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举办《“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讲谈会，纪念迁江湾今址一百周年，暨李登辉校长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中心首位博士后王启元撰《设计复旦：茂飞的建筑世界》，讲述设计了雅礼、清华、福建协和、金陵女大、燕京等中国多座校园的亨利·墨菲（中文名茂飞）如何设计复旦，复旦又如何自这座永久校址上开枝散叶。

今天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是由两所民国国立大学于上世纪末合并而来的，一所是国立上医，一所是国立复旦。其中，上医自1927年建校便是国立，而复旦迟至抗战中期在重庆北碚时期，才转成国立，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旦渝校回沪，与战时留沪的复旦沪校重新合一，回到战前迁出的地方：上海特别市的江湾（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重新办学。自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十一年（1922）起，除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度内迁之外，百年来复旦一直在这片曾经虬江分水之处讲文论学，作育国士，弦歌不辍。来到江湾校址之前，复旦曾在吴淞提镇行辕（今约宝山区吴淞中学校园内）及徐家汇李公祠（今长宁区复旦中学）甚至是无锡李公祠（李鸿章弟鹤章祠堂）内相继办学，又由于不同原因相继改变校址。直到1918年，时任校长选中江湾这块地，复旦终于不必再主动迁徙，这里也成为了复旦的永久校址。

同学

设计师

1917年，尚在李公祠的复旦升格为大学，1918年便相地江湾，以图办学，因之成为近代江湾地区最早迁入的新式高等学堂。步复旦之后，国立劳动大学、民国上海大学、私立立达学园、私立文治大学、两江女子师范等学校等，陆续从上海各个角落迁来江湾；原因之一，便是这里交通方便，有淞沪铁路江湾站可达。淞沪铁路沿线江湾至吴淞段，也成为民国上海最重要的“大学城”。而这其中，复旦北来江湾，绝对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先行者。初来乍到，一切皆殊为简陋；时任校长李登辉先生不仅在教学培养上想把复旦办成耶鲁哈佛一样的美式名校，他在校园建设上也颇有自己的想法。

早期中国新式学校，不存在特别的自主的校园风格，京师、北洋、山西诸大学堂最先都是衙门里办学；教会大学在早期也常常寄居在现有的建筑物中，如草创于吴淞江梵王渡畔滩涂的圣约翰，天文台辅楼里诞生的震旦，苏州的宫巷里出现的博习书院（即日后的东吴大学），复旦也经历过衙门与祠堂的办学经历。即便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精心设计的高校校园仍屈指可数，这对每一位尝试改变的校长都是不小的挑战。校园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筑物的遮风避雨，以供师生聚首、济济一堂，还有现代教育空间的塑造与认同建构的意义；新兴的中国大学，同样迫切需要整体空间的塑造。大约在北洋教育改制的1917年前后，南北中国的新式学堂，开始寻求自己校园与建筑的塑造，虽然大多都不甚成功，如北京大学（今沙滩）著名的红楼，便是此时落成，不过因为汉花园一带地皮紧张，主楼之外别无校园可拓展，最终老北大也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的校园。（李丰耀《为什么老北大没有一个高大上的校园》）

也正是此时，一位对日后中国学校建筑影响极大的美国设计师，把业务拓展到中国。这位设计师名叫Henry Killam Murphy（亨利·基拉姆·墨菲），后因其在中国业务频繁，为自己定了一个中文名字：茂飞。

亨利·墨菲，中文名茂飞（1877–1954）

学界对茂飞的研究，自郭伟杰（Jeffrey W. CODY）1989年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Henry K. Murphy：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China 1914-1935”（其后专著以Building in China：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 于2001年出版，新近译为《筑业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以来，相关成果颇丰，尤其在继承茂飞所设计校园的高校中，相关校史、建筑史的研究甚夥。茂飞最重要的校园杰作、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清华与北大（即民国燕大旧址）的校园建筑研究，便多有围绕茂飞设计所展开。而其在华最早设计的作品雅礼大学（今湘雅医院、医学院），及被誉为茂飞最佳作品的金陵女大（今南京师大随园校区）的相关研究，同样丰富。其所设计的沪江大学建筑不仅有专文的研究，沪江旧址即今上海理工校园内，还塑有茂飞的全身像。不过总体来说，茂飞及其作品在今天的文化叙事中的知名度仍旧有限。而且，相比茂飞大部分的作品尚存之天地、仍不被世人所熟知的现实，那件在战争中被摧毁的茂飞作品，则尤其值得标出，那就是位于民国江湾的复旦大学校园。

