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讲座“十一个转变：一个局外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的行程”于智库楼106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学院李天纲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对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致辞。

金光耀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卜正民与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等1975年来到复旦的工农兵留学生与复旦的关联，欢迎老校友卜正民教授回到母校，表示卜正民教授学术成果之丰厚是难以概括和简介的。关于“内与外”，金光耀教授联想到卜正民教授和已故朱维铮教授的对话。朱维铮教授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房间，中国历史学家坐在房间里面研究，卜正民等海外学者在房间外头研究。金光耀教授也简要介绍了对谈者葛兆光教授及安排用心：葛教授在内与外方面有深入研究，且其作为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中文版序言撰写者与卜正民教授有密切联系。

卜正民教授的讲座从题目“内与外”的含义开始。他表示自己是局外人，在场几位好友是局内人。此次讲座是应李天纲教授的邀请谈国外汉学的变迁。他虽然不能代表所有海外汉学家，但希望以自身为例子，分析自己每次如何针对一个新题目转变自身方法，从而谈谈国外从80年代到现在有何变迁。

第一个转变是从宗教史到社会史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是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卜正民教授分享他对中国的兴趣来自大学三年级时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佛教哲学课后对佛教的兴趣，因此开始学习中文。19世纪初，国外的人理解外界文明往往从宗教开始，宗教似乎能表达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和概念，在这种氛围中，他从宗教史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但很快他认为仅仅研究佛教是不够的，因为佛教是宗教，只能存在于社会里，没有社会就没有佛教，因此这本书中并不主要探讨佛教中的宏大概念，而是更想知道明朝人如何把佛教视作宗教活动。

第二个转变是从国家史到社会史，著作为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在完成第一部书后，卜正民教授希望用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明朝。他选择明朝作为研究对象，来自1975至1976年在复旦大学学习的经历。李庆甲老师向他介绍了李卓吾、王夫之、顾炎武等晚明作家。卜正民教授认为，从李卓吾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问题要提，但没有结论，所以希望写一本比较广泛的关于明朝的书，且其兴趣集中在明代的时代而非国家，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怎样、他们的概念如何。

第三个转变是从历史概念到知识史，著作为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是90年代与同仁Gregory Blue合作完成的书。卜正民教授表示，虽然使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词汇，但关注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用与否，而是这个概念在19世纪对历史学家、起到什么作用，关注历史学家的知识是怎么来的，问题聚焦于历史学家而不是资本主义。

第四个转变是国际史到社会史，著作为Opium Regimes :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卜正民教授和另一位加拿大同仁Bob Tadashi Wakabayashi不希望重复关于鸦片战争的老故事，关注的问题是鸦片为什么能进入中国，是被谁用来赚钱和进行各种活动，因此把鸦片的课题变成社会史的问题。

第五个转变是从国家行政史到地方社会史，著作为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明代的社会与国家》。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卜正民教授在日本进行博士论文研究，而日本学者对行政问题特别感兴趣。卜正民教授认为，行政问题如果从上面往下看，看到的将是国家的组织，而他更关注的是行政是如何到达地方的社会并且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从国家到地方的问题，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对国家问题都不是非常感兴趣。

第六个转变是从民族主义史到社会史，著作为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卜正民教授称这是在中国读者眼中最具争议的一本书，因为它探讨了中国地方精英尤其是江南的精英是如何在1938至1940年间与日本军队合作。卜正民教授当然反对日本的活动，他的研究问题是，因为当时很少有一般的中国人能抵抗日本人，甚至他们本身并无选择，那么他们是如何在日本的活动中存在，因此也用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个时代。

第七个转变是从刑法史到国际概念史。著作为Death by a Thousand Cuts，《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部书成为欧洲讨厌中国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用这样的刑法来处罚犯人。卜正民教授和Jérôme Bourgon、Gregory Blue两位同仁一起考虑的不是杀千刀的好与坏，而是它有什么样的影响，问题是人们是如何接受比你使用“杀千刀”这个概念，它是如何被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所观察的，并且最终是如何被抛弃的。

第八个转变是从国家史到全球史。著作为Vermeer's Hat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和The Troubled Empire :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教授表示他后半程的学术兴趣在全球史，而不想做国家史的研究。《维米尔的帽子》看似与晚明没关系，但却是邀请外国读者进入阅读状态并观察中国的一部书，方法是将晚明放在全球史之中，焦点在欧洲人到中国来。《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讨论的是元朝对明朝的影响，看似是元明史实际上想写的也是全球史，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中国。

第九个转变是从接触史到相互参与史，著作为Mr. Selden's Map of China :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和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Cartograph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全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画的地图是怎么了解东亚，这在西方有什么影响。通过把17世纪中国人画和印的世界图和欧洲人的画和印的世界图对比，发现了很复杂很有意思的互相影响，因此关注的问题问题不是欧洲和中国的接触，而是他们如何互相参与的。

