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之分论坛

作者: 发布时间:2023-11-30 来源: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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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5日,第八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论坛以“智能传播的多元共治”为主题,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

当天下午,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伦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论坛围绕“互联网与基层治理创新”“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前沿”为主题召开分论坛,来自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学者与会并参与交流。


01

互联网与基层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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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基层治理创新”分论坛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辛艳艳主持。


与会学者围绕数字社会基层治理、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互联网消费模式与城市创新发展、数字技术与基层政府组织变革等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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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域治理视野下基层治理的复杂多元状态,中山大学城市治理创新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张潮认为,数字社会基层治理结构存在多重互嵌性。为此,数字背景下基层治理回归社会田野,要充分结合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重视人与物的结合的实践构想,从而打造一个在党委领导下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穿透式”整合资源的新模式,实现一个治理嵌入服务的治理架构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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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媒体在数字治理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刘黎明就具体治理场域下媒介治理的内容与边界进行探讨,分析主流媒体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与地方政府部门的互动过程。在实践反思中,可以更多从“组织”视角来思考媒体的行动者角色,充分考虑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时发挥治理功能的特殊性,进一步反思当前媒体在社会治理场域下部分呈现出的主体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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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直播间的符号体系是如何塑造和建构消费者体验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方芗以科技、消费与社会交织的分析视角解读青年网络直播消费行为。“技术异化了消费者,诱导其冲动和过度消费,形成超真实的购物体验,加剧消费主义盛行。”面向未来,在数字代际影响因素下,网络直播购物对中老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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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对基层政府运作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讲师赵阳以基层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为背景进行探讨。“在数字化治理条件下,中央政府通过卫星遥感、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加强对基层环境保护、统计调查等领域信息的直控能力。”基层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执行灵活性,从而形成技术中介与央地关系的新格局。


02

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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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前沿”分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家银主持。

与会学者围绕技术中介的社会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与规制、城市社区治理、个人信息保护、青年焦虑、网络社交倦怠、用户生产内容、国外产业数字化转型经验等议题进行探讨,并对2023年中国互联网空间治理特点和趋势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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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机交互的发展趋势是从有型到无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武汇岳回顾了人机交互的发展过程。未来,人机交互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力,深度影响社会生产需求、技术综合进步、个人社交需要。人机交互的核心科学问题在于,如何增进对人与计算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解和建模。如今机器在模拟人的感知、运动方面已经较为出色,但模拟人的认知还不够成熟,亟待进一步促进人机混合和有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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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时代,AIGC成为继PGC和UGC之后备受瞩目的内容生产方式。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崔明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巨量的数据投喂来学习并生成内容,具有强大的内容模仿创造能力和一定程度的认知和交互能力。当前的风险主要集中于控制风险、隐私风险、安全风险和过度依赖风险。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讨论主要基于对事实的描述,而法律规制应该成为一种规范性表达,仍需进一步探索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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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市社区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煜认为,智能终端的应用创新极大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状态,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信息沟通渠道,重建社区归属感。在网络空间实现人基本的社会性特征,是重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在北京某社区,社区党建、安全管理等工作都可以在“智慧社区”的数字平台上完成和协调。未来,持续发展机制需进一步完善,让数据资源更好支持社区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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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抵抗算法影响中采取了哪些防御策略?能否实现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陈科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大部分用户采取了各类干预性反控制的方法参与算法实践,但本质上没有完全退出算法推荐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达成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他认为,在数字共生的关系背景下,抵抗不是保护的最佳路径,“共生”是关键。人和算法技术的关系不再是“他异关系”,而是“数字共生”的“背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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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智能媒体时代的电话焦虑,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何秋红认为,对电话沟通的回避存在行为和心理两方面现象,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包括微信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原因主要包括声音的恐惧、担心时机不合适、对电话内容的不确定等,个体因素、媒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共同造成青年群体的电话焦虑。相关研究结果还需要实证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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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社交媒体倦怠的过程中,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张明羽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社交平台机制影响姿态会话进而催生社交媒体倦怠,表意符号解读困难导致网络社交受阻,网络社交受阻促使人际传播转向人内传播,个体的角色认同和自我意识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现象。总体而言,大学生社交媒体倦怠现象是个体社会化自我形成过程中,“主我”和“客我”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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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C平台内容审核权责边界是如何形成的?存在哪些争议?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特聘副研究员李婷婷以美国端正通讯法230条为切入,认为平台正成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内容审核主体。该条款给予UGC平台对第三方或用户生产内容的豁免权,从而延伸出言论与积极内容审核、审核边界等问题的讨论。在内容治理过程中,全球性平台正在不断面临边界问题、安全问题及与他国的张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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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3年中国互联网空间治理,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宜乔认为,泛娱乐化趋势、集中和常态化内容治理结合、加强互联网新产业新业态监管、主体行为制约与利益关系协调构成基本特点。互联网空间治理是一项涉及范围广、细分领域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高度介入,提高法制化、制度化程度,也需要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聚集治理效能,从而形成网络空间内容综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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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转型中,国外的经验与实践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北海道大学国际广报媒体观光学院博士生朱凯歌分享了日本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数字化推进中的现实情况。在日本少子高龄化社会中,跨境旅游营销的作用愈发重要,政府正在推动由PGC转向“UGC+PUGC”的融合性旅游内容生产模式,并逐步落实面向中国游客的跨境旅游营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