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封闭期间，我看到我的孩子们没法当面见到他们的朋友，他们不能面对面的交谈、不能在玩耍约会、不能登门拜访。如果封闭发生在几十年前，我们与不住在一起的人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写信来联系。

但在2020年代，情况就不同了。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们一边用手机打游戏，一边在WhatsApp群里讨论策略。我的儿子还没到被允许用智能手机的年纪，他通过Google Classroom与同学们聊天。这两个孩子在禁闭期间都明显变得害羞。但他们对与久未谋面的朋友讲话的紧张情绪，通过使用内置游戏的视频通话平台得到了缓解：在几分钟不说话、傻笑的竞争中，他们变成了独角兽，用虚拟犄角抓甜甜圈，他们已经放松下来，讨论像口袋妖怪和马里奥卡丁车这样的严肃问题。

这些技术在之前一代人是不存在的。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与朋友的非面对面的实时互动是在家里楼下的走廊里通过电话进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我在说什么，我只能聊10分钟，之后就会有激动的父母开始嘀咕电话费和“阻断线路”。虽然我可以自由地挑战自己的智慧，试图解开连接电话和听筒的螺旋形电缆，但我没法玩到抓甜甜圈的独角兽。与朋友打电话是一种偶尔的享受，而不是每天。在我的童年，封闭会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交体验。

不过，有多大不同呢？我们今天与朋友互动的方式与一代人之前相比，是否只是表面上的区别，就像用有线纸和无线纸给朋友写信的区别一样？还是说当代的友谊与过去的友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如果是这样，友谊在未来会怎样继续发生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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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普遍抱怨友谊不再是以前的样子。餐馆里到处都是盯着手机看的人，而不是在聊天。自拍文化已经把我们变成了自恋者，我们变得更加关注于公共关系，而不是直接和对方见面。今天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有条件，因为我们在网上进入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群的“回音室”中，拒绝不同的意见。甚至“朋友”这个词也被社交媒体改变了：在新的一种意义上，与某人成为朋友仅仅意味着在他们的朋友请求上点击了“接受”，而没有打过招呼。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真正的友谊正在衰退，而技术是罪魁祸首。像“反社会的社交媒体时代”和“你的智能手机正在使你变得愚蠢、反社会和不健康”这样的标题现在经常能见到。

悲观主义者可能会想这一切会在哪里达到终点。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愤世嫉俗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只与为我们服务的人互动，在那里我们无法认出没有Snapchat滤镜的朋友，在那里我们无法与任何人形成真正的联系。但这些担忧真的有道理吗？

对于新技术反乌托邦式地影响友谊的焦虑和文字一样古老，事实上会更古老一些：对苏格拉底来说，文字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远在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就对写字作为通向智慧的途径表示怀疑，他更倾向于与同好面对面交流。而在20世纪初，人们担心座机电话会冲淡互动，或助长不健康的社交行为。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信件或电话是技术可能达到的良性状态，这样的担忧让我们觉得很古板。当然，它们不会破坏友谊。恰恰相反，它们促进了友谊：朋友之间的远程信件和电话正是那些对社交媒体忧心忡忡的人担心会消亡的各种健康的交流系统。

那么，社交媒体是威胁了友谊，还是促进了友谊？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Shannon Vallor研究了人们在Facebook上的各种友谊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友谊，她的结论是，是的，可以。她的论点并不是建立在关于友谊的新奇想法上，相反，她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这个概念有2000多年的历史。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需要具备某些美德，包括互惠、同情、自知（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包括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的位置），以及参与共同生活。

对社交媒体对友谊的影响持怀疑态度是否有失偏颇？毕竟，这往往是由那些早期的友谊不是围绕社交媒体形成的人表达的，这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忽视积极的一面。

即使通过屏幕互动并没有破坏友谊，许多人还是担心我们使用数字技术选择朋友和建设友谊的方式会鼓励低质量的社会联系。其中一种担心与回音室有关：我们把自己分成的那些志同道合的群体，其结果是减少了思想的交叉融合，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和固守自己的观点。一些学者声称，网络回音室对自由民主制有严重影响。但从友谊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新鲜。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的社会互动主要局限于志同道合的人，社区会在宗教礼拜场所、市场、运动队、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周围出现，并沿着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界限出现。

