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欧洲观察(二)

作者: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21-05-24 来源: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收藏本文


编者按:

“复旦欧洲观察”是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组织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旨在通过不定期自发交流,就中欧关系、欧洲政治和对外关系重要事件、欧洲问题研究重要学术发展动态等发表各自观点,形成一定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供广大社会人士、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参考。



国际局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中欧关系正经历深刻调整,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否还有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该如何应对欧洲?围绕这两个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了深入讨论,陈腾瀚、简军波、马斌、严少华、张骥、张晓通(按姓氏拼音为序)达成共识如下:


一、中欧关系在策略层面已完全改观,双方针对彼此政策手段发生重大调整。欧盟在人权等政治层面对华日趋强硬,经济上不同领域实施不同对华政策。在有些领域,中国对欧正采取针锋相对措施。


二、我国对欧经济政策应采取多元手段,“竞争、合作、对抗”同步按需施策。能合作就合作,需反制就反制。在其他领域,警惕对华遏制升级,包括人权、安全和所谓反“文化渗透”等。


三、我国应强调对欧双边合作,重视和加强与特别成员国合作。尊重欧盟“战略自主”主张,共同促进全球治理和推进多极化发展方向。



以下为各自具体观点(按姓氏拼音为序):


|  陈腾瀚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



尽管中欧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因素存在矛盾,但双方竞争与合作并行的基调不会改变。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出现障碍、内外压力变大,中国亦面临产业转型问题,而双边经济关系又是重点领域,不易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盟长期以来基于大西洋主义对美欧关系的重视在未来同样不会过多改变,尽管拜登政府受到欧盟期待,但它也不会在所有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欧盟在此次突发的新疆问题上“表态意义”或大于实际政治意义,而当前影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本质的因素可能更多地在香港问题层面。


当前对欧策略应推进内外“双管齐下”,以产业经济政策手段为例。在国内政策上,一方面需要尽快以“十四五”规划为基础形成自身产业升级政策框架;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一系列与欧盟对等的国内法,尤其是涉及人权、数字经济、数据保护、绿色经济、劳工问题的法律法规。在对欧政策上,一方面可以加强与重要欧盟成员国关系,延缓欧盟阻碍双边经贸发展的统一产业政策成型;另一方面可以探寻新的双边合作点深化经贸关系,例如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的联合构建、“人本经济”(重点是知识经济结构转型)的合作等。


|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欧盟对华政策从2006年前后发生转变,至2019年最终定型,将中国定性为“谈判上的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大角色。目前中欧关系是否正发生本质变化?第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仍在。从双边层面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依然有效,双方未否认;另外,经济(含经济自由化理念)作为双边关系压舱石作用依然有效。从全球层面看,全球问题的治理无法离开彼此合作。第二,双方战略目标没发生根本改变。欧盟将中国纳入西方体系的战略目标没发生改变,中国促进欧盟(欧洲)成为世界多极化的目标没有改变。第三,双边交往方式正发生根本变化。欧盟将中国定性为上述“三大角色”,针对不同角色和领域采取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政策措施。中国对欧也逐渐采取不同以往的手段。


为此,我国需要:一、有选择性支持其战略自主。支持其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但对脱离中国产业供应链、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对华实施军事骚扰、进行政治性攻击的自主性,宜坚决斗争与反制。二、有选择性加强对欧双边交往。加强与对华友好国家、政府、政党、团体和个人交往,适当“奖励”,反之合理“惩罚”。深入发展与欧洲更多多边机构(如“三海倡议”等)与次区域(如南欧、西巴尔干)合作。第三,区分不同领域对欧政策。根据欧盟对华政策“政经分离”原则,区分不同领域,该合作可合作就合作,该斗争需斗争就斗争。


