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主要成员的地区秩序观与政策之日本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3-23 来源:上海论坛2012+收藏本文

 

地点:光华楼东主楼711 举办时间:2012-03-16 09:00:00

 

专题发言人:贺平 博士

我接受的任务是考察日本对东亚地区的观点和政策。我一个基本的感触是日本的对华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在过去几年都在不断提高。与这个形成一个比较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研究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可能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受重视的程度不断下降。

我的这个发言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是介绍相对国力和认知变化是如何影响了目前日本的对华战略,第二是试图分析日本学者对于日美同盟和当前中日关系的主流判断,第三是考察当前日本的亚太外交和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

第一中日综合国力的此消彼涨是日本对东亚地区秩序和中日关系一个重要背景和基本原因。200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日本,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超过日本,而且日本国内根据东大的最新权威研究中国的名义GDP大概是2025年前后两年超过美国。日本国内一部分学者,他们眼中世界格局的整体判断,认为今后十年世界格局的显著特征在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相对应的是中日相互认知的变化,由于钓鱼岛撞船事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目前中日关系可能陷入了过去几年以来的最低谷。

根据我的统计,在日本最权威的几本学术期刊上,大量对华研究在标题和摘要中都突出了下面几个关键词:一是国防现代化,军事大国化,大国意识,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海洋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军备控制、军事战略、军政关系的研究也在日益升温,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开始重新研究起所谓权力转移理论,霸权稳定论,大国兴衰论。

接下来主要介绍三个观点,或者三个文献。小泉时期,由于中日双方之间相对比较默契的一种政经分离的原则,所以在政治关系的极度冷淡的情况下,在经济等其他领域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过去两年钓鱼岛事件之后,这个原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既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政经分离的原则,可能日本也不得不随之改变。第二个重要的文献是去年120号,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向野田佳彦首相递交了一份提案,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只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所谓叫前现代国家,日本属于发达民主国家走上了后现代的非战共同体的一员。对中国的界定是比较负面的,但是得出的政策建议,政策提案却是比较耐人寻味的。报告建议日本政府应该继续采取对华接触的战略,在各个领域强化与中国的接触,改善和量化两国意见领袖和普通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第三个文献去年4月份,由日本国际问题杂志社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共57位知名学者进行了一个调查,有42位学者占到总数的74%,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今后五年中国际局势最主要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军事投入和霸权意识的扩张,造成和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这些民族国家的摩擦以及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折衷;另外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兴起,将在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供应等方面产生影响。所以有一半的学者提出,日本应该进一步维持和强化甚至是复兴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构筑新的地区秩序。

基于刚才讲的认知,日本怎么办,所以我接下来要介绍第二、第三部分分别是日本国内政策讨论中得出来的两个日本应该具有的基本战略对策。首先大部分学者认为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明确日本的定位,用他们的话来说,日本是充分享受自由民主带来繁荣的国家,日美同盟现在是,并且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该是日本外交和安保的基轴。所以一方面要日美同盟对于诱导中国成为国际协调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充分拓展和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

第三部分简单介绍一下对于中日关系和地区秩序相对平和积极的观点。如应该积极借鉴中美关系,即在两国关系出现恶化时,具有互助互信关系,开展相互合作的共同意识;两国都应该避免意气用事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冷静观察;为了维持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中日战略峰会关系是主流,两国的强硬派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无益彼此。

如果我对自己的发言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我认为目前基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是近一个时期,日本政府和学界对华,和对亚太地区秩序认识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背后有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一方面日本承认和正视中国的崛起,并且认为从经济上来看,中国的发展对日本而言是利大于弊,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机遇,因此日本希望保持对华接触,加强双边和地区合作。另一方面不少日本政界和学界的人认为,中国国内问题缠身,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对外政策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伸张的意识。所以未来达到刚才讲的第一个目的,必须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强化和扩大所谓发达民族国家的正义,从而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和应对中国崛起,或者可能出现的内外挑战和潜在的危机。

 

点评人:胡令远 教授

首先当然我们是讲地区秩序观了,实际上就是日本对于东亚、亚洲这样一个秩序应该是怎样的情形,,应该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就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战后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小贺最初就谈相对国力,其实就讲了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我认为他从经济的GDP以及中日互相好感度两个方面做了一个基础性的统计之后,来谈变化的基础。我觉得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和中国那时候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是重合的,同时和冷战结束是重合的。那么这三个重合就构成了日本包括它国内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原来是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到了九十年代初是联合执政,自民党没有能力一党独大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下台,换了民主党政权。所以这样三个重合带来了日本国内政府的变化,同时影响到它对地区秩序的变化。换言之,经济总量的变化力量的对比,包括军事方面的,只是一个表层的,当然非常重要。同时因为中日关系比较特殊,影响到它的文化的、精神的层面。

第二,讲日本同盟对话关系,这当然也是影响日本地区秩序观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了。日本在考量东亚秩序的时候,从它本国的力量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经济上无论是总量,还是从一些技术各个方面的优势来讲它有非常大的把握,所以当时有什么雁型模式等等。但是在政治或者是军事、安全方面的话,日本一直没有自信的。这个时候,当然在冷战的体制下,它在考虑地区秩序的时候,必须把美国作为一个经济之外最大的考量因素,刚才贺平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要注意,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现在反而对于日本的依赖性增强。美国对于日本的依赖性增强,也影响到日本对于地区秩序观的研判,或者它自己的地位以及战略构想。因为过去日本对美国是绝对依赖的,现在因为日本通过这些年的发展,虽然它的泡沫经济崩溃了,但是它的经济总量、它的发展水平,它的潜力以及它现在潜在的军事实力,美国随着中国的变量,美国自己有这样一个相对衰落,它要在东亚秩序的重返也好,或者构建东亚秩序、亚太秩序的时候,美国又对日本这样一个依赖感比以前有所增强,这就影响了日本。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变化。

最后小贺讲到第三点,就是亚太外交当中的日本对华政策,当然这是亚洲秩序观的重心,应该是我们今天论题的重心了。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量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因为日本的东亚秩序观,这些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从国家战略层面的相对成熟的框架。原因非常简单,十年十相的情形,首相走马灯一样的换,上台以后,很棘手的,现实、经济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它不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战略框架,有矩形的东西。所以它是经常处于变化中,但是由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不变的东西。应该说这大概有十几年的过程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的日本地区秩序观,一个就是安倍的价格联动,一个就是麻生太郎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它其实还是想通过亚太,或者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抓手,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也是挠到中国的痒处了。这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下降,不得不借助于这样一个手段来作为它构建亚太秩序的思想基础或者精神基础。

补充的第一点,刚才贺平也谈到了,我们中国现在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日本,无论从地方还是从中央,对于日本的有意无意的忽略,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可取。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它非常巨大的潜力,而且我们要构建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的时候,日本的力量我们不能够忽略,这是要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