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用“可竞争的市场”解决价格垄断

作者:张军教授 发布时间:2016-03-2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收藏本文

 

下一步垄断行业的价格该向何处去?

不同的专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一般认为,仍需要采取政府定价的方式,避免垄断行业暴利。不过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看法。

他认为,垄断行业也可以实施竞争。比如像燃气,管道可以是政府建设,但是运营却可以找不同的公司来做。以此类推,像铁路也可以由不同的运营公司来竞争,进而推动运营价格改革。

“大家在关心的,大多数指的是上游产业。”谈及价格管制尚未完全放开,张军认为,“像交通运输业、能源、资源的价格,部分还未完全地市场化,但不是没办法解决垄断价格问题。”

“我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设计一个理顺价格的方案,难度与风险都不大,问题是什么时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把它列为日后改革要推进的内容。”他在近期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专访时如是说。

设计方案,理顺价格

《21世纪》: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此后实行了几十年,似乎仍有大量的领域存在,各方面对这个双轨制争议很大,你怎么看?

张军: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里,价格都是扭曲的,不真实,也不反映市场供求,所以那时候就面临价格管制这个问题。到了80年代,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价格改革了,但是如果一夜之间放开价格管制,就会使价格出现井喷式的增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当时只能采取限定的办法。这就有了莫干山会议上讨论得出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在当时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老百姓和企业可以从计划内买到低价的商品和物资,但是长期实行也不行。尤其是在计划体制内的那些官员,因为这里边有差价,就有人会用它来套利,比如钢材是定量的,我批到十吨,再从计划内卖到计划外,这叫串轨,就会出现倒卖,会引发很多不公现象,例如腐败,寻租等等。

《21世纪》:当时逐步放开的价格改革领域,迄今为止还有哪些没完成,下一步应该怎么改?

张军:其实我们的价格改革过程并不是价格逐渐放开的,而是在经历了双轨过渡之后,计划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价大大缩小了,然后就突然放开。这跟那时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有关。1990年以后,经济萧条,需求减弱,市场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政府选择在那个时候放开价格。即使如此,有些价格还是没办法很好地解决,因为那时候主要讲的是消费品跟普通的生产资料,而煤炭,电力等这些上游产业的价格,那时候采取的是暂时不动(因为太复杂),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今天大多数属于市场定价,大家还在关心有些价格还未完全的市场化,指的就是上游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业、能源、资源的价格,当时这些价格不在整个价格改革方案的范围里。一来,这些产业的关注度在当时远远低于消费品产业;二来,由于政府定的价格低,能源、资源的生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亏损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把这些上游产业的价格放开,会推波助澜,下游的价格会上涨太快。所以当时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也就这样遗留下来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收入分配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设计出一个理顺价格的方案,难度和风险都不大,技术上也只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把它列为日后改革要推进的内容。

住房、医疗、土地改革:逐渐市场化

《21世纪》:现在的经济房,限价房,商品房,廉租房,以及回迁房,仍是价格双轨制和多轨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制度?

张军: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体制的双轨。

之所以没有并轨,是当时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当初企业市场化之后,企业的收入高于公务员,所以国家设计了这种制度,提高公务员退休以后的待遇。而后来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以后,公务员的养老、社会保障,包括住房等方面也并没有作出很大改革。到后来,公务员的住房问题才开始市场化,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还是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导致政府部门系统跟企业系统现在是按照不同的规则来运行。

《21世纪》: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居高不下,过去几毛钱的感冒药,现在很少了,看病打吊针大部分代替了一般感冒药,这些目前是有的政府定价,有的市场化。但是居民仍意见很大,感觉有几座大山,您对此怎么看,不能完全市场化吗?

张军:在我看来是供求失衡导致的。而这些领域之所以出现需求大、供给不足的现象,说到底还是跟政府的过度管制有关。例如医疗系统,它实际上是国家管制的,不向社会资本开放,也不向外资开放。所以谁拿到了牌照,谁就有了特权。实际上就是获得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排他性的保护。

如果价格管制一放开,价格就会涨上去,但是价格也不会永久涨,先涨上去,放开了,有其他竞争者进来,供给会增加,慢慢的价格就会趋于均衡。现在改革过程中往往都会这样。

在医疗上面也一样,这得有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21世纪》:土地要素没有完全市场化,包括农田用地没有上市,商业用地跟工业用地也不太一样。还有利率这一块,资金也没有完全市场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规定,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要高,导致商业银行垄断。这一块也是因为没有市场化导致房价、资金很高的原因。对此你怎么看?

