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疫情恶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双重负面影响下，欧美市场的消费正在萎缩。中国经济指标的下行显示出，相对于2009年金融危机后量的扩张，中国现阶段是通过“质变”努力，包括结构优化、打造对内优化商业环境、强化技术升级、对外开拓海外投资空间的双循环的发展模式，以谋求今后的高质量发展。欧美的经济景气指数的下行显示出，因为短期内无法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所以，美国做出与“中国”架势和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来解决经济复苏的做法，但效果适得其反。

受近期自然灾害的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农产品供给短缺。预期人民币贬值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输入型通胀，但是物价上涨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短期工资上涨的隐性压力主要来源于国内就业市场回暖。长期来看，受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负面影响，未来在追求质变的转型过程当中，就业市场或将进入调整期，会成为工资的下行压力。 

拆借利率上升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告一段落，存款利率上升显示银行吸收存款的需求增加，而市场脱媒现象的存在更加推动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较为稳定，体现国家的以“稳就业”和“稳营商环境”为目标的让利政策在发挥一定作用。当然，也不排除市场投资意愿的低迷带来的贷款需求不足的问题。

资本市场制度先行的改革，对股价的影响因素渐渐回归企业的业绩。但企业在追求“破旧立新”的质变过程中，对自身业绩的正面影响尚未显现，暂时对股价造成下行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对大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短期内对上证指数呈下行走向。相对主板市场，盘值较小的创业板成为“质变”的主战场，即使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政府支持政策红利和资金链带来的活力，仍利好创业板指数的上升。带动原油价格上升的因素主要是中国市场的需求的逐步恢复和美元升值的预期。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疲软和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供给增加，造成原油价格的涨幅较小。

受国际疫情恶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影响，来华投资减少。欧美消费市场萎缩，造成我国出口的景气指数下行压力较大。随着我国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海外投资逐渐恢复，对外投资的景气指数上升。而进口景气指数下跌，要警惕通过加工贸易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在减少的情况，它可能释放出供应链搬迁的迹象。外汇储备呈下行态势。一是使用美元的场景增加，主要体现在对外投资的空间在加大。二是受欧美疫情蔓延影响，出口和FDI输入持续减少。三是外汇储备景气指数降低的问题提醒我们应提防前期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海外资金出现逆转流出的问题。

政府支出和国内债务的景气指数相对稳定，反映政府通过补短板、强弱项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构建双循环等“质变”努力，开拓未来的创新驱动和高质量转型。短期内受国际疫情恶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负面影响，民间消费受营商环境恶化的冲击表现疲软；投资受牵连于消费，投资需求的下降。海外债券相对减少，主要源于来华投资的减少导致融资需求的下降。受营商环境恶化的影响，短期内就业、汽车市场呈现疲软，世界贸易份额受保护主义而萎缩。

国际疫情的恶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增加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市场避险情绪升高，预期美元升值，相对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

虽然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和营商环境的恶化，令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面临挑战，但银行让利和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加快，开始进入质变的调整阶段。受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投资银行的景气指数受到资本市场活力减弱的影响而下降。保险业作为金融生态链的后端，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景气指数的影响，也相应下滑。

由于企业正处于质变阶段，即创新驱动和高质量转型，传统行业的业绩暂时下行。而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支出助力电子通信，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举措提升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

在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受监管以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能力和居民的消费水平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营商环境的恶化造成市场活力的减弱，对市场化经济程度较高的地方经济的活力产生负面影响。追求质变的转型过程当中，上海受金融行业和制造业景气指数影响较大，短期内景气指数下行压力大。广州和深圳的经济受香港的影响较大，经济景气指数呈下行态势。今后粤港澳应注意强化双循环的构建，提高他们的经济辐射内地的能力。货币政策收紧和楼市监管政策不变的影响，市场对房地产景气预期从过去上升的乐观态度转向未来谨慎下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