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06 10:49:28

我发言的题目是“寻求有利于增长的改革机会”。这个题目其实是来自于我最近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的一个讨论。北京的《比较》杂志来信约我写一篇关于重启改革的文章，据说杂志的主编吴敬琏先生希望要尽快出版一期以改革为主题的文章，目的大概跟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沙龙是一样的。我们经过考虑决定提交一篇文章，使用了这个题目。我们关于改革的想法可能跟吴敬琏先生本人的思路很不同。“十八大”以后，吴老在几次会议上包括最近是在北京的一个活动上都说，他认为“十八大”还是很好的，因为“十八大”的报告给出的方向非常准确，而且主张要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而吴老以及很多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改革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简单说来就是进一步的市场化。中国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出市场化这个概念呢？吴老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从“九五”开始，也就是17年前到今年的“十二五”，他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做好的，那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所谓转变增长方式，就是从所谓的粗放型增长转变到集约型增长。进一步而言，转变了增长方式，才能完成所谓结构升级、扩内需和调结构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做好呢？大多数人认为责任在于政府。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果责任在政府的话，我们就夸大了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的话，政府就是在把经济发展中最难的事情做好了，那就真是奇迹了。我认为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九五”提到的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能够实现，因此，就需要改革政府的职能，而这就要靠政治改革，并且要通过精细的顶层设计来推进这一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从世界银行归来的林毅夫教授在为他的新著《新结构经济学》进行宣传。在这个书里提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看法的演变。林毅夫把早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叫做“发展经济学1.0版”。这个1.0版的主要思想就是，经济发展就是要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就是把现在看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在总量上呈现的结构和比例关系作为参照，并以此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这就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观点。经济学家那个时候天真地认为这个结构特别重要。为了这个目的，要用政府的手段尽快把一个落后的经济结构能够调到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水平。比如说三产的比重应该跟发达经济类似，应该有与发达经济类似的工业附加值率，在某些行业的产能和研发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等。

当然，今天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已经改变。按照林毅夫归纳的所谓“3.0版”的逻辑，今天看到的发达国家的这些结构和比例，包括研发的比重、三产的比重、附加值率等等，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是，这个逻辑关系总是被很多经济学家颠倒过来。比如，这些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批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时经常说我们的消费率（消费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太低了，比欧美低很多，是不正常的。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增长方式的问题，认为是投资过度抑制了消费造成的结构失衡的结果。但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消费率也好，消费的结构也好，都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决定的。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上，投资的增速总体上快于消费的增速是正常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0年来，小汽车开始快速进入了中国人的家庭，从而我们对小汽车的消费增长迅猛。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因为汽车便宜了。为什么汽车便宜了呢？因为我们生产汽车的生产率在大幅度提高。为什么生产汽车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大幅度提高呢？因为我们对汽车生产进行了持续的投资，改善了设备和技术，使得人均产能大幅度地、持续地提高了。所以，汽车这种东西虽是最终消费品，可是你要让最终消费品能够扩大其消费，你就需要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上面有巨大的投入来确保人均产能的提高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这样才能把小汽车的成本降下来。成本下降了，就能刺激更多对汽车的消费。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消费要想有更快的增长，投资需要有比它更快的增长才行。很多人只关注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没想到消费者的消费要能够增长，产能和生产率必须提高，企业必须扩大对中间品的消费，这就拉动了更多的投资。所以我觉得消费与投资是互动的，但现在大家总是把它们看成一个对立的东西，这样以来就会得出消费慢于投资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结论。实际上，如果我们动态来看，这两个的配比关系式变动的，我们观察到消费占比下降的时候，正好反映这个国家处在产能上不断积累和扩张的阶段，所以消费的增长也许是最快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现在汽车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们最近用宾州大学PWT的数据库计算发现，2009年全球消费每年增长3.1%，而中国增长8.6%。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的消费增长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依然会低于GDP的增速，原因就是因为投资的增长要比它更快，也因为这样才能确保消费有更快的增长。我觉得现在对结构的看法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都有比较多的缺陷。基于目前流行的逻辑得出调结构、扩消费、转变增长方式等政策框架，明显带有发展经济学1.0版的结构主义色彩，可能会错失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前途。

