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育视为公共品

作者:沪港所 发布时间:2022-05-03 来源: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收藏本文

「选题人」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化时代很多经济体遇到的共同命题。如何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呢?牛津大学的博士生Ellen Pasternack基于对文献的回顾试图来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生几个孩子?这个问题在最近几个月比往常有了更多的讨论机会。2021年11月,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儿童对环境影响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减少生育孩子的理由,英国慈善机构“人口问题”(Population Matters)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充气“婴儿”。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英国的出生率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这引发了人们对低生育率“将破坏我们的社会”和“造成经济停滞”的担忧。


这些数字表明,疫情加速了过去50年来最引人注目但却未被充分报道的趋势之一:生育大萧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到了替代率以下(指为保持人口规模不变而需要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并且没有重新增长的迹象。


由此导致人口崩溃,赡养老人的适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预计这将严重威胁到这些国家的长期政治前途。在英国,来自其他地方的青壮年的移民提供了一个缓冲,但也导致了移民来源国人口的萎缩和老龄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人口衰退期,移民可能不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与“人口问题”的观点相反,对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来说,这可能是坏消息而非好消息。人口减少与技术发展放缓有关,而人口老龄化似乎扭曲了各国的政治权力平衡,使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创新方面的雄心勃勃的投资失去了重点,而这些投资正是我们面对21世纪的挑战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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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生儿的数量是公共的重大利益,但孩子通常被视为一种私人品。人们认为,当个人决定生育时,他们是受益者,同时他们要为成本负责。但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私人决定生育孩子有一个重要的正外部性——每一代都有足够多的新人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那么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呢?一项分析表明,在现代英国,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1岁需要花费近25万英镑,其中大部分用于儿童保育和教育,其次是食品、假期花费和服装。生育孩子是我们许多人在一生中做出的最昂贵的决定。


但是,生育孩子的成本不仅仅是用花费的钱来衡量的。每一个家长都会告诉你,孩子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是一项工作,因为它需要的资源无法用于其他地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孩子没有意义或不值得。从同样的意义上说,跑马拉松也是一种工作,但这是许多人选择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然而,这不是你可以“无成本”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可能意味着必须把其他活动搁置在一边。


养育孩子对父母双方来说几乎都是昂贵的。然而,过高的成本是由母亲一方承担的。有证据表明,“性别收入差距”实际上是母亲的收入差距:在生育孩子之前,女性的收入与男性同事持平——直到她们有了孩子,此后她们的收入就会下降,而且永远无法赶上。丹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第一次试管婴儿成功的女性和失败的女性(但随后可能有了孩子)的收入,强调了成为母亲对女性收入的巨大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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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资差距会在一生中不断累积,并导致了“养老金差距”,即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远远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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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全职的收入,在大多数异性恋夫妇中,人们都期望女性负责家务,这意味着母亲往往要承担父亲没有的精神负担,同时还要承担由于养育孩子产生的大部分家务活。


生孩子还有另一个只能由女性来承担的成本:生理上生育孩子的负担。在英国,直到20世纪中期,生孩子都意味着大约百分之一的死亡几率。尽管今天的死亡率奇迹般地降低了近100倍,但在发达国家,分娩仍然比许多极限运动有更高的风险,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分娩仍然是育龄妇女的主要杀手之一。


而且要担心的不只是死亡。即使有良好的医疗护理,怀孕造成的严重和持久的健康后果也令人惊讶地普遍存在着。在通过阴道分娩的女性中,90%的人会遭受生殖器损伤,至少6%的人会遭受损伤,需要进行手术重建,并可能带来改变生活的后果。三分之一的人经历过失禁。一半的女性在绝经后会有一定程度的器官脱垂,而以前的怀孕是一个加剧因素。糖尿病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妊娠并发症,而且在一小部分情况下会持续较长时间。其他常见的身体变化是比较良性的,但也是永久性的——从体重增加到静脉曲张,甚至鞋码增加。生孩子不是无成本的:这需要女性付出身体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从零开始孕育生命需要熵值大量下降,所以根据定义,这需要母亲的身体做功,意味着需要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还需要特定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作为原料。这些必须是由母亲的饮食提供,或者从她自己的身体中索取——这就解释了怀孕时对奇怪的特定食物的渴望,如肥皂或粘土或者非食物物质。在怀孕期间,女性的骨密度下降达10%,因为胎儿生长和随后的母乳喂养消耗了她的钙储备。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基本上没有选择,只能在任何艰苦或剥削的条件下进行生育。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她的自传中写道,1912年,一个年轻女人住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并且担心“再有一个孩子会让我完蛋”,这一担忧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除了告诉她的丈夫“睡在屋顶上”,她在没有得到任何建议的情况下死去。


直到19世纪末,婚姻——对许多女性来说养活自己唯一现实的方式——意味着成为你丈夫的合法附属品,而不是一个拥有自主权利的人,你没有权利购买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孩子,更没有权利拒绝婚内性行为——在英国,直到最近的1991年,这种情况仍然令人不安地存在着。由于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和有限的禁欲能力,怀孕和生育实际上是强制性的。


