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欧洲观察”是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组织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旨在通过不定期自发交流，就中欧关系、欧洲政治和对外关系重要事件、欧洲问题研究重要学术发展动态等发表各自观点，形成一定共识，提出政策建议，供广大社会人士、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参考。

（申明：以下观点不代表下述学者各自所在机构观点）

鉴于中美博弈加剧和欧洲通过实施“印太战略”以加强在亚太和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各领域介入，中国急需开拓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并为进一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构更好地缘政治环境。

同时，鉴于中欧关系发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各股“寒流”——从相互制裁到人权和疫情问题争端，到经贸领域出台一系列降低对华依赖等影响中国利益的法案，中欧在双边层面的发展正遭遇“瓶颈”。在此情景下，中欧关系可否从与第三方和多边合作中找到新的出路？

考虑到在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一大片广袤地理空间中，存在一众独立的中小国家，它们并不明显依赖某一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同盟，彼此具有迥异的国家利益、宗教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挑战，我们可称此地区为亚欧“碎片地带”。亚欧“碎片地带”包括从阿富汗往西和往北的位于西亚、北非、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国家及摩尔多瓦。亚欧“碎片地带”地理上是连接中欧的通道，但也因其多样性、某些不稳定和相对落后而成为阻碍中欧交流的鸿沟。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我国战略发展新的空间和推进中欧关系向前发展，真正打通贯通中西的21世纪“新丝绸之路”，中欧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在“碎片地带”开展合作？其合作会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又如何照顾其他域外大国的利益？该如何维护和促进亚欧“碎片地带”诸多国家的利益？

为此，“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就上述问题，特邀复旦大学部分从事中东、北非、西亚和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并形成共识如下：

一、当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情况下，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已成为大国相互较量、彼此竞争和开展合作的出发点。中欧之间广袤的亚欧“碎片地带”是世界主要大国较量场所。美国、俄罗斯、欧盟都对该地区实施不同政策，进行不同介入。如欧盟制定了“睦邻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美国主要以双边方式实现在该地区军事存在，俄罗斯依赖传统影响力和制定“欧亚经济联盟”多边平台发挥影响力，等等。故亚欧“碎片地带”已然是大国竞争场所，但该“碎片地带”各国基本未形成与任何大国的政治与军事联盟。

二、中国为改善目前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打通21世纪“新丝绸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促进“碎片地带”稳定与繁荣，改变大国在“碎片地带”地缘政治恶性竞争局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中欧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应推动中欧在亚欧“碎片地带”进行广泛合作。

三、中欧就“碎片地带”合作需循序渐进，从经贸、人文等“低政治”领域合作入手，总结现有中欧在第三方成功的零星合作经验，以点带面。同时，中欧在该地区开展合作时应充分关注和考虑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在该地区的既存利益，应尊重该地区主权独立，应以促进该地区稳定与繁荣为重要目的。

以下为各自具体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亚欧“碎片地带”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竞争重要地区，也是全球“碎片地带”主要和最大组成部分，它与除美国外的构成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相连接。因此，亚欧“碎片地带”实际上关乎世界稳定和繁荣，影响大国关系基本面貌和走向。谁走进和深入发展与该地带关系，谁就能取得对国际关系重大事项的议事能力和发言权。谁能促进和发展该地带繁荣和稳定，谁就能引领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潮流，成为国际社会领导力量。

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及美国关注焦点转移至“印太”地区，亚欧“碎片地带”成为国际社会有待加强各项治理主要地区之一。有鉴于此，中国应加强参与“碎片地带”事务。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舒缓延展空间主要在亚欧“碎片地带”，若要改善我国严峻的地缘政治局面，就应在亚欧“碎片地带”投入更多资源，别无他途。另一方面，中国的介入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并尊重俄罗斯、美国、欧盟乃至土耳其的主要关切与既存利益，共同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不作为传统意义的地缘政治角逐力量介入该地带。