第十个转变是从国际史到政体史。著作为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天命：成吉思汗以来的亚洲国际关系》和Great State: China and the World，《忽必烈的猎豹：八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卜正民教授最近六七年想回到国家的研究，然而国家不是固定的东西，国家的政体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主要研究题目是蒙古的政治传统对中国的政治传统之影响。据卜正民教授的研究，这种影响实际上非常之大。满洲人用蒙古人的概念来组织国家，明朝朱元璋永乐皇帝都有同样的想法，大元、大明、大清的“大”有专门含义（technical meaning），是专门术语（technical term）。卜正民教授和合作者希望国家不要被理解为在固定的分类（如蒙古、中国、欧洲等）中的存在，而是理解它们如何彼此塑造。

第十一个转变是从国家史到全球气候史，相关著作是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这部今年刚刚出版的新作，该书以明朝粮食的价格为观察点考察明朝的没落。据卜正民教授近十年对明朝粮食价格的研究，饥荒时粮食价格模式（pattern）和欧洲在小冰河时期危机的情况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这个发现有两个意义：一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经历过同样的小冰河时期危机，16世纪40年代有几个欧洲国家崩溃，明朝也崩溃了；二是如果要写全球史，肯定需要包括中国的经验方才全面。卜正民教授表示自己不是气候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而是作为历史学家使用他们的专业和见解（insights），以重新考虑中国。

卜正民教授最后表示，他的经验不能完全代表西方汉学学界，但他的转变参与了许多海外汉学研究的潮流变迁。

主持人李天纲教授表示，卜正民教授认为自己是从外看中国，但是他的每一本书都被译成中文，在中国的内部得到了大量读者的阅读。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卜正民教授已经非常深入，他的很多研究之观感是已在中国内部。

随后，葛兆光教授应邀对谈。葛兆光教授自称不能代表中国历史学界的“内部”。看到论题中的“内与外”便很快明白，卜正民教授把自己放在朱维铮先生所说的窗户之外，因此暂时可以讲讲自己在屋子之内的看法。卜正民教授讲了十一个转变，很幸运的是除了最后一本，其他十本葛教授都有且看过，甚至大陆还没有出版的、在台湾翻译的《忽必烈的猎豹》。卜正民教授的每一本书都提供新的研究的典范和方法。且不说早期的书，最近一直在给学生推荐《杀千刀》这部非常有意思的书。葛兆光教授回忆，多年前接受文汇报访谈时，曾举《杀千刀》为例说明外国学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知识来源和思考背景，因此《杀千刀》是一部比较文明史，考虑的是文明如何转化和形成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凌迟处死这样一个刑罚问题。《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是葛兆光教授用的最多的书，在给学生讲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时，经常讲到卜正民教授于2008年出版的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中国的方法，不再把中国当做完整的王朝国家来看待，而是以南海为中心，这样就打破国家界限，使关注中心产生转变。《维米尔的帽子》一书在中国非常的热火，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葛兆光教授也应理想国的要求写过一小段推荐评语。这部书通过画里呈现的内容讲国际贸易和全球文化的联系，是因小看大的范例。《大国》这部书给他的印象最深，和他关心的中国是否已从“天下”变成一个国家相关并提出很多新的看法。葛兆光教授称赞，卜正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了不起的中国学的专家。

关于“内与外”的问题，葛兆光教授认为，如果说卜正民教授代表“外”，我们如何看待外国的中国学家和他们的研究。葛兆光教授首先希望说明，海外的中国学家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简单的研究成果，而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刚才提到那次文汇报的采访曾讲了一句话被记者“标题党”放大——“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句话确实讲过，但原意是它有来自外国的问题、知识脉络和思考背景，因此它是一个外国的思考，对于我们来说恰恰最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外国学我们就不要它。看海外的研究，一定要注意它的问题和背景何在。日本学者思考中国有很强的日本色彩，他们的问题是与日本本身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明治、大正这段时间特别关注满、蒙、回、藏的问题，当然与其政治、社会、国际的背景有关。同样，欧洲传统汉学为什么在1950年代经历费正清转向后来的中国学，也有它很深的背景和问题意识。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要了解国外学者的思考背景、问题意识和研究途径。

葛兆光教授强调的第二点，是随着我们对国外研究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理解，要发现实际上海外中国学家不是“一个”，不是同一性的而是千差万别的。葛兆光教授曾和卜正民教授一样到日本去学习，日本的研究风格和关注焦点和欧美非常不同。同样在海外，华人学者和欧美裔学者也不相同。比如与葛教授相当熟悉的王赓武教授，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分开的，他对中国有一种祖国的意识，但是他又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又比如许倬云先生也有自身的特色。同样，在欧洲的学者也未必和美国学者相同。我们一定要理解，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不是一个，要区分它们的不同，要从各个方面了解他们的脉络、学习他们的长处，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思考。所谓“老外”学者相当千差万别。

