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是我国进一步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核心要务之一。华东地区的实地调研表明，当前“一老”群体存在身心健康管理服务不足、养老服务资源错配、居住环境脱节于居住模式变迁等问题；“一小”群体面临托育服务短缺、教育资源不均衡、特定群体的监管缺失及心理健康困境。以家庭视角来看，这些问题映射出当前青壮年中坚群体普遍身处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压力博弈，凸显了当代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转型带来的冲击，也反衬了中国家庭政策及服务系统的相对缺位。亟须在全人口生命周期发展框架下，以强化家庭建设为支点完善“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具体回应新时代人口发展与民生建设的新诉求。

胡湛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 教授

袁晶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一老一小”是人口发展和民生建设的核心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老有所养和小有所育工作；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明确要求“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一老一小”支持体系的不断建立健全有效促进了老年和少儿福利，但随着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我国养老育幼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亦趋于显现。

一、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一老一小”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人口大国，人口态势是我国民生政策及项目得以有效规划与实施的基本出发点。“一老一小”问题成为我国民生建设的重中之重，不仅仅是因为老年群体和少儿群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底色以及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更重要的还在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常态，这将在宏观上强化“一老一小”问题的烈度乃至性质。从本质上讲，老龄化和少子化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人口现象，两者形成典型的互嵌和互构。

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水平自此之后不断加深。“十四五”时期直至2035年左右将是我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多老快老”的基本格局在中短期内将持续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发展全局出发将老龄问题升格为最高层级的国家要务。必须说明，老龄问题并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所有年龄人口都将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之中，然而老年人的生存发展无疑指向老龄社会的治理核心，“一老”问题的妥善应对更是夯实国家战略实施基础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作为老龄化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之一，少子化问题也给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变数。中央已适时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明确表露提振生育意愿和释放生育潜力的坚定姿态。然而，育龄妇女规模（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的快速下降是近年来出生人数骤减的主导因素。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不断高企，年轻一代的婚育年龄推迟和婚育观念转变将较大抑制生育潜力的挖掘和发挥，甚至可能对出生人口下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未来十几年的出生人数趋于缩减几成定局，并直接影响到“一小”群体的规模、结构及发展格局。

这些态势意味着我国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如何有效缓解无数家庭的养老和抚育负担，以积极应对“一老一小”问题已成为“天大的事情”。尽管从全球实践经验来看，单一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都不必然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造成不能克服的挑战，也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迟缓和停滞，关键还在于制度、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否有效匹配和应对，这无疑对我们的治理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一老一小”群体的痛难点问题

“一老一小”问题兼具全局性与区域性。作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民生议题，不同地区的“一老一小”问题存在共性，然而缤纷的区域异质性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突出特征，这必然使不同地区的“一老一小”问题呈现出特定的差异性，难以一概而论。因此，我们在探讨“一老一小”问题时既要形成全局性框架，也要特别重视地区经验和地区模式的总结凝练，从实地出发精准把脉施策。本文以华东地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该地区“一老一小”群体的发展现状，探讨其难点痛点问题并尝试总结其服务工作尚不足之处。华东地区“一老一小”群体的发展状况具有相对较强的典型性，而其服务体系建设又具有相对显著的前瞻性，既可为全局之缩影，亦可成它地之镜鉴。

“一老”群体最为突出的“急难愁盼”问题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管理服务需求难以满足。受访老人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健康“自评失准”，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支持仍相对普遍缺位。基层社区医疗服务功能仍较为有限，难以真正发挥分流功能。常见老年慢性疾病筛查工作的普及度仍有待提高。二是养老服务资源的短缺与过剩并存。虽然各级政府已向基层社区投入了大量养老服务资源，然而由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这些服务管理难以形成地区间、部门间的有效联动与合力，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信息碎片化严重。三是老年人居住环境与其居住模式变迁相脱节。我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已呈现结构性转变，老年人独立居住（独老家庭和老年夫妇家庭）和“N代同堂”并列成为两大主流模式，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同时，现有老年住房的适老化程度存在严重不足，且在代际友好方面多有欠缺，存在较多适应性问题。

“一小”群体的发展困境有四类集中体现：一是0-3岁儿童托育服务短缺问题。现有托育机构所覆盖服务对象有限，托育率较低。各地托育服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托育体系建设效果仍多有不尽如人意处。推进托育服务及体系建设中存在管理职能区分不清晰乃至交叠的情况。二是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问题。城乡教育资源仍有较大差距，尤其体现于师资资源。近期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城乡及地方教育资源差距在推动落实课后服务工作中也更多显现。三是部分特殊和困难困境儿童群体的监护监管缺失。其中有三类儿童的监管监护问题亟需政策回应和支持：宗教场所收养儿童、跨区域收养儿童及民间私自收养儿童的安置保障工作；福利机构中孤残儿童在成年后的去向问题；部分父母尚在但遭父母弃养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保障尚处于政策盲区。四是日益突出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与相关心理健康服务匮乏之间的矛盾。无论城乡，“一小”因亲子关系、同辈交往等引发心理问题正呈多发态势，在留守儿童、犯罪人员子女、单亲或离异家庭子女等群体中尤为明显，而相关的专业心理服务资源却存在严重不足。