是故，我国可通过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通过加强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合作，在促进“互联互通”、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三方面下功夫，实现中欧超越双边的在第三方广泛合作。为此，我国可能需改革中欧间固有合作机制及多边框架平台，以适应超越双边的、在亚欧“碎片地带”与第三方开展合作的需要。同时，我国也需更积极介入该地带地区事务的处理，联合主要国际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安全等公共产品建设，以促进该地区稳定，为打造21世纪“新丝绸之路”繁荣的坦途奠定基础。

| 李安风（Andrea Ghiselli）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中欧关系已达到其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之一。如今，它们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和国家合作相当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欧洲政治家和专家认为，双边关系被太多的关键问题所困扰，比如欧洲对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不满，双方还存在价值观冲突。如这些问题不首先得到解决，欧洲就很难考虑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

同时，欧洲对内部和对世界的看法正经历深刻变化。在内部存在三个问题——与英国的关系、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作用、后民粹主义时代意大利的演变，这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欧洲未来的身份。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将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与中国的合作有助于欧盟获得相对于欧盟成员国的自主权。如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可能会达到同样效果，从而进一步巩固欧洲目前将中国看作竞争对手。同时，欧洲对美国拜登当选做出了积极回应，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欧洲国家是否以及如何计划在亚洲开展活动。

必须强调的是，一些国家正日益意识到中国在欧洲周边的存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当中有人强调，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令人担忧，尽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更令人担忧。

不过双边关系不太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和欧洲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对方的领土完整，经济关系也依然稳固。虽然商业利益不再是中欧关系的驱动力，但它们仍然是双方关系中一股强大力量。毕竟欧盟必须照顾到其成员的经济繁荣，而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此，如果双方想进行在第三方的合作，首先必须确保这种合作不损害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虽然欧洲人可能会欣赏中国在解决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争端及支持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行动，但这无助于中国发展与土耳其或俄罗斯的关系。

|  马斌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认识亚欧地区问题，特别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亚欧地缘政治问题很容易陷入两个认知陷阱：一是简单套用殖民主义时代地缘政治概念陷阱。19世纪和20世纪初，亚欧大陆曾是欧洲殖民帝国纵横捭阖的主要疆场之一，“心脏地带”等一系列著名的地缘政治概念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成为指导当时的战略家、决策者以及理论家观察国际事务的重要理念。但冷战结束至今亚欧地区事务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要求当代学者用更新的概念、理论来讨论地理因素作用。二是过于强调大国角色而忽略中小国家的能动性。亚欧大陆存在一大批所谓“中小国家”，但它们在文化、宗教、结构等方面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独特地位，域外大国不能将这些国家组成的地区视作能“为所欲为”的后花园。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发展一再证明，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受到大国制约的同时，也有极强的政策自主性，能够通过大量手段撬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

基于以上两点看待中欧在亚欧大陆这一地理上的“中间地带”的“合作-竞争-冲突”三环关系时，以下四点需特别强调：

第一，中国、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等都是能对该地区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外部行为体。但中国与其他三大主体相比，无论是影响的性质，还是发挥影响的途径，都有重大区别，这既能带来中欧在这一“中间地带”更多的合作机遇，也会带来双方矛盾甚至冲突。以阿富汗事务为例，随着美国及北约军队撤出，中欧在阿富汗稳定与发展领域的共同利益点将为双方合作提供机遇，但双方也会因价值规范和政策方式等差异而围绕阿富汗事务产生更多摩擦，甚至冲突。

第二，亚欧大陆“中间地带”是中欧关系“外围”，双方关系的主体与根基在“内部”，即立足各自地理辖区事务的双边关系，而不是聚焦第三方的双边关系。尽管在“中间地带”的竞合对双方都很重要，但依然是双边关系“内部事务”的延伸与补充。中欧在“中间地带”的竞合应服务和服从于中欧双边关系和各自“内部事务”的需要。

第三，与中国相比，欧盟在参与“中间地带”事务时有更多可利用的手段和可借助的第三方力量。尽管中国在这一地带的参与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较为密切的经济参与，但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或投资优势不等于这些地区国家会对中国形成“经济依赖”。

第四，“中间地带”处于动荡中的中小国家具有积极谋划，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对外关系格局的能动性。多元平衡、结盟、中立是亚欧大陆中小国家在后冷战时代运用多年的政策。而那些国内较稳定的中小国家与中国、欧盟的外交战略相对比较成熟，其国际角色定位很难因中欧一方政策变化而变化。比如中亚国家对中国战略定位一直比较稳定，大多能采取以我为主，多方参与的对外政策。