那么，在以数字为媒介的友谊之前的日子里，人们从各行各业获得朋友，这根本不是真的。也许我们都因此而错过了。但是，即使我们错过了，互联网使我们能够与类似的人联系起来的事实对友谊有一些巨大的好处。它使我们能够获得支持和团结，否则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和团结，要么是因为具有正确的共同经历的人很难在线下找到，要么是因为有关的共同经历非常亲密，我们不愿意讨论它们——这种不情愿通过在线互动得到缓解。我自己就非常依赖这种社区：几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在学术界工作的单身母亲的私人Facebook小组。我所建立的友谊——分布在世界各地——以及我所给予和接受的支持，都对我的生活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挺有道理的是，认为回音室不利于友谊的观点部分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友谊是——或者说应该是——比共同的兴趣和经验更深刻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之间的友谊和恋情的故事所感动，这些故事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也许最具代表性的浪漫情侣，罗密欧和朱丽叶，都属于不和的家庭。Nelson Mandela在因阴谋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府而被监禁期间，与一名最初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年轻白人狱警之间的友谊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并成为一部电影《再见巴法纳》的焦点。2014年，阿拉伯裔美国记者Sulome Anderson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她亲吻她的犹太男友杰里米的照片，同时举着一个写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拒绝成为敌人”的牌子。这张照片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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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我们被这样的想法所吸引：超越我们朋友的（也许不讨人喜欢的）观点和兴趣，并爱他们背后的人。最好的友谊并不因共同的兴趣而成立或衰落，这绝对是真的。如果你最初与你最年长的朋友因共同喜爱90年代的美国男孩乐队而联系在一起，但当你们中的一个人对Boyz II Men（译者注：美国著名的R&B演唱组合）失去兴趣时就分道扬镳了，那么很难不得出结论：你们的友谊并不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寻求联系有什么问题。多年来深厚的、充满爱的、支持性的友谊并不会因为有关朋友最初通过对男孩乐队的迷恋而变得不那么深厚、充满爱和支持性。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友谊被贬低的世界里，那么这个想法呢？在这个世界上，社交媒体鼓励我们重视数量而不是质量，并以牺牲形成深刻、亲密的联系为代价，投射出光鲜完美的形象？

对友谊的数量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担忧——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其他担忧一样——一点也不新鲜。1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在一篇题为“关于拥有许多朋友”的文章中写道。

“那么友谊的价值是什么？它是善意和亲切与美德的结合，自然界没有比这更难得的东西。因此，与许多人建立牢固的相互友谊是不可能的，就像河流的水被分割成不同的分支和渠道，会流得很弱很细一样，在灵魂中自然强大的感情，如果被分给许多人，也会变得完全脆弱。”

几千年后，Abba乐队在他们1980年的单曲《Super Trouper》中唱道：“面对你的两万个朋友/怎么可能有人如此孤独？”。而在2009年，Eoghan Quigg——英国选秀节目The X Factor的前参赛者——发布了一首单曲《28000个朋友》，其中有这样的歌词：“你和你的28000个朋友/YouTube、Facebook、Myspace、IM”和“孤独的感觉如何？/这么多朋友你都不认识”。

根据我们的数字时间尺度，Quigg对Myspace（译者注：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的提及是它自己的古老品牌——但我们可能会想，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技术是否鼓励我们比以往更微弱地传播我们的友谊。Quigg是否比普鲁塔克更有理由对此发牢骚？答案是，虽然经验证据支持我们无法拥有大量亲密的友谊这一说法，但社交媒体使我们的社会关系成倍增长的能力正在降低我们友谊质量这一点，依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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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Robin Dunbar研究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群体，发现个人能够保持的稳定社会关系的数量一直相当稳定，大约为150个。这个数字——后来被称为邓巴数——或多或少表示“如果你在酒吧碰巧遇到他们，你不会因为不请自来而感到尴尬的人的数量”。这里面有一些细分。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有三到五个人，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好朋友的小核心，你在困难的时候会去找他们”，还有一个由12—15人组成的“同情小组”，“他们明天如果死亡会让你心烦意乱”——但是，邓巴认为，我们只是缺乏认知能力来扩大这些小组。邓巴解释说：“如果一个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有人必须下降到下一个层次，为他们腾出空间”。由于我们可以拥有的朋友数量受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甚至连在网上建立联系的便利性都无法使我们扩大它。在评论社交媒体时，邓巴说：“有一个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的问题”。他补充道：“那些人数非常多的人——也就是说，大于200人的人——总是对他们名单上的人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邓巴数——如邓巴所见——受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这一事实指出了友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方式。认知能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感知和决策——与信息的心理处理有关。我们使用各种策略和工具来帮助我们提高这些能力。我们喝咖啡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戴眼镜来改善我们的视力，写清单来帮助我们记住事情，等等。我们因此而作出的改进相对较小，而且往往是短暂的。然而，许多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够利用药物、经颅电刺激、大脑植入物和基因工程等技术对我们的认知能力进行更大幅度改善。其结果可能会看到人类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以前看到的任何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够与更多人保持亲密的友谊。但是，鉴于即使是认知能力增强的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用于社交的时间的限制，增加我们亲密朋友的数量将需要从我们与每个朋友相处的时间中获取更多的亲密感。或者说，一个认知能力增强的世界会伴随着其他的变化，比如工作时间的减少，这可以为朋友腾出更多时间。

