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沪港所&城经所 发布时间:2024-12-16 来源: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收藏本文
从2024年9月25日开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增长中心(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er, IGC)联合经济发展分析局(The Bureau for Research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BREAD)在线举办了城市经济学的博士课程。课程邀请了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围绕城市经济的前沿话题展开9场系列讲座。 首场讲座由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迭戈-普加(Diego Puga)担任主讲,主题聚焦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他们深入探讨了研究城市动态为何对理解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剖析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挑战,同时指出了未来研究中亟需关注的领域。 在VoxDevTalks节目中, Tim Phillips与两位讲者进行了精彩的对话,对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生动且精要的概述。
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在于城市化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的重点是农村地区和自给农业。然而,如今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城市正在迅速增长。 “城市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巨大挑战。” 这一主题对经济学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有潜力改善全球城市居民的生活。此外,现有的大多数城市研究都集中在高收入国家,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关注较少。Edward和Diego希望,BREAD-IGC发起的新讲座系列能够激发新一波的城市研究热潮。
城乡收入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地区,且这种城乡差距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中尤为显著。类似的收入差距也存在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城乡之间那么大。 “大城市的优势通常对高技能工人更为明显,这在富裕国家中尤为突出。但在较贫穷的国家,情况却不尽相同。实际上,高技能工人的溢价反而更小。” Glaeser以他在巴西的研究为例,比较了巴西北部和南部的城市。南部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率较高,而北部城市则相对滞后。Glaeser解释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工作场所的“隔离”现象:北部的低技能工人与其他低技能工人一起从事低技能工作,导致技能和生产率难以提升。
城市的“学习效应” 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增长引擎,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学习中心,个体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提高技能。城市环境还使人们能够与具有不同技能和背景的人互动,形成“知识溢出效应”。然而,如果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被隔离开来,这种学习效应就难以实现。 这一现象的一个推论是,如何使小城市对高技能工人更具吸引力。高技能工人通常对公共服务有更高的需求,如优质学校和更安全的社区,而这些资源在小城市中往往较难获得。
城市中的性别差距 关于学习效应,Glaeser提到了他在赞比亚的研究,探讨了女性企业家的学习来源(Ashraf等,2019)。研究发现,男性企业家通常通过与其他企业家的互动学习技能,而女性企业家则更多依赖正规培训。这表明,女性可能更难从城市的互动中受益,部分原因在于她们在与男性企业家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 尽管城市对女性创业者来说仍具有巨大潜力,但性别差距依然明显。女性企业家通常集中在食品和服装等少数几个行业,并倾向于选择与其他女性合作的环境,以避免被男性“剥削”的风险。 这种性别劣势不仅限于女性企业家。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公共交通服务,可能会对女性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帮助女孩在学校学习更长时间,或让女性能够从事距离家较远的工作。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育儿后,女性更可能选择离家更近的工作,从而放弃一些更具吸引力的机会,而男性则不会如此。
城市本身是否“与生俱来”不同?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城市的高生产率是否仅仅是因为“城市中的人不一样”?也就是说,城市是否由于其位置优势,吸引了更多有生产力的人,从而推动了城市本身的生产力? 研究表明,城市的生产率优势不仅仅来源于“选择效应”。除了传统的聚集经济外,还可能存在“静态优势”(例如位置带来的便捷性)、学习优势和竞争优势。 要理清城市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人员需要有跟踪工人长期变化的详细数据(例如面板数据)。即使没有这样的数据,研究人员也可以采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分析这种关系,例如比较新移民和早期到达的移民之间的表现差异。 “并不是说有能力的工人因为内在特质而选择大城市,而是因为他们到了大城市,在那里度过一段时间,获得了新的技能,提升了人力资本,最终表现得更好。”
城市可能成为“贫困陷阱”吗? 在美国,生活在高密度城市社区的儿童,即使家庭收入相同,往往也会有较差的经济和教育结果。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上学距离较近的学校中。Glaeser认为,这可能与“隔离”有关。此外,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们,受限于城市中的出行不便,其社会流动性也受到限制。 Marx等(2013)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长期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其经济状况并不优于新来的居民。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贫困陷阱”,另一种是“自我选择”,即那些最不可能脱贫的人留在了贫民窟。
基础设施滞后于城市增长 这一问题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例如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或公私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尽管方式不同,但在许多国家中,迷你巴士的普及率很高,因为这是一种便捷且廉价的城市出行方式。清洁水的供应和维护也是一个普遍挑战,需要由市政当局提供相关的基础设施支持。 在中低收入国家,交通拥堵和出行时间过长的问题尤为突出。尽管在发达国家,人们直观地认为解决交通拥堵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证据表明,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道路质量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典型例子是,当一位投资者修建了一条输水主管道后,贫困家庭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才能连接到管道上。由于费用高昂,贫困家庭可能会选择继续使用劣质的旧技术。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如何激励这些家庭连接到输水主管道。 在美国的研究中,政府为鼓励房东连接到水管,曾引入“庇古税”。Glaeser和他的合作者(Ashraf等,2016)研究了这一税率的最佳水平,认为任何税率都需要适中,以避免激励不良行为(如房东转嫁费用)。
低收入国家的建筑法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筑监管过于严格,阻碍了城市的扩张。例如,孟买的建筑高度限制为1.25倍的地面面积,意味着平均只能建一层多的建筑。这种监管限制了城市的密度增长,而高密度的城市环境能够让人们更靠近工作场所和彼此。 “限制建筑高度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难以扩张。” 密度很重要,但“融合”也很重要。各类技能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实现城市的生产率和技能溢出效应。过度强调高密度和邻近性,可能会导致“隔离”,例如“15分钟城市”中,虽然基本设施的距离更短,但可能会加剧居住者之间的隔离。
城市经济学的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中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相关的研究需求也在增加。未来的研究领域可能包括: · 激励机制如何影响水资源供应 · 使用新模型的交通运输研究 · 新冠疫情后的城市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References
Ashraf, N, A Delfino, and E L Glaeser (2019), “Rule of law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Working Paper No. 2636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6366.
Ashraf, N, E L Glaeser, and G A M Ponzetto (2016), “Infrastructure,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5): 77–82.
Barza, R, E L Glaeser, C A Hidalgo, and M Viarengo (2024), “Cities as engines of opportunities: Evidence from Brazil,” Working Paper 32426. https://doi.org/10.3386/w32426.
Marx, B, T Stoker, and T Suri (2013), “The economics of slum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18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