综上所述，中欧作为亚欧大陆两端最大经济体，双方在参与“中间地带”事务时各具优势。中欧处理在“中间地带”相关问题时，观念的更新、开放的心态、积极的作为都不可缺少。

|  孙德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欧盟是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中东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历史悠久，具有存量优势；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具有增量优势。中欧优势互补，开展务实合作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首先，在中东热点问题解决上，中欧存在相似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如在巴以问题上，中欧均坚持多边主义和“两国方案”，倡导“以土地换和平”。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欧一致要求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对话和谈判政治解决伊核危机。中欧支持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为中东难民问题与毒品问题治理贡献力量。

其次，中欧在中东的第三方合作、联合抗疫、消除贫困等领域的合作具有潜力。如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共同参与的卡塔尔体育场项目；中国和意大利共同建设黎巴嫩贝鲁特隧道；中国、美国、西班牙、阿联酋、沙特共同建设迪拜太阳能发电项目等。以市场为导向的中欧与中东国家第三方合作，有助于各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弥补中东国家的发展赤字与安全赤字。

当然，受美国因素的干扰，欧洲大国对中国在中东参与建设5G网络和民用港口项目，以及中国北斗项目落地中东保持警惕。中欧在中东的合作要排除干扰，尤其要警惕“债务陷阱论”、“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同盟论”、“产业脱钩论”等错误思想对中欧在中东务实合作的消极影响。

|  严少华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在欧盟寻求成为全球性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以及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中欧在地缘政治碎片化地带的合作与竞争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命题，中国和欧盟如何看待彼此在这些地区的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关系。以西巴尔干地区为例，随着“17+1”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取得很大的进步，成为该地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作为西巴尔干地区传统的主导性力量，欧盟则对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角色充满警惕和怀疑。这种疑虑一方面反映了欧盟视西巴尔干为其后院的帝国主义残留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不够自信的表现，担心中国的存在和介入削弱其影响力。

其实，中欧在西巴尔干（包括在更广阔的欧亚碎片化地带）并不必然是竞争的关系，也有合作的可能和空间。首先，中国的西巴尔干政策以发展为导向，聚焦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等“低阶政治”领域。其次，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西巴尔干地区没有军事存在和战略野心。第三，中国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并不寻求改变西巴尔干地区的制度和规范。这些特点决定了中欧在西巴尔干地区并无根本性的冲突。而西巴尔干地区存在的发展赤字、政治不稳定、安全隐患等问题则对中欧构成共同的挑战，也为中欧的合作提供了动力。

对西巴尔干国家而言，中国与欧盟并不是非此即彼比的选择，而是可以兼得的伙伴。因此，中国与欧盟之间需要的不是零和博弈的思维，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彼此的政策，共同促进地区繁荣、稳定与发展。

|  俞海杰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

首先，在战略共识的构建上，中国与欧盟以及欧亚碎片化地带同属于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的边缘地带。美俄当下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仍旧符合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的思想，“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即美国将居于欧亚大陆中心的俄罗斯，仍视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影响力的国家而与之竞争。与将中国和欧盟放在欧亚碎片化区域的外部，寻找相互之间的战略共识相比，若能够在美俄竞争的背景下，运用边缘地带的思想，将中国、欧盟和欧亚碎片化地带，统合到一个区域内，尝试构建边缘地带的区域发展合作共同体，更有利于中国、欧盟和欧亚碎片化地区建立整体性的战略共识。

其次，在合作领域、方式的共识构建上，中国、欧盟以及欧亚碎片化地带在气候环保、清洁能源领域的产能合作，可以成为各方全局性的合作共识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成为协调各方参与共赢的合作方式。

|  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中欧在欧亚大陆可能面临短期的地缘竞争，然而从长期看，这一地带可能成就中欧的合作。

第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一种新的战略走向，对中国而言是“西进”的战略走向。从长历史周期来看，也许代表着中国从海洋文明向大陆文明的“回归”。从最初的战略设计来看，“一带一路”从中国出发，另一端指向欧洲发达经济圈，当中便是欧亚大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指向中欧在欧亚大陆的合作。“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没有指向美国。

第二，“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一区域，取得早期收获，不是单靠中国主观愿望能做到的，也绝不是凭借欧盟主观愿望能够阻挡的。这是由于这一区域出现了“治理空间”：一是原有治理主体治理能力和意愿的下降，造成公共品供给不足，既包括发展公共品，又包括安全公共品；二是该区域原有制度的失效。这就带来了权力和制度的空间。这里还涉及俄、美。