复旦大学虽不是茂飞最早设计的校园项目，但却是他设计过的建校最早、同时也是教会色彩最淡的一所学校。甚至，连茂飞也自言，其与复旦之间有着不一样的因缘。复旦由原震旦学院的创办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创办于1905年，早期为一所“公学”，由地方财政与士绅注资办学，校址在吴淞提镇行辕，辛亥革命后为光复军所占，马相伯出面借下徐家汇李公祠，作为复旦公学沪上的第二片校舍。1913年初，新任校长南洋华侨李登辉（1872-1947），谋求将复旦由公学升格为私立大学，并为复旦寻觅新校址。1918年1月，校长李登辉亲自下南洋募款建校，半年而回，所得款项于同年购得虬江故道分水处七十亩荒地。南洋募款的经费中，似乎也包含了茂飞的校园设计费，因为1918年的夏天，茂飞从长沙视察雅礼大学（今湘雅医学院）项目后来到上海，很快便与李校长敲定了复旦的校园建筑项目。郭伟杰在《筑业中国》一书中用茂飞档案及当时中西报章记载，发现茂飞与复旦结缘颇为偶然与迅疾。

刚到上海的茂飞，除了租住了今外滩有利大厦顶层作为办公室外，还顺便接受了英文报纸Shanghai Gazette（上海新报）的采访，正是这次采访，成功吸引到了多方的关注。首先是当时的美国前驻沪总领事查尔斯·邓迪，邓迪又将其介绍给了时任美国总领事铂金斯，铂金斯便安排了茂飞与李登辉校长的见面。另一方面，复旦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管理层中也通过新报采访，找到了茂飞，希望其参与校园设计。更有趣的是，茂飞在与李校长见面后发现，二人不仅同为耶鲁的毕业生，而且是1899年同届的同学，不过二人在纽黑文时并不认识，二十年后才在大洋彼岸的江湾见上了面。茂飞档案中记载了他来江湾见李登辉：李博士邀请我同庶务长叶秉孚一道参观了江湾基址，我也简单介绍了自己在东亚其他的大学校园项目，李校长当即表示把复旦新校园的设计交给我。（Building in China：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p87-88，笔者自译）

由于复旦当时所在校舍徐家汇李公祠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李校长、叶庶务长一致认为，新校园建筑也应该是中国传统形制的，然而为满足防火的需求，需要用钢筋混凝土建材，茂飞也欣然认同。茂飞在复旦这片基址虽然没有看到山峦河湖的景致（Lack of “picturesqueness”），但鉴于基址平整，完全可以在此建起一众环绕式的建筑群，中轴顶端便是八角形的大礼堂，设在了校门边上，那将是一座气势非常恢弘的校园。茂飞这段关于复旦校园项目的记载，出自自己致搭档丹纳的信中。茂飞的复旦校园设计图纸，现在存有一版，与茂飞信中幻想的基本一致，整个校园建筑围绕着中心草坪，八角形礼堂设置在一端。这张图的方位解读历来不准确，其实从大礼堂与校园边上河流的走向来看，图右上方为南面，右上方河流分叉即为虬江主航道在这里的分水，而江湾复旦校园就在这处分水的西北侧，李登辉募款所得七十亩地便是这片水边泽国。

限于文献，关于复旦校园建设进程的历史记载存世甚少，我们只知道1918年定下茂飞开始设计复旦校园，1920年2月便有一版设计图；四年后的1922年春，复旦大学部的师生正式迁入新校园。我们还知道，初迁江湾的复旦因为囊中羞涩，并没有遵循茂飞设计的图纸建齐校园建筑，今天存世复旦校园相辉堂草坪周边建筑群风格，与之并不一致。

茂飞绘制复旦大学校园设计图

不过，初迁江湾的复旦因为囊中羞涩，并没有遵循茂飞设计的图纸建齐校园建筑

学者发现《复旦年刊（1919）》所附茂飞部分设计图，附有画成时间1920年2月，三幢建筑分别是中间的礼堂与两边的青年会与藏书室，但没说明位置及落成情况（陈以爱《动员的力量》）。对照全图便可知，此图正是轴线南段大礼堂及辅楼。可惜此处建筑群基本没有照茂飞计划完工。

