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13年3月20-21日，由印尼国防部举办的第三届“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会”在雅加达召开。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亚太地区的防务与外交”，来自38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派出了由副总参谋长戚建国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会议。笔者应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尔诺莫·尤斯吉安托罗的邀请，作为大会发言嘉宾参加会议。

印尼总统苏西洛在对话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可圈可点。首先，他认为，当前亚太地区形势总体积极，大国关系稳定，地区合作机制正在得到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本地区虽然面临着领土和海洋争端，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需要时间来解决，当务之急并不是解决这些争端，而是构建国家间的战略互信。苏西洛总统对地区形势和任务的上述判断，与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官员近年来过分强调南海争端、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大相径庭。他接着阐述了东盟发展和印尼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东盟通过构建共同体和大家庭，弘扬东盟方式，谋求主体性，加强互联互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文化。大国都越来越重视东盟，它可以成为亚太地区繁荣与和平的支点。印尼奉行“积极且独立”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我们没有将任何国家视作敌人，这给了我们追求‘广交朋友、绝不树敌’这一外交理念的机会”。苏西洛在讲话中也表达了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的关注，希望中美两国开展联合军演以向外界发出一个积极信号，也希望中国和东盟尽快推进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他最后表示，亚太需要创造一个以双赢合作和共同安全为标志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不论发生何事，新的地缘政治环境都不会引发紧张态势，并创造一种各方都接受的新战略文化，这一点十分重要”。苏西洛的致辞实际上是一个基调发言，它传递了一个务实、积极、合作与建设性的信号。

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艾什顿·卡特也率美国代表团与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卡特首先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概念，而非军事概念。尽管如此，卡特还是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如何从军事层面推进亚太再平衡，将更多的军事资产转移到亚太，强化和升级美国在本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部署新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重振在亚太的防务伙伴关系等。最后，卡特强调指出，那些关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难以持久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是持久的，因而其在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存在也是如此，尽管美国面临削减预算的压力，但奥巴马政府将优先保证对亚太的军事投入。卡特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大秀肌肉”的印象，它所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加大对亚太的军事投入的做法不会因其所面临的财政制约而改变。笔者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向卡特发问：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安排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是基于冷战时期应对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需要，现在亚太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性甚小，那么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是否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呢？卡特回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确实在转型之中，如更多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重视与一些国家的军事交流等。

戚建国的发言基调与卡特明显不同。他首先强调，亚太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之地，不应成为战略争夺的重心，当前亚太地区的首要问题是发展，这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根本，同时，要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戚建国提出要把战略互信作为重要前提，把务实合作作为总的基调，把国家一律平等作为基本准则，把实现互利共赢作为共同追求。接着，戚建国指出，亚太是多样化人类文明交融之地而不应挑起文明冲突，亚太地区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引入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并存了伊斯兰文明，为实现不同文明的交流汇融，应坚持文明多样并存，坚持文明对话交流，坚持文明平等开放，坚持文明选择自由。最后，戚建国指出，亚太是多个战略热点集中之地而不应成为大国背景下的武力对抗，在领土主权争端上应用对话方式解决，使用武力只能带来长期对抗；在战略通道安全上，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关切，使战略通道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上，应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生存的政治土壤，搞双重标准只能是越反越恐。在提问环节，有人提出中国将如何处理南海争端的问题，戚建国回答，南海地区形势总体稳定，矛盾可控；南海争端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事，而是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之间的事；彻底解决南海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要做的是维护南海现状，促进务实合作，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坐在我旁边的“国际危机组织”驻华代表孔珊表示，戚建国的回应是得体和合理的。

笔者在大会第四专场就“亚太地区的海上挑战”这一主题所做的发言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点看法：首先，美国力求维持其长期以来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但其正在遭遇的资源制约和其他国家军事能力的发展对这一目标构成了挑战。中美不会在太平洋展开军备竞赛，因为中方无意在军事上赶超美国，而是致力于发展在临近水域可靠的对美威慑能力。令人担忧的是美国长期对中国实施咄咄逼人的和挑衅性的海空侦察，这不仅表明美国对华持有消极的战略意图，而且也增加了两国之间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其次，在今后10年，亚太地区的海上争端难以得到和平解决，因此最迫切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气氛，创建机制以有效地管理纷争。具体而言，就是各方要认识到海上争端的复杂性，认识到武力解决不是办法；要鼓励相互克制，开展积极的外交对话和磋商；积极谋求建立两种机制：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机制和在争议地区的合作机制。第三，美国作为非争端相关国家在外交和军事上插手亚太海上争端，只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并传递这样的信号，即华盛顿企图利用这些争端以达到其在本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目的。从中国的角度讲，这将会使中国与领国的争端变成与美国的海上角逐。同时，将整个东盟带到南海争端问题中来将会妨碍相关国家间信任的建立，不利于在他们之间鼓励探讨开放的和创造性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在提问环节，有与会者问，我相信你现在所阐述的中方希望和平解决海上争端的立场，但将来中国强大了，是否会与美国一样？我的回答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国家跟国家是不一样的，就如同人跟人因成长的环境和理念不同而不同一样。有的富人乐善好施，有的富人自私傲慢。有的国家强大了就会像美国那样追求霸权、穷兵黩武，但我相信也希望中国强大了不会走美国的老路。

21日下午，笔者还应我驻印尼大使馆之邀，为使馆和我驻东盟秘书处使团的青年外交官作了题为“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略”的报告。笔者在报告中分析了美国亚太布局的主要特点，并就新形势下如何积极构建我国的亚太方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外交官们还就中国的大国外交、中美关系、南海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年轻外交官们的专业和进取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