三、家庭视域下“一老一小”问题的内涵与外延

“一老一小”群体有着较大的内部异质性，其问题也呈现出较大复杂性和明显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老小群体乃至每一位具体的老人或少儿所处的家庭结构和代际模式又存在着天然差异，这些条件和环境将对“一老一小”的生存发展产生突出的影响。跳出将“老”与“小”相割裂的研究与实践框架，以家庭为视角剖析“一老一小”的问题内涵无疑有着愈发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用价值。

1. 青壮年中坚群体对家庭责任的承载力趋于脆化

“一老一小”所面临的诸多生存发展问题并非囿于其自身。“一老一小”常共存于一个家庭，老小问题其实是其“家庭的问题”。这更从一个侧面深刻反衬出家庭的“顶梁柱”们——当前社会的劳动适龄群体正普遍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压力博弈。以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养小”与“养老”实际是一体的。而不少青壮年中坚群体在自身发展的压力之下，却不得不在“养老”和“养小”之间反复权衡取舍。最终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相比较之下往往更多且优先投资于子女抚养教育，对家中老人的支持显现不足。中青年群体作为家庭的“夹心层”，其所面临和承担的压力正在通过家庭赡养和抚育的功能链条而传导到“一老一小”身上，并形成回流。不仅如此，在沉重的发展压力下，中国青年一代婚育观念及模式正在迅速变迁。85后乃至90后已普遍出现婚育意愿下降、生育时间推迟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累积将不断凸显“一老一小”问题，“一老一小”的变化正在成为全人口全生命周期问题的一个重要缩影。

2. 当代家庭变迁对“一老一小”发展形成结构性影响

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同步，并深度内嵌于社会转型进程之中。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简化，并由此对传统家庭养老和抚育功能形成冲击。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人口迁移流动导致了海量家庭的成员之间形成地域分割。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隔离使得代际之间可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相互之间的支持受到限制。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剧烈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因素正不断重塑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其风险与机遇并存。家家都有老小，而“一老一小”对家庭的依存度亦相对中青年成员而较强，其受到家庭变动和功能转型的冲击自然更趋显著，对此当格外重视。

3. 现有家庭政策体系仍存在系统性缺位

当代家庭政策及相关社会服务的系统性缺位是“一老一小”问题形成的深层机理之一。尽管我国当代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保障福利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卓有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的援助模式，且局部呈现出“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并存的博弈特征。而现有社会政策体系仍主要以个体而非家庭作为施策对象，且多以就业为政策门槛，不仅缺乏对家庭整体的系统考量，也很难为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家庭成员（主要是“一老一小”）提供相对全面的社会保护，将可能在越来越多的情境中导致政策瞄偏。事实上，养老和育幼是非常消耗家庭资源的长期事务，应通过家庭政策承认大量家庭为此投入的成本。当代家庭变迁无疑导致家庭脆弱性增强，但中国绵延千载的传统家庭文化伦理也有着极强的韧性。因而我们需要在强化家庭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家庭政策的普适性和可及性，并通过家庭政策更为有效识别并有机整合个体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帮助个体实现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的平衡，以真正发挥家庭对于各个年龄成员的保护作用。

四、建议与展望

“一老一小”问题指向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协调健康发展，其应对路径应置于家庭而非个体的视域之下，即以家庭整体为视角将“一老一小”统合起来考量。不仅如此，对家庭进行制度性支持可以起到典型的“辐射”效应，家庭功能具有“领域不敏感性”，通过支持家庭功能完善可以同时实现对不同福利领域的“一揽子”支持，如养老、生育养育和弱势家庭成员保障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强化家庭建设为契机，通过整合资源、创新制度、强化服务来回应“一老一小”及其家庭的发展诉求，已迫在眉睫。

1.推动树立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观，为家庭成员赋能以增强家庭承载力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在不同代际、性别的人群发展中平衡短期应急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实现全人口生命周期人群的和合共生。

2.为承担养老育幼责任的家庭提供直接援助，并在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规过程中更多引入家庭视角

通过家庭政策扩大对家庭的财政支持，除了保障老小的基本需求外，还要试图消除现行体制固有的不平等，提高对最有需求的家庭的支持力度，并消除妨碍有养老育幼责任的夫妇就业的不利因素。

3. 凝聚以传统文化伦理为支柱的内生动力，整合文化资源夯实老小服务体系

中国传统“家国同构”模式在“身家一体”的基础上强调家庭在国家治理机理和社会组织功能上的重要性，家庭是我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关键之一，并将形成相对于西方路径的显著特色。

4. 落实和制定家庭政策中注重分型实施、精准施策

当代中国家庭形态多元化使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可能迥异，因此在落实和制定家庭政策中，应在凝练家庭共性需求的同时更精细化识别不同家庭类型的特定诉求。

 本文尝试提出并论证了完善“一老一小”支持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家庭建设，但在理论和实证层面仍存有不足，有待后续持续跟进充实。中国家庭仍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且内嵌于国家发展进程，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必要重新识别新时代中国家庭的新特征，以对当代家庭态势及其功能格局形成更全面的研判。受限于调研的局限性，本文仅以华东地区为例对“一老一小”群体进行了摸排分析，尽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仍需要补充更多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研究资料，协调全局性和区域性的关系以架构整体框架和指导具体实践。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