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在过去35年为何能有如此强劲的增长表现？如果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子做一个拆分，把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做一个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技术进步(TFP)对GDP的贡献大幅增加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尽管资本的增长很显著，但是更多体现在技术进步上。
　　中国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欧美成熟国家。通过落后模仿先进，缩小科技差距，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来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如下图显示，劳动力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还只是次要的，平均大概只有10%。所以，在讨论人口红利的下降时，人们往往可能夸大了人口红利减少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影响程度。换句话说，劳动力增长速度的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大。要知道，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的素质水平是持续提升的，而后者对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生产率依然至关主要。

　　那么，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是太乐观呢？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个超常增长的经济里，增长的同时总会伴有大量没有效率的经济活动。超常增长的经济，包括二战以后的东亚四小龙和日本，必定会产生很多无效和低效的经济成分。例如很多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有企业的膨胀、房地产的泡沫、鬼城的出现、产能的过剩以及经济大起大落等典型的增长后遗症。这些问题不是今天首次出现，中国过去35年其实曾反复遭遇类似问题。
　　不过，那些成功转型和发展的经济往往不是因为能避免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而是因为能在出现这些问题时政策与体制上做出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例如中国在1997年前后，制造业产能过剩达到历史高位，国有企业的亏损让财政不堪重负，倒逼中央政府开启了国企和整个国有经济的大规模重组。更早一些时间，由于财政承包制导致这样政府的财力持续下降以至于不能执行宏观管理的职能，倒逼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而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临了严峻的金融和财务约束，使得政府的资本开支不能正常完成，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前途，最后不得不让中央政府对国有土地批租权管制进一步放松，从而使得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品，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这才有了之后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回顾过去35年，每一次的挑战和问题的爆发最后都可能带来政策和制度的巨大变革，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总能在需要的时候成功地推进政策与制度的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减速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显著回落导致的。我并不这样看。
　　这两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8%，主要是因为国家对信贷执行了过于谨慎的政策所致。银行不敢投放信贷，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严重，正常年份是25%左右，今年至今只有16%~17%。GDP增长低于之前10年平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信贷政策过于谨慎。从潜在增长水平来看，我们的研究预测，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应该可以不低于8%~8.5%。
　　当前中国经济虽然遭遇挑战，但“新常态”未必会成为常态。我计算，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在8.4%左右，未来10年在7%左右。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个巨大的冲击，前几年形成了巨大的债务，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是一个改革的机遇。从长远来说，中国要改变金融的结构和配置方式，解决金融错配的问题。而解决金融和财政的体制性问题后，未来10-15年里，这些改革红利会逐步释放。改革不是潜在增长率的源泉，而是潜在增长力向现实释放的源泉。
　　有的改革在中国都是解决问题的导向，解决融资约束。随着新一轮财政与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化和产业升级将加快步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将持续释放和升温，中国的经济增速就可能恢复到潜在增长率水平。长期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回落，20年里会从现在的百分之八以上下降到百分之五点几，但即使这样，中国仍有望在20年后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