图纸

与现实

纵观茂飞在中国及东亚设计的校园建筑群，始终秉持相对一致的风格，其主要的设计范式源自美国悠久的名校：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创建于1819年，校园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夏洛茨维尔（Charlattesville）市，是美国历史上首个独立于教会的高校；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杰斐逊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同时他对大学校园建筑设计颇有开创之功，曾亲自设计不少的教学和办公大楼，并将他的办学理念融入学校建筑设计当中，体现了杰斐逊作为校长的办学理念，建筑界由此以大学创始人兼建筑师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流派——“Jeffersonian Architecture（杰弗逊派）”。

杰斐逊派校园的特点是校园由三面建筑围合、中央开敞式矩形草坪而构成，一条短边处布置校园的核心建筑 ，多为图书馆或礼堂；其他建筑沿两个长边有序展开，形成中轴对称的空间；草坪的另一短边多开敞。这一布局特点下，短边上的校园核心建筑变得非常重要，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标志性的圆形大厅（Rotunda），或是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以及复旦那幢没建成的八角形大礼堂。因为这种突出中轴建筑的特点，这种风格也会被简称为“Mall”式校园规划。“Mall”式校园具有开敞、简明、庄严、整体空间可沿轴线不断生长的特性。又因其日后风靡美国，为多所大学校园沿用并逐渐发展成熟，这种风格又被称作“学术村”（Academical Village）式大学校园格局。茂飞介入复旦新校园的设计，从规划结构上看，也具有比较明显的“Mall”式规划的特点。

从左到右依次为：弗吉尼亚大学圆形大厅、清华大礼堂、罗马万神庙

同时，早在1914年茂飞相继承接雅礼与清华项目后，他曾参观北京紫禁城，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茂飞曾盛赞紫禁城是全世界最好的建筑群，因之提出了他独创的“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的理论：将传统古建风格融入现代建筑，并在其后长达 20 余年的中国建筑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实践。茂飞“适应性建筑”理论的核心出自其个人对中国建筑风格及整体布局的理解，将其运用到所设计的大学校园建筑外观立面以及建筑群之中。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茂飞本人非常崇尚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飞檐斗拱元素，其所选取的中式风格建筑，施以钢筋混凝土建材，使得“Mall”式校园与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宫殿布局间，产生了质变的化学反应，逐渐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园主流的建筑风格。

早期复旦本有机会成为这一中西合璧校园，但因为私立大学经费紧张，茂飞的大部分设想并没有造就成。从校志记载，复旦校园正式开工于1920年冬，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共三幢大楼，即为复旦江湾校园最早的建筑“三大件”。此后，学校便正式迁往今址，开始办学了。最早的复旦大学“Mall”式校园，中心为大草坪，中央轴线最南端，是当年校园的核心建筑奕住堂；轴线最北段，早期是男生宿舍。而轴线西侧，有校园里最恢宏的建筑简公堂。中央草坪四周，在茂飞设计之后的十年间，又增添过不少新建筑，但总体还算稍许遵循茂飞“Mall”式校园的设计初衷。

复旦1930年代中央草坪外观

前述李校长1918年下南洋募款最后只够江湾地皮的经费，或许还部分包含了茂飞的设计预算，但建筑经费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复旦虽然早就谈妥了设计方案，但施工一直拖到了1920年的冬天。这时复旦的校董们各显神通，尤其在沪做寓公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靠他拉来了复旦最早的“三件套”赞助。其中原本的大礼堂位置建起了校办公大楼，以赞助人黄奕住的名字命名为“奕住堂”。荷属东印度糖王、著名银行家黄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曾是南洋首富，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1920年，功成名就的黄奕住因念侨民苦异国苛法，而思为故乡图强，遂前往上海，与史量才等共商于上海建中南银行，次年建成。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唐绍仪为李登辉介绍了黄奕住，并向其化缘建校舍，黄氏欣然答应，并在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担任着复旦校董事会成员。起初，奕住堂是用作校办公大楼，八年后的1929年，又为奕住堂添建两翼。后来，为纪念前教务长薛仙舟（1878-1927），曾改名仙舟图书馆。在抗战中，奕住堂东侧屋顶被日军炮弹掀去一角，战后修复，解放后一度是复旦大学的图书馆，今为校史馆。