由于女权主义和避孕技术的进步,生孩子不再是无视女性自主意愿的必然命运。现在可用的避孕方法是有效的,可以公开讨论,而且不一定需要男性伴侣的合作或了解。在许多国家,妇女可以安全合法地通过堕胎结束妊娠,而不是像半个世纪前的英国那样,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去做。


除此之外,世界已经从女性签下终身性权利以换取食宿,转变为女性以自己的权利与社会互动,并希望自己谋生。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女性获得了继承和拥有财产、离婚、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以及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合法权利。


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对世界许多地方的女性来说,现在生育孩子是可选的——这是社会秩序的重大动荡,其全部意义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一个普遍的结果是,生育率现在可以对激励措施作出理性反应,特别是对母亲特有的激励措施,其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女性因为生孩子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这样做的人会更少。


在上个世纪,生孩子的一项主要成本——死亡风险——已经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然而,与此同时,个人生育的几个重要激励因素也消失了。现在的孩子不能在经济上为家庭做贡献,不能在家里帮忙种地,也不能出去挣钱。相反,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支持他们孩子的教育,现在这种教育通常持续到20多岁。由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在名义上是由国家来满足的,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养育自己的孩子作为老年保险。


最重要的是,现在教育和有偿工作是妇女的常态,离开工作岗位来养育孩子有机会成本,而这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存在的。花在家中无薪工作上的时间,可以用来推动事业发展,为家庭增加收入,而不是简单地做过去被期望做的事情(指生育小孩)。


再加上年轻人还面临着难以及时找到稳定的住房和工作来生育孩子的困难,出生率骤降也不足为奇。


对保守派来说,生育率下降是赋予女性权力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不利因素。但这也是公平的结果,因为搭便车的好时节已经结束。从历史上看,社会一直享受着高生育率的正外部性,而没有承担许多成本。由于女性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几乎没有控制权,所以她们不可能对条款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剥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现在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但是私人生育的主动性正在下降。如果我们想保持高生育率,我们必须提供比目前更好的激励措施。


这可能意味着取消对儿童福利和政府资助的儿童保育的削减。法国是欧盟生育率最高的国家,2019年,法国每位女性生育1.86个孩子,而平均水平为1.53个。法国在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的。瑞典和冰岛是另外两个支出最高的国家,相较于欧洲平均水平,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也较高,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71个孩子和1.74个孩子。


法国的儿童福利制度明确鼓励大型家庭。相比之下,在英国,自2017年以来,补贴仅限于家庭的头两个孩子,并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强奸条款”,即如果不是通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怀孕,就勉强允许再生一个孩子。这种方法把生育孩子看作是一种需要定量配给的奢侈品,并反常地暗示,如果你在经济困难时怀上第三个孩子,政府宁愿你堕胎,也不愿提供国家帮助。


对母亲更友好也意味着重塑工作文化,使之更以家庭为导向。瑞典和冰岛是世界上对工作父母的保护最为慷慨和灵活的国家之一,而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则因工作时间过长和生育率仅略高于每个女性一个孩子而臭名昭著。如果你对一个孩子负有主要责任,那么漫长而不灵活的工作时间——建立在男性雇员的妻子在家中照料一切的基础上——是几乎不可能处理好生育问题的。这种期望产后女性离开婴儿、回到全职工作的文化是不人性化的。如果女性连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她们为什么要生孩子?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提高国家提供的产妇护理的标准。在美国,新妈妈们经常要支付数万美元的医院账单,有些人甚至濒临破产。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嘲弄,而且对于一个50年来一直低于替代生育率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奇怪的自我破坏形式。


好消息是,根据经合组织国家的调查结果,女性理想的孩子数量略高于两个。换句话说:女人很乐意拥有更多的孩子——我们只需要满足她们的要求。


我们可以把生育和科学研究等其他公共品进行类比。和生孩子一样,科学研究是由私人行为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学和制药公司,而不是单独的女性和夫妇。这次疫情表明,我们都有兴趣进行这种研究——例如,开发和测试疫苗。但是,自由市场上的回报(即专利和潜在的声望)远远不足以激励疫苗开发这一巨大且昂贵的事业,因为它前期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且没有成功的保证。同样,目前的激励机制也不足以让人们生育他们想要的孩子数量。


如果仅靠市场,我们所依赖的许多科学研究就不会发生——即使研究人员想要做这项研究,而且我们都会从中受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每年花费100多亿英镑资助科学研究:增加可用的激励措施,让私人行为者继续生产公共品。


既然婴儿在21世纪看起来会很珍贵,也许我们应该同样地认为最优人口生育率是值得用公共财政支付的东西。我们并不习惯以这种方式将生育率视为一种公共品,因为这一直是女性必须免费提供的福利。目前的做法似乎陷入了同样的思维模式:尽管我们为出生率的下降而烦恼,但我们仍然把生育孩子当作是一种个人奢侈品,只提供微不足道支持。但是生孩子和抚养孩子一直都是工作。是时候让这项工作得到应有的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