击，同时还要应对伊朗的反应并控制局势升级。

事实上，伊朗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其庞大的导弹武库，是其敢于对抗美国并让地区国家忌惮的核心资本。尽管在2025年的12日战争中遭受巨大打击，但伊朗数千枚弹道导弹的武库基本完好无损，这使其有能力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盟友造成真正的破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黑兰仍拥有约2000枚射程覆盖整个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此外，伊朗还拥有大量能够打击美国在波斯湾的基地和霍尔木兹海峡舰船的短程导弹，以及大量的反舰巡航导弹和鱼雷艇，以及许多能够威胁美国舰船的无人机。“在缺乏任何像样的空军和防空系统，盟友实力大减，且核能力也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伊朗的弹道导弹现在构成了伊朗威慑力量的支柱，”保卫民主基金会伊朗项目高级主任贝赫纳姆·本·塔莱布鲁（Behnam Ben Taleblu）表示，“它们就像伊朗政权的瑞士军刀——集胁迫、防御和惩罚于一体。德黑兰可能很弱，但其强大的导弹力量意味着它仍然具有致命性。”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局局长亚多拉·贾瓦尼的观点，伊朗强硬派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展示导弹能力构建了一套核心叙事：正是伊朗强大的导弹威慑迫使美国“带着谦卑之心”重返谈判桌，并以此强调武力是赢得尊重与安全保障的根本。

图为伊朗导弹靶场，其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图片来源：The Washington Journal

海湾国家的分析人士普遍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更有可能导致伊朗内部混乱，而不是政权更迭，其后果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而这种担忧并不乏其例。伊朗曾在2019年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袭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排除了利用其领空和领土对伊朗发动潜在攻击的可能性，这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应对德黑兰对伊朗抗议者的暴力镇压时，面临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卡里姆·萨贾德普尔（Karim Sadjadpour）对此表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曾是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袭击目标。尽管一个衰落且威胁性降低的伊朗政权符合它们的利益，但它们担心地区动荡和伊朗的报复，也不想成为美国行动的先锋。”

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东盟友亦持续从中斡旋，积极推动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缓和矛盾、促成对话谈判。埃及外长巴德尔·阿卜杜勒拉蒂周三分别与伊朗外长和特朗普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通了电话，但未取得任何进展。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强烈反对美国的条件，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发动袭击，该地区所有目标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近日的努力也同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在敦促华盛顿与伊朗进行谈判以避免冲突。土耳其外交部官员表示，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周三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通了电话，讨论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菲丹周三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就核问题重新谈判。我一直建议美国人：与伊朗逐个解决问题。先从核问题入手，解决之后再处理其他问题。如果一次性全部提出，我们的伊朗朋友将很难消化和接受，有时甚至会感到难堪。”

尽管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存在诸多限制，但特朗普目前可选择的妥协空间依然十分有限。《纽约时报》援引多名外交与安全政策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高举西方主流社会普遍认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2026年1月公开声援伊朗国内抗议民众，对伊朗政权采取高度对抗性姿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政策信誉与对伊强硬立场深度绑定。而其后续并未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反而客观上纵容伊朗当局大规模镇压抗议民众，这一系列做法已使其自身声誉遭受严重损害。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公开政治表态大大提高了未来妥协的政治成本。未来特朗普政府若在对伊政策上大幅妥协，将面临巨大的国内与跨盟友政治压力，使得美国在谈判破裂情况下转向军事威慑甚至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较以往明显上升。

退一步讲，即便美伊最终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特朗普在国内政治层面仍可能面临合法性压力。特朗普长期将2015年奥巴马政府促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斥为“史上最糟糕的协议”，并以此作为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该协议的核心政治依据。白宫官方档案显示，该协议不仅未能对伊朗核能力实施永久性限制，且包含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s），即部分关键限制措施将在约定期限后自动失效，伊朗可在相关条款到期后逐步恢复核活动。这些时间性条款一直是美国保守派及共和党批评协议的核心理由之一，因为它们被认为仅延缓而非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能力。

尽管在当前谈判中，伊朗方面拒绝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但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表示愿意将浓缩铀浓度限制在约3%的水平。这一数字远低于伊朗自美国2018年退出核协议后逐步提升至接近60%的高浓缩水平，而后者已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多家安全研究机构视为接近武器级门槛的重要技术阶段。然而，鉴于特朗普长期持续批评2015年伊核协议，仅回归类似当年的安排，显然难以被界定为外交胜利。若新协议仅在铀浓缩问题上达成快速技术性安排，未能在结构性限制上取得实质突破，特朗普政府将很难将其包装为重大外交胜利。

总之，特朗普与哈梅内伊各自的立场与承诺已形成刚性约束，双方均骑虎难下，无轻易退让或妥协空间。对特朗普而言，其长期塑造的对伊强硬政治形象、对2015年核协议的彻底否定，以及对伊朗国内反政府力量的公开声援，均已显著压缩其政策回旋空间。然而，若转向军事手段，美国虽然可能在初期取得战术优势，却极可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关键安全伙伴亦对局势高度警惕。这种来自地区盟友的战略焦虑，使美国在谈判中面临额外约束。

对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统治体系而言，处境同样复杂。维持核能力发展与地区代理网络被视为确保政权安全与战略威慑的核心支柱，而在经济制裁与国内社会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完全拒绝谈判亦难以持续。近年来，伊朗在外交谈判中频繁采取延长谈判周期、分阶段提出技术性让步以及同步推进核能力建设的策略，试图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同时逐步改善自身战略地位。这种被西方政策圈普遍视为“拖延与积累筹码并行”的谈判方式，使双方互信基础持续恶化。

正如《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史蒂文·A·库克 （Steven A. Cook）所指出的那样，伊朗神权体制的压制性与德黑兰在该地区的侵略性政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美国的外交努力和善意无法改变伊朗政权的本质。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伊朗外长目前提出的谈判不过是障眼法。美伊双方面临的刚性约束使军事选项逐渐从威慑工具转化为现实政策路径之一。若缺乏重大政治妥协或外部力量介入调停，美伊关系未来滑向有限乃至更广泛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呈现出结构性上升趋势。从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与双方政策轨迹来看，战争虽未成为既定结局，但其可能性已不再属于边缘情景，而正在向可预期风险逐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