在中央草坪的西北侧为简公堂，曾经是复旦校园中最大的单体建筑，造型立面基本按照茂飞的设计，拥有宫殿式的大屋顶，飞檐鸱吻，金碧辉煌。简公堂的捐资者，是近代沪上知名企业家、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简氏兄弟祖籍广东，于虹口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内挤外压的经营环境中，成为当时唯一可以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简公堂落成作为当时的教学楼，虽经战争损毁修复，其功能一直保留到解放后。黄奕住与简氏兄弟大约共捐十万元，与奕住堂、简公堂同时落成的第三幢建筑为学生宿舍，由于当时复旦只招男生，为区别五年后为新招女生而建的宿舍，第一代学生宿舍多被冠以第一宿舍或男生宿舍。

中央草坪西侧建筑因为经费问题，不仅落成较晚，且基本放弃了茂飞当年的设计方案。1925年，复旦得到上海滩著名实业家、潮阳人郭子彬五万元捐助，建起了子彬院。郭子彬的堂侄郭任远，为复旦当时的代理校长，著名心理学家；堂叔顺便还捐资襄助侄儿，为复旦开办了心理学系。子彬院建筑为典型乡村别墅式风格建筑，与当年中央草坪周边的中式建筑风格，略有不同；建筑的选位与朝向，亦偏移茂飞设计的轴线。至1927年，复旦打破传统，开始招收女生；荷属东印度商人陈性初，捐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大学的女生宿舍，这座女生宿舍为二层中式风格建筑，位于中央草坪东侧，被当时复旦人亲切地称为“东宫”。当时学校为东宫专设女生指导，管理女生生活与学业，民国知名的毛彦文留美归国后一度来此任职；也正是在东宫里的大厅，民国前总理熊希龄亲自来此向毛氏表白，一度震动复旦，最终熊希龄如愿娶得美人归。

大约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前，复旦中心草坪西侧、简公堂南北及第一宿舍以东，陆续添置三幢新楼（即后来100、300、500号楼），而在500号楼以北，还曾建有体育场。民国复旦校园建筑群最后一幢知名建筑，为校园西南角的卫生院。当时，李登辉校长的夫人汤佩琳去世，新建卫生院便被命名为佩琳院，时在1931年6月，半年后沪上战事骤起，复旦校园遭受灭顶之灾。近代两次淞沪抗战都从上海东北角发起，复旦成为重灾区，茂飞时代设计的整体校园悉数遭毁，这也是今天茂飞在中国校园设计中，唯少无法再睹真容的作品。当时的第一宿舍、第二宿舍、体育馆等建筑，在战火中被完全炸毁，其余校舍亦受损严重。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的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复旦校园，简公堂复遭炮火击毁，砖瓦横梁，散落满地。后虽做过一定修缮，但已不复茂飞设计旧观。整个校园中，唯有“子彬院”得以幸免，保留至今。

茂飞时代设计的复旦校园中轴线的最北段，原来放置的是第一宿舍。这栋复旦校园最早“三大件”之一建筑，在毁于日寇战火前，没有留下太多记载。复校后的1947年，时任复旦校长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三十余两黄金，献给为复旦倾其所有的恩师李登辉，作为颐养金，李校长知道后坚决拒绝。后经协商，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在这里修建了登辉堂。八十年代，为纪念复旦创校两位功勋校长：马相伯与李登辉，改名为相辉堂。全建筑为中式礼堂建筑，屡经翻修，伫立在当年茂飞轴线正北面，今天已然成为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不过，设计师茂飞则久已为人忘记。

茂飞的

建筑世界

茂飞187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中学就读于纽黑文著名的私立学校霍普金斯（Hopkins Grammar School），1895年进入耶鲁大学攻读艺术专业（耶鲁当时尚未有建筑专业，直到1913年才成立建筑系），1899年毕业。不久，茂飞和他的搭档丹纳在纽约开设了属于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Murphy & Dana， Architect（茂飞和丹纳建筑事务所）。一开始，这对年轻人主要承接些本地中产客户的住宅设计，后逐步转向教育类建筑。也就在茂飞转型后的1913年，茂飞和他的团队被中国雅礼会（Yale-in-China  Committee）选中，成为湖南雅礼大学的设计师，由此翻开了茂飞在近代中国建筑活动的崭新一页。