|  刘丽荣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中欧关系近期出现摩擦,并不意味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根本性调整。当前中欧关系发展基调依然是合作大于分歧。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坚实稳固:在经贸领域,中欧互为重要的战略市场;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关乎未来的问题上,中欧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拜登上台后,欧盟希望与美国重建政治互信,在贸易政策、抗击疫情、气候保护、多边主义和维护和平方面加强合作并采取共同立场。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德法领导人多次强调坚持独立的欧盟对华政策,不愿陷入美国主导的反华联盟。这一立场不仅是基于欧洲的自身利益,也涉及欧洲主权。经济利益是欧盟对华政策的基础,价值利益只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处理中欧关系时,应以利益分析为前提。在某一棘手问题上的激烈争吵,无损于其他领域的合作。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议会暂停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原因之一是欧盟内部存在利益博弈。协定搁浅,只会延续欧洲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劣势。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盟此次对华制裁,源于内外压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如履薄冰,效果无从谈起。欧洲内部对于欧盟使用制裁手段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面对制裁,反制裁是必要的政策工具,使用时应明确预期目标和效果,设定解除制裁的条件,同时保持双方协调渠道畅通,留有转圜余地,避免加速对立。公开争吵对于双方代价巨大,也会对中欧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关系产生广泛的影响。建议通过对话机制进行闭门磋商,释放压力,缓和冲突。


|  马斌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依旧存在,但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其战略、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层次的内容正在加速变化,从而使中欧关系呈现出阶段性调整的特点。中国与欧盟当前围绕处理部分政治、外交、经济等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双方关系阶段性调整的表现,而不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丧失。由此出发来观察欧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欧盟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二是欧盟在中国与多元文明交往中所处的位置;三是欧盟在中国与国际主要经济体往来中所处的位置。不论是在哪个方面,欧盟都处在不可或缺的位置,因此,中国处理与欧盟的关系,需要警惕“非友即敌”的简单线性逻辑,在稳定战略方向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和开展原则性斗争。从欧盟角度看,欧盟作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政策也不是非美即中的单选题。这一点在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过去几年的演变中表现明显。面对俄罗斯这一更为严峻的挑战,欧盟在跟美国政策协调,一致处理部分对俄关系问题的同时,在具体事务中也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差异性,有时甚至与美国坚持的政策相冲突。随着中国与欧盟不断重塑自身的国际角色,中欧关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因此,观察中欧关系也呼唤新思维。


|  严少华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中欧投资协定》是30年来中欧之间谈成的第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协定(上一个重要的协定是1985年签订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而中欧之间相互制裁也是30年来的第一次。这两个事情先后发生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对于理解中欧关系的复杂性也有指向性的意义。中欧高层的政治意愿在推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欧盟在谈判完成的3个月后就对中国实施制裁,无疑不利于中欧政治关系的稳定。这反映出欧盟对华政策老问题,即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所以,我认为制裁本身并不意味着欧盟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转变,更多是欧盟对华政策缺乏协调和战略眼光的表现。尽管制裁给中欧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但中国对欧盟的重要性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对欧盟而言,中国是一个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在经济上又对欧盟至关重要。两者孰轻孰重?欧盟面对这个选择题,内心其实非常迷茫和纠结。既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多次表示与中国“脱钩”并不是一个选项,那么如何在价值观问题上同中国处理好关系,欧盟似乎还没有找到答案,并且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找到答案。欧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将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中国需要耐心地适应这种状态,并给欧盟一点时间找到答案。


|  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总的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当前的制裁与反制裁可能需要冷静观察。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是动摇了,而是变化了。这种变化体现在中欧双方实力、治理效能、制度优势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方尤其不适中国力量的增强和影响力的上升,表现出战略焦虑,中方也需要调整。但是,在广泛层面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依然存在:一是在全球治理、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共识;二是经贸相互依赖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三是在文明多样性方面也存在一定共识;四是主要大国德、法、英并未表现出对华战略的转向,在人权问题上并没有过高的反应。基于以上四点,“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的战略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至于中国的对欧政策,我认为,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格局中属于可以借助的力量、需要争取的对象,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不能把欧洲往相反的方向推。对欧政策要区别于对美政策,该斗争的地方斗争,而不是全面斗争。我觉得新形势下的对欧政策可以考虑二十个字:适应变化、调整政策、协调利益、区分定位、划定红线。