如果所谓的结构失衡是被误读出来的，那么什么才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呢? 记得2004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有中国的经济学家问他说：“你认为中国经济有什么问题？”他却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觉得中国经济有问题呢？”他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0%，通货膨胀只有2%。这该是最佳组合。”，的确，一个能够稳健增长的经济，何谈结构失衡？在很多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结构失衡这个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我想就是因为他们老是用发展经济学1.0版或者结构主义的观念去看问题。抛弃结构主义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过去20年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表现与上世纪50-80年代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极为接近。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在分配领域做的比较差。尽管实现了经济的稳健增长，可是分配领域的不公异常突出。的确，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对经济发展的最大不满。也许我应该把我说的分配领域解释为不仅包括收入的分配，还包括社会福利的分配以及商业机会的不均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我们在一些制度上的扭曲依然存在。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但有些计划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以及支持国有经济的那些制度安排。即使中国在1998年实行了“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重组，但是我们依然保留了比较多的国有企业在地方和中央两级。国有企业量不大，可是它的资产规模占到全国资产的一半。

收入分配的不公也与国有经济带有垄断权势这一事实有关。除此之外，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的收入差距，因为教育回报上面的差距是解释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要缩小教育回报差距上差距，就需要创造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还有医报和社保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主要涉及户籍和城乡分割的体制。农村现在的社保覆盖面还是很不够的。商业机会的不均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或者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均，投资和融资机会的不均。我觉得2003年SARS以后，整个体制上开始加强了对国有部门的支持，国有经济体制有复归的趋势。这样就更加让非国有企业在盈利机会上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在融资层面上。2008年最典型，为了把4万亿的支出能够到位，实际上鼓励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更加把金融资源更多分配给了地方政府和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

我和朱天教授都认为，收入和福利分配不公、商业机会不均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失公“问题短期来看也许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会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从中长期来说伤害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能力，同时它也加剧收入不均。中国在教育上面的投入这几年增加的很快。可是如果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去看，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远远低于中国人均GDP的排位。反过来，R&D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远远高于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位。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入已经跟经济发展阶段有点偏离了，可是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我们的研发不足，科技落后。真正落后的是教育这一块。

我们要看到，福利不公的分配会让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对政府、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抱怨，造成持续的社会的不稳。据说现在维稳的费用远远超过军费，表明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商业机会的不均抑制了大量有活力的、效率更高的私人部门的成长和扩张。私人部门在过去几年，特别2008年以后，投资的意愿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投资意愿大幅度下降，那么政府为了维持短期的总需求，就需要把更多的信贷分配给国有企业，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的下降。久而久之，我们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会恶化，活力就会丧失。我认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应该提到改革的议程上面。

    所以，中国的改革机会存在于严重的分配不公机会不均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寻找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发展的改革窗口和机会，应该从公众抱怨最多的领域开始。事实上，这些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抓手，不仅对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没有妨碍，而且会铺平未来发展的道路。比如说，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对国有的垄断体制进行改革，在教育、医疗和福利分配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与中长期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不冲突的，它反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文献里，这个看法是有广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支持的。比如说，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等。现在比较多的看法是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风险很大，需要顶层设计。之所以说未来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总是认为需要自上而下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来转变增长方式，从而扭转结构失衡。其实，朱镕基改革的时候也讲是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那个很硬的骨头已经啃掉了。在我看来，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公”现象为目标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可能会复杂一些，但风险上面远远小于90年代朱镕基推行结构改革的风险。那个时候，数千万人的职工下岗，那种政治风险非常巨大。让财政和银行脱钩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都是风险巨大的改革。分配领域和旨在解决失公问题的改革不是“非黑即白”式的改革，在技术上复杂得多，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技术的支持。经济学家和各方面专家的参与，包括一些国际组织的参与，都可以提供技术的支持。我们在80年代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今天早已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问题要在这些领域迅速形成改革的共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