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郑频频教授主持，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马丁、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教授视频致辞。马丁在致辞中指出：烟草控制是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的重点工作之一。烟草赞助的本质是促进烟草产品的销售和使用，只有全面禁止，才能防止烟草行业将吸烟行为正常化。今天的报告，能够引起公众和决策者对烟草赞助更多的关注，具有重要意义。傅华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长期致力于控烟工作的研究、实践与倡导，此次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对2016年以来的中国烟草慈善情况的发展、类型、分布和典型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烟草行业通过赞助来提高品牌形象，并试图掩盖其产品对社会带来的伤害，因此，应加强对其监测，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遏制烟草业对大众健康的危害。

会上，我院王帆研究员代表项目团队进行《报告》发布。《报告》以2016年以来的《中国烟草年鉴》、媒体报道、烟草相关资讯网站中的烟草赞助相关文本为基础数据，结合近年来微博平台的烟草赞助内容，以及部分社交媒体平台的评论内容，对中国的烟草赞助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报告》主要有以下的发现：

第一，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对烟草赞助的打击和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烟草业逐步找出了其中的漏洞，并展开形式多样的烟草赞助活动。从媒体报道来看，这些赞助活动绝大多数是有烟草企业独立开展的，但也有部分是和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合作完成。这些类型多样的赞助活动瞄准弱势群体、贫困人员和学生，看似“雪中送炭”，实际可能让受助者误以为该企业的烟草产品具备“公益属性”，因而对其产生好感，不仅使这些群体成为潜在消费者，而且可能洗白公众对于烟草业的观感。同时，烟草行业善于运用慈善活动营销自身，提及烟草慈善赞助的网站文本中，主要来源于烟草行业自身，也有部分将综合性主流媒体，以及专业财经媒体的内容作为来源，并在内容上将烟草慈善作为正面事迹宣传，以展现烟草赞助的正当性。

第二，烟草赞助持续渗透社会，特别强调赞助教育，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捐资助学活动，烟草业不仅收获公众的“正面”认知，而且直接把触角伸向大、中、小学的学校和学生之中，带给青少年错误的认知和负面的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烟草业本身对公众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但《报告》显示，烟草业却同时在主动赞助医疗卫生行业，行为非常分裂。烟草业还赞助一系列的扶贫活动，并以此与地方政府建立长期联系。

第三，烟草业通过一系列品牌赞助活动，长期、持续、系统性塑造正面形象，不仅实现品牌露出，而且强行“赋能”文化，呈现烟草行业“高大上”形象，并借助公益活动将烟草赞助包装为“善”行，还善于运用“表彰”，体现官方“认可度”，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第四，除了传统卷烟的赞助活动，近年来，电子烟的赞助活动也日益严重，且“推陈出新”、吸引眼球。电子烟不仅在支援减灾方面提供支持，而且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老龄化问题等国家战略问题上积极响应，并通过上述活动进行产品和品牌的露出、获得官方和社会的认可与表彰，这与烟草赞助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为电子烟的品牌塑造和产品营销服务的。

第五，烟草赞助公众认知不足，且有一定误区。近年来，烟草广告和营销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引起公众的关注，但赞助问题比较隐蔽，仍未获得公众关注，而且有一定的误区。甚至有大学生认为：“烟草集团可以去赞助建设学校，但是只要跟学生们讲清楚烟草这个东西不好就好”。

第六，专家认为，应提升现行法律可操作性和完备性，明确慈善法中烟草赞助条款的关键词汇定义、所指范畴，并完善罚则路径；应加强媒体监督和行业自律，以约束烟草业赞助行为；应推动多领域合作，共同促进烟草赞助相关行业标准和修正法案出台；应推动相关科研工作开展，树立社会对于烟草及其赞助的科学认知；加强媒体宣传，为公众揭示烟草赞助真实意图；应加强对于新型烟草制品的警惕，尽快完善对其的监管法案。

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项目官员李可薇女士以《烟草赞助基本概念及全球概览》为题，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关于烟草赞助的相关定义以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及赞助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基本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对于烟草赞助的全面禁止。第九份《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烟草流行报告》显示，已有66个国家全面禁止了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显示了全面禁止烟草赞助的国际趋势与可行性。同时，中国地方控烟立法中已有全面禁止烟草赞助的立法先例，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民众健康，减少烟草使用和二手烟危害。关于新兴的电子烟赞助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应同样限制或禁止电子烟广告、促销和赞助。

华东政法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中心苏玉菊教授认为，烟草捐赠涉及到伦理论证问题：其一，从道义维度来看（Right or Wrong），中国作为《烟草框架控制公约》的缔约国应当遵守并履行《公约》的规定，依据国际法、国内法保护并促进国民健康，实现健康公平。其二，从效益维度来看（Good or Bad），应对烟草捐赠的“风险（损害）-受益”进行评估，捐赠应减少乃至避免公众健康伤害，实现公众健康受益最大化。但是，烟草捐赠无法达到这样的结果。由此，苏玉菊认为《慈善法》应禁止烟草捐赠，她特别强调，好的立法，应该面向人的尊严与权益，面向人的健康，面向人类福祉。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来自公共卫生、法律、健康促进等领域的专家，从自身专业出发对报告进行解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姜垣研究员指出：控烟是一套组合拳，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是其中重要内容，希望新的《慈善法》能包含全面禁止烟草赞助，遏制烟草流行，保护人民健康。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认为：在烟草赞助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变相宣传或营销，因此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赞助是控制烟草流行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全球控烟的大势所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南奕副研究员认为：烟草赞助同烟草广告和促销一样，美化吸烟行为，增加吸烟者消费量，弱化其戒烟意愿，鼓励戒烟者复吸，还可以吸引新的吸烟者，尤其是青少年。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符合我们国家作为缔约方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世界大国形象。此次慈善法的修订应全面禁止烟草企业赞助，而不单单是禁止烟草宣传。下一步还应持续开展专项研究，出台禁止烟草赞助的相关标准，为执法提供有效依据。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张新宇副教授认为，《报告》对我国目前烟草捐助的实际情况及影响进行了归纳，报告提出的《慈善法》修订中的控烟建议，能有效防止烟草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利用慈善对烟草进行宣传和推广，具有可行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其伟助理研究员认为，《报告》议题极具现实价值，目前国内外大量慈善组织，尤其是环保机构明确拒绝烟草捐赠，这种自发抵制应通过法律上升为制度约束。另外，报告提到社会组织应该在控烟领域的社会倡导、研究、青少年保护方面发挥作用，为我国社会组织的领域拓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