张军:土地的问题要公正地看。地方政府承担了基本建设的开支责任,需要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土地可以帮助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约束。土地这方面,地方政府在征地以后,会投很多钱搞开发,把地变成熟地。地方政府拿了地以后可能会把50%的面积卖给开发商,是高价出售的,那这个钱可以补偿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方面的开支。剩下的土地收入部分还可以用来补贴那些不挣钱的公益开支,比如说盖图书馆,盖大戏院等。

我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会逐步缓解上述现象,有可能会约束政府征地的权利。过去一级市场是征地的,这个价格因为没有市场定价机制而被政府压低了。比如,过去政府控制一级市场,现在民间可以绕开一级市场,进入二级市场,农民通过成立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去卖地,不经过政府,所以一级市场就直接市场化了。因为政府是通过一级市场低价拿地,政府拿了钱,农民拿到的只是补偿款,现在是把这个漏洞补上。

交通、农业:推进市场化进程,改体制,促发展

《21世纪》:今年以来,煤炭、棉花等资源的国际价格比我们国家要低。我们完全没有和国际并轨,从全局的角度讲,我们还是一个双轨制或者多轨制,如果说我们从国际上进口粮食,有利于资源节约。但是假如完全从国际上进,国内的收益又比较低,这个怎么来平衡?

张军:资源类、能源类的行业基本是国资主导的,这些行业市场化进程比较慢,因为它们没有竞争,生产率低,价格又高于国际水平,能进口的话就应该多利用国际市场,从长远来看,这样国内的行业虽然会受到冲击,但反而是唯一可以推进改革的机会,因为如果不改革冲击更大。

其实,这些行业面临的问题也是准入的问题,因为行政垄断,国家保护他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中央政府应该接纳这些问题,对这些产业推进市场化进程。

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改革或者说发展都忽略了农业的现代化,大家没有把农业生产率的不断降低当一回事,从80年代达到顶峰到现在一直在下降,农业是停滞的,一直到去年国务院才出台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指导意见,但是真正地要加快现代化。农业按照劳动力来算跟制造业旗鼓相当,3成的就业,还是第一产业,但是整个农业提供的附加值,GDP只有10%不到,还有30%的劳动力,整整20个点的错位,20个点的错位要靠农业现代化跟城市化。

水、电、气价格改革:放开市场竞争

《21世纪》:上海不光是电、还有气、水,大部分都是一两家企业,又有发电又有天然气,似乎资源和能源都属于政府的?

张军:这个大家有个误区,像这种城市的公用事业,理论上说,它是自然垄断行业,就是说我不需要一个家里面有十个公司给我装电话线,我只要一个公司就行,我只需要一个管道,我不需要十个公司的管道。政府一旦保护一家公司,它就垄断了,它的生产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没有压力,雇用人越来越多,成本负担越来越多。

怎么解决?在发达国家,就尝试并实现一种“可竞争的市场”这种理念:实际不发生竞争,但是可以竞争。比如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两家供水的公司做管道,但是政府并不保护它,就是说政府并不设置一个进入的壁垒,别的公司也可以进来跟它竞争。只要你维持比较低的价格,你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别的公司就不敢进去。只要你一旦提价,别的公司马上会进来竞争。

《21世纪》:管网垄断怎么办?

张军:其实重要的是上面跑的是要可竞争的才行。城市垃圾的处置,你交给一家公司,政府对它进行保护的话,它的效益就很差,但是反过来你把这个垃圾处置的经营权拍卖出去,很多公司都可以来竞标,我卖给你三年五年,你做得不好,我就收回这个经营权。

而天然气和水管,哪怕政府来做都没关系,关键的问题是经营的层面。因为管道这个东西,就像铁路一样,它是固定成本,你投下去的钱是不变的,但是经营的不好成本就上升,经营得越好,分摊下面成本越多,老百姓就越实惠,所以固定成本对企业的经营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政府本身也有动机做这个改革,不然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就需要政府不断地补贴。现在问题是,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往下推,中国在这些领域里面,普遍面临这些问题。政府的过度保护,导致这些行业效益低、成本下不来。

《21世纪》:水价电价阶梯制度改革,如何既能保障老百姓利益,又能保障企业运营、促进竞争?

张军:调整要有个过程,关键要看过了这个调整期以后,竞争是否增加,成本是否在下降。

中国听证时老百姓总希望价格要低,但是水电的低价的确会造成浪费。价格能更好地反映它的成本,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对于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的说法,这个一定要理解,老百姓希望降价,一说水价要上调,老百姓会比较敏感。问题上有个承受能力,要完全一步到位比较难,但是要逐步建立这个机制。

从学者角度来讲,这个机制要让供应商在价格上更好地反映成本,成本要更好地反映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成本才会下来,成本下来了价格的问题才好解决,是正常利润还是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意味着价格高一些,老百姓是不答应的。正常利润的话,老百姓实惠最大,但是正常利润理论上是这样说,实际上要高一些,技术上要更新,要有积累。

这个过程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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