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拥有更多亲密友谊的认知能力，也许许多人也会重视拥有更少的朋友。浪漫关系提供了一个类比：拥有维持多个伴侣的能力，显然不会导致大多数人想过非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因此，在认知上得到加强的未来，友谊可能最终会与现在的友谊方式不同——但同样，它也可能不会。

看起来，通过鼓励我们使用“朋友”一词来指代成百上千个与我们只有非常肤浅联系的人，社交媒体正在（用普鲁塔克的比喻）贬低友谊的价值。毕竟，Facebook的朋友往往只是名义上的朋友——特别是对于那些朋友多达数百或数千·人的用户。但是，用“朋友”来指代一个人并不特别熟悉的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她对18世纪英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中，Naomi Tadmor解释说，几个世纪以前，一个人不仅会把那些与他们有相对亲密的情感关系的人算作朋友，而且还会把家人、家庭工作人员、雇主等等算作朋友。她指出，“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一词——至今仍被用作教友会的术语——是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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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年来，与我们有相对松散社会关系的某些人是否算作朋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个稳定的核心。构成邓巴“小核心”的少数人和构成“同情小组”的十几个人一直被视为朋友。但是，我们对我们欠朋友什么的看法的变化，暗示了这些较小的亲密群体可能会变成什么。考虑一下我们对忠诚的看法。忠诚于我们的朋友是件好事——但在专业背景下，我们用“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等术语来谴责对朋友的忠诚。塔德莫尔解释说，过去的情况是不同的。18世纪，为朋友服务被视为一种美德，甚至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就像在政治上给自己的朋友提供工作机会在三个世纪前也是美德，但在今天是令人反感的，也许今天被认为是美德的一些做法也将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今天，没有人对向朋友（而不是陌生人）提供免费咨询的律师，或为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免费理发的理发师表示怀疑。为陌生人免费提供他们必须付费的那种帮助是一种善意，但不是期望或要求。事情在未来可能会改变。也许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向朋友提供技能的好处而拒绝向陌生人提供，会被视为裙带关系。

一个对我们欠朋友的东西有不同想法的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嗯，可能与今天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当代的友谊也不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东西。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友谊——典型的英语国家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在几个重要方面与阿拉伯、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谊不同，那里有更多集体主义文化。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朋友之间的互惠性通常比集体主义文化更受重视。个人主义者不喜欢因不回报而对朋友有所亏欠；集体主义者不认为这种互动是恩惠，反而认为那些拒绝接受朋友帮助的人是冷漠和自负的。朋友之间的行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被视为不适当的干涉——比如纠正朋友的课堂笔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体贴和关怀。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的亲密友谊会在没有培养的情况下通过说积极的话而持续下去；因此，他们以坦率的态度与他们的朋友交谈，这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会被视为冷漠。正如心理学家Roger Baumgarte——我从他的跨文化友谊研究调查中得出这些观察结果——所说，这些文化差异揭示出，即使是成为亲密朋友的含义也因文化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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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从这中得到什么教训呢？实现友谊的媒介和技术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几十年前的电话和手写信件可能比今天的WhatsApp短信看起来更健康，但其功能是相似的。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震惊：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对着他们的iPad发呆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尽管他们可能看起来很孤僻，很孤独，但他们大部分的屏幕时间实际上是围绕着与朋友互动的。虽然我很想把他们的电子产品永远锁起来，让他们带着跳绳到外面去，但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排除在一个重要的社区之外——虽然每一个清醒的小时都蜷缩在智能手机上并不是一个充实生活的秘诀，但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在写信也不是。孩子们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