葛兆光教授表示的第三点是，“内”“外”的最近趋势是越来越接近。中国现在思考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中国和周边、超越国境的历史、全球史、微观史，以及卜正民教授演讲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社会史和知识史，都在中国越来越流行，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越来越接近。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年朱维铮先生讲我们在一个屋子里面，外国学者在窗户外面，现在门窗已经被拆掉了，就像钱钟书写《窗》，现在墙壁全部拆掉后是否还有内和外？内外的界限可能趋于消失。葛兆光教授分享曾给余英时先生写作的书评《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如果把墙壁打破就没内外。葛兆光教授相信学术和历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学术超越国家界限，获得全球性视角和普遍的全球的价值观。葛兆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接受了很多新的外面的东西，外面的学者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新的角度、方法、观念，因此一直建议外面的历史学家看看中国的翻译情况，注意到中国翻译了多少《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等大套的历史，外国学者关注的世界史类书籍我们也已翻译过来了，中国近十年翻译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书籍数量井喷，这就是象征着我们将来理解历史的背景是全球的背景。

葛兆光教授最后分享最近读书的感想。葛兆光教授最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阅读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部六十多年前的书。今天重新来看，会发现这位犹太裔美国人提出的几个问题，仍然是我们一再要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近代中国思想史仍在列文森问题的延长线上。这几个问题是，一，儒家是否进了博物馆，它还活着抑或已经死了？二，中国真的从帝国时代的天下传为现代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现代国家了吗？三，是否共产主义和儒家有一种互相矛盾又互相支援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可以使自己在西方面前挽回身份和尊严、在历史理论角度有相似性，因此共产主义能在中国生根？这三个问题都是列文森提出的，我们今天仍然要思考是否如此。不应持有“外面的人对我们了解甚少”的想法，也许他们在外面比我们看的更清楚。因此，葛兆光教授给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史》作序题为《侧看成峰》，正面和侧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图像，也请卜正民教授不要太介意内和外。

卜正民教授表示葛兆光教授阅读和考虑的问题比大家多得很，所讲的真理或许还没到，但希望再过十年就达到这种状态。

李天纲教授表示，卜正民教授的十一个题目都是关注“内”，关注的是问题本身，都是关注中国、为中国着想。柯文 (Paul A. Cohen)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意思是说此前的学者都是在外面发现中国，实则也未必，比如柯文的老师费正清住在中国，又如利玛窦人生后四十年也在中国。当然看问题的时候还有“内”和“外”的区别，从中国看全球和从全球看中国是不同的。视角不同，可以提出和解决非常不同的问题。现在中国缺少的是从全球看自己，在人类的位置上看中国的视野。

卜正民教授补充，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宏大的理论（big theory）或宏大的观点（big idea），而是过去的人们如何在面对压倒性的困难下度过有意义的、或成功或不成功的一生的故事。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我们祖先不曾面对甚至难以想象的困难的世界中。他们很难想象今天战争的规模：三个世纪之前的战争中人只能杀死面前的人，但现在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用无人机杀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由政治结构制造对立的世界，普通人们如何面对它？因此他长期希望从国家趋向地方：人们只是在地方层面过着自己的生活并且寻求意义和合理性。理论是想象的，不是现实层面的。作为历史学家，他关注人们如何生存(survive)，对“什么是中国”或“什么是加拿大”一类的命题不感兴趣，认为这类命题是创造出来以使普通人被从有意义的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

在讨论环节，在场师生提出了众多问题，包括（1）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趋向、（2）历史学学者与政治立场的关系、（3）学术兴趣的寻找、（4）如何面对做普通人生活研究中史料不足、（5）如何理解多重的内外视角、（6）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否应具有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照、（7）蒙古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俄罗斯研究的启发、（8）如何看待普通人的个人性生动体验和整体的历史结构之关系、（9）明代文集、地方志等精英文本如何映射普通人的生活及这种研究方式与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研究范式的异同、（10）为什么在明朝研究中会插入1930年代的研究、（11）学者个人立场和价值观对历史研究的影响、（12）如何将知识思想史与地方社会研究相联系、（13）兼具中国和北美研究经历的学生如何发挥自身优长等问题。卜正民教授、葛兆光教授、金光耀教授、李天纲教授、章可教授等参与问答谈论。现场气氛热烈。最后，在场师生再次向卜正民教授的报告和葛兆光教授等在场嘉宾的对谈表示感谢，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