“雅礼会”为当时耶鲁的一个学生组织，于1901年耶鲁大学建校200周年之际创立。“雅礼”一词，既是耶鲁英文校名YALE的译音，又取《论语·述而篇》 “子所雅言，《诗》《书》 执礼”之义。1905年夏天，年仅29岁的美国医师Edward Hume（中文名字“胡美”，1876-1967）受雅礼会之邀，携妻抱子从美国来到遥远的长沙，建立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院：雅礼医院。当然之后更为出名的，就是胡美与他的同会搭档、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一同创建的湘雅医院及医学院，这也被视为雅礼会在华最杰出的作品。长沙麻园岭湘雅肇始，便邀请年轻的茂飞设计雅礼大学及医院建筑，并一举获得大家认可。1914 年 5 月下旬，茂飞带着他的雅礼大学设计图，从日本途径上海，辗转来到长沙，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7 月，茂飞由长沙乘火车抵达北京，应另一位耶鲁学弟周诒春的邀请，承接了另一所大学的校园建设：清华学校。

1918 年 7 月，茂飞和丹纳决定在中国建立分公司“茂旦洋行”，并成功接下了十数座校园设计的大单，比如圣玛丽女中（今长宁来福士）、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美童公学（今上海七零四研究所）、福建协和大学（今废）、蕙兰中学（今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岭南大学（今广东中山大学）、岭南附中（今上海交大附中）等等。当然，茂飞心中“最美校园”的作品，还得属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在金陵女大的设计中，他尝试用钢筋混凝土，仿制中式斗拱及立面，将校园建筑进行传统宫殿化设计的方式。而茂飞设计的最后几座校园中，受司徒雷登之邀请而作的燕京校园（今北京大学燕园）应该是最让他费心的，前后数易其稿，延宕至五六年之久，而燕大单体建筑模仿宫殿形式的手法更趋成熟，建筑本身的功能、结构及室内设计，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这类设计的精神，体现了茂飞对中国建筑文明的全面接受与整合，已将中西建筑精髓完美地体现在了近代中国高校建筑之中。1926 年，燕京大学主要建筑基本完工，茂飞亲来北京，这也是他第六次来到中国，并首次在讲座和文章中公开提出其“适应性建筑”和“中国建筑的五大要素”等概念。同年，茂飞为广州岭南大学设计了三栋建筑，那也是其中国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事业的句号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茂飞与另一位美国建筑师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一起，作为“国民政府顾问”参与规划并修订了南京《首都计划》，加入该项目的中国著名建筑师有吕彦直、范文照、李锦沛、赵深、杨廷宝等人

余论：

“Mall”式校园的延续

茂飞在1935年便因年龄回到美国，再也没有重回中国，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国人淡忘；不过他留下的建筑理念与遗产，仍然无声无息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家对校园建设的决策。茂飞在华最早设计雅礼大学、即日后的麻园岭湘雅医学院建筑群时，那位雅礼会的中方负责人、同时也是其校友师弟，对茂飞的“适应性建筑”的设计颇为留心；直到他日后亲自主持新校舍的建设时，同样使用了这一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向自己参与创建的湘雅医学院致敬，他就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医学教育家颜福庆。1936年，颜福庆在枫林桥主持新上医与中山医院建筑群建设时，便充分吸收了茂飞的建筑风格，甚至1956年颜福庆再次主持上医西苑建筑群时，仍大量采用“适应性建筑”风格建设布局。

回到江湾复旦校园。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办学规模扩大，更新校园的需求日益扩大。在时任校长陈望道先生主持下，复旦校园中轴线，自茂飞设计线东移三百余米，以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正门为轴线，重新建设新复旦校园。校园中心为大草坪与雕像，环绕草坪东西依次为两座教学楼、生物楼、图书馆及化学楼，轴线最北段为物理楼单体建筑，宿舍与体育设施，则跨过当时国福路（今校园内段已废）继续向东发展。新复旦校园格局在复旦建校六十周年、1965年时基本完成，大部分建筑皆沿用至今，这一格局同样与茂飞设计中“Mall”式校园不谋而合。茂飞或许也想不到，自己来华后摸索的建筑风格，竟得到了每个时代教育家的青睐与认可。

附：上海地铁十八号线复旦大学站的开通，同时伴随着复旦大学校内茂飞建筑群修旧如旧即将完成，1922年复旦初落成及日渐添加的环相辉堂草坪建筑，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回到师生面前。待到那时，复旦也将拥有自己的一片古典校园空间，与现代风格校园交相辉映。在这片上世纪二十年代奠基、建设的老校园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两位江湾校园的先行者李登辉校长与茂飞，并肩而来，驻足大草坪，望见复旦日后的高楼拔起，后生可期。

本文写作得到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老师大力帮助，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