|  张晓通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我是2004年12月22日来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商务处工作。当时正值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我看到前辈们花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欧关系的“三级跳”,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欧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既是对过去10年努力的总结,也是对未来10年的美好愿景。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从2004年到2021年中欧关系的走势,多少有些“高开低走”的遗憾。2012年9月温家宝同志作为总理最后一次出席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不禁感慨:“为了让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努力了十年,但仍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对此我感到遗憾”。在布鲁塞尔工作的6年期间,我经历了中欧之间的许多摩擦,也感受到了许多无奈,包括2005年的中欧“纺织品大战”,皮鞋反倾销案,中欧启动《伙伴与合作协定》以及完善85年经贸协定谈判,但这两项大的谈判最终都无果而终,现在中欧投资协定又因部分欧洲议会的议员抵制而出现波折。这一切使我不得不怀疑中欧关系现在还是不是可以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年我们建立中欧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是不是已经出现动摇?


我感觉从89年中欧关系跌入谷底,到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顶峰,到之后关系逐渐结束蜜月期,一直到今天中欧之间出现制裁与反制裁,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面,中欧关系呈现一个倒写的大V字形。中欧关系的顶峰,来的如此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随后进入到漫长的关系的下滑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反思。


回顾温总理对欧关系十年历程(2003-2012),可以说温总理在对欧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中欧关系背后还是有一些更大的力量导致中欧关系的发展差强人意。这些更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在面对这些更大力量的时候,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该如何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这些更大的力量应该是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有效的应对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采取有效的“逆周期”对策。


以2003-2020年的中欧关系为例。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发展而言,2003-2008年处于世界经济第五长周期的A阶段,这个经济迅速增长的A阶段始于1986/92年,止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欧关系的“三级跳”就发生在这个A阶段。但2003-2008年这五年已经处于A阶段的末尾,开始向B阶段过渡,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萧条期。在这个A阶段向B阶段过渡的时期,中欧关系由盛转衰,这个过渡期(2003-2008)其实就应该开始采取“逆周期”政策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通过制度创新,释放中欧关系潜力。但遗憾的是,中欧之间迟至2012年中方才提出开展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而此前的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及完善1985年经贸协定谈判未果。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长周期进入萧条的B阶段,欧美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西方对中国的强大出现愈来愈多的忌惮,中欧之间想再推进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事实上,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贸易摩擦,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贸易战”。在萧条的B阶段,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亦需要实施具有前瞻性的“逆周期”政策,对中欧关系实施“逆周期”的战略管理,为世界经济第六个长周期的A阶段的到来预作准备。由于经济长周期一般时长50-60年,而A和B两个阶段一般是20-30年,所以当前所处的B阶段要等到2025/35年才结束。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实施B阶段的“逆周期管理”,那中欧之间应该在2020年开始着手准备一系列新的“逆周期”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随后迅速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还需要在制度上结成创新合作伙伴,共同迎接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并创造性地弥合中欧之间在制度、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这意味着中欧曾经尝试谈判的《伙伴与合作协定》依然需要推进下去,只是名称和内容需要改变一下。


在当前世界经济长周期从B阶段向新的A阶段发展时期,中欧内部都会发生许多变化。欧盟的未来很可能是走向“欧洲堡垒”和“欧洲帝国”阶段。B阶段(2008-2025/35),欧盟很可能走向“欧洲堡垒”;而在新的A阶段(2025/35-2050),欧盟很可能走向“欧洲帝国”。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中欧关系。在“欧洲堡垒”阶段,中国应与欧盟的保护政策反其道而行之,缓解欧盟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具体的办法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向欧洲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欧洲帝国”阶段,中国应抵制欧洲的新帝国主义,防止其过度扩张,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


由此可见,中欧关系的战略管理,第一步是要准确预测历史趋势,判断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第二步是实施“逆周期”的战略管理和“宏观调控”,未雨绸缪。“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期一般是在世界经济长周期A或B阶段的后期实施。由于欧盟机制复杂、决策过程缓慢,内部利益错综复杂,因此中欧关系处理过程中的“逆周期”政策的实施还要有一个2-3年的提前量。“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是为了确保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