第三，短期看，中欧在这一区域面临地缘竞争关系，欧洲对华的认知处于这一阶段。然而，长期看，中欧在这一区域合作空间广阔。这将取决于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其实就是接受中国崛起的过程。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欧洲如何平衡对华政策中的利益取向与价值观取向；二是欧盟的内向化程度（对外战略）和内卷化程度（国家内部、欧盟内部）。

|  张晓通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欧洲最大的恐惧就是沦为地缘政治上的“破碎地带”，欧盟外交政策的一切出发点也是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警告欧盟，随着中美竞争关系的升级，欧盟正面临从“地缘政治上消失的风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随着“地缘战略竞争的重生，欧洲可能沦为其他大国的游乐场”。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将“破碎地带”（Shatter Zone）形容为地理上的特定区域，这些区域“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求生”。科恩认为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东与东南亚算是两个“破碎地带“，未来还将出现的“破碎地带”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另一个可能的地方是从波罗的海经东欧到巴尔干的新/旧地带；还有一个可能的地带是从外高加索经中亚的地区，这里与“心脏地带”接壤，但对西方、中国以及俄罗斯很有吸引力。

欧洲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主要源于其地理位置。从地缘来看，东欧位于大西洋与欧亚大陆两大地缘战略板块的结合部，即麦金德（Halfors Mackinder）所谓的“地缘政治枢纽”。麦金德断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西欧则被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称为“边缘地带”（Rimland）。欧洲处于陆地和海洋的边缘，被视为“可争夺的区域”（debatable zones），是陆权与海权角逐的区域和纷争频仍的“破碎地带”（shatterbelts）。这种敏感性与脆弱性使欧洲充斥着大国竞争与冲突。历史上，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力量博弈的前沿阵地；冷战后，中东欧更是欧美和俄罗斯等地缘政治玩家争夺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缓冲地带。

中欧要避免成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2019年欧盟委员会在《欧中战略展望》文件中没有将中国定位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实际上，中欧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已经越积越多，尤其是在科恩谈到的一些“破碎地带”，包括从波罗的海经东欧到巴尔干的“中欧地带”、中东、东南亚、外高加索到中亚。在这些“破碎地带”，中欧亟需管控竞争，加强合作。

中欧亟需开展“地缘战略对话”。欧委会已经将自身定位为“地缘政治的欧委会”，欧盟的外交战略已经高度“地缘政治化”。欧盟正在大力推进印太合作战略，中欧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竞合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中欧关系的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中欧之间亟需开展“地缘战略对话”，减少地缘政治误判，增进地缘经济合作，尤其是在地缘政治上的“破碎地带”开展合作。有必要指出，一个地缘政治上分裂的“破碎欧洲”不符合中国的战略意义，但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也不是“免费的午餐”，欧洲需要在中国的核心利益关切上对中国“投桃报李”。

|  张屹峰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首先，中欧合作的难度和障碍增加，但双方合作的机会与空间仍然存在。欧盟在涉港、涉疆以及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介入加深，双方实现合作的内外环境恶化，合作的政治意愿下降。中欧实现合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和利益。

其次，欧盟对华战略强硬姿态具有多重考虑，需要辨证地分析对待。在地缘政治回归和大国博弈上升的背景下，欧盟通过采取强硬姿态和行动，彰显其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政治地位。同时，存在以强硬姿态换取中国让步妥协的投机心理。而且，欧盟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明显受制于民主选举和政治正确，具有实现欧盟内部动员、提升凝聚力向心力的考虑。

再次，妥善处理影响中欧关系的第三方因素，尤其是美国与俄罗斯。当前中欧关系的发展态势，明显受到美国对华政策和美欧对俄政策的深刻影响。中欧关系的底线在于避免第三方因素引发矛盾冲突，避免欧盟选边站队，争取欧盟发挥建设性作用。

最后，避免对号入座，杜绝主动树敌。对于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计划”、欧日“互联互通伙伴计划”、欧盟与印度“互联互通伙伴计划”等，既要看到其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观意图，也要重视其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的客观效果，更要看到欧盟的经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