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与国家间技术竞争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行为逻辑，既有研究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的优势来源于其在技术、能力、需求与价格四个维度的竞争力。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技术发展中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位置，技术能力、技术基础设施、技术知识与专业技术人才均为国际技术分工中重要的竞争力来源。第二，国家以获得实力、制度与观念层面的优势为目标。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国家相对技术实力、技术治理制度设计以及技术规则规范制定等均是博弈的重点，竞争的类型可被相应划分为实力竞争、秩序竞争与价值观竞争。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以减少他国可获得的收益为目标，进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第三，实力路径与规范路径是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两种选择：前者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实力与影响力有机结合，例如主导国在物理空间中的政治权威通过实力路径延伸到数字空间；后者依托国际组织与相应制度安排，推动数字空间中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发展。由此看来，技术层面的技术实力竞争与市场层面的技术治理竞争是国际技术竞争的两个重要维度。

既有文献倾向于将国家间技术竞争视作对权力的竞争，将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引入技术领域。丹尼尔·德雷茨纳（Daniel W. Drezner）认为，无论何种技术创新均会给技术研发者带来权力优势，而能否保持这一优势则取决于该技术本身的质量。技术权力是技术霸权国在供应链掌握的生产型权力，也是国家运用技术实力和技术优势，影响和支配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国际关系发展的权力，可被划分为强制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三类。国际技术权力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在全球社会技术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将技术规则规范与主体意志加诸系统中其他行为体，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聚焦数字空间，数字权力源自对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量的主导权，即掌控数据流动、流向与数字资源的能力，可被划分为数字安全权力、数字生产权力、数字金融权力与数字知识权力四种类型。数字技术权力可被视作一国通过控制国际层面的核心数字技术资源来向另一国施加影响的能力。

上述研究从权力视角入手分析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策略，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政策意义，但仍存在局限性。权力竞争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技术自身发展规律，难以解释国家在技术生态体系中建立技术优势、寻求超额利润的行为逻辑。例如，科技企业依托自身技术能力构建技术生态体系，主导相关国际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制定，以在全球市场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企业更多遵循市场逻辑，以经济最优原则参与国际技术竞争。随着国家行为体介入技术发展进程，科技企业的跨国性日益弱化而国家化趋势明显。技术大国依托本国企业在技术生态体系中的技术能力，在全球供应链与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本国的竞争优势。

技术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并不仅限于权力的逻辑。利益交换与武力胁迫是国家在大国权力竞争中获取影响力的两种常见方式。但在技术领域中还存在第三种方式，即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来赢得他国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国家间的一种非对称服从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设置技术标准与规范、确立技术发展模式等方式，掌握技术体系中的资源分配优势，进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安全利益与国际地位。其他国家在技术先发国主导下的技术生态体系中，虽处于从属地位却仍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因而自愿追随主导国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技术治理模式。上述行为不属于强迫其他国家做本不愿做的事情，可见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行为逻辑并不完全符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给出的关于权力的经典定义。此外，既有研究多追踪前沿技术领域动态，较少涵盖对技术发展脉络的讨论。例如，技术先发国何以确立技术优势，以何种方式赢得较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不同技术生命周期中，失去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通过何种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如何在竞争中获得经济收益与国际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技术特性与发展规律如何影响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路径选择？除权力视角外，针对国际技术竞争的研究是否还存在其他视角？能否借鉴国际关系中权威的概念来分析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行为逻辑？为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本文回顾国际关系中的权威理论，把权威概念引入技术领域，并对技术权威概念进行类型化分析。其次，讨论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威如何影响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路径选择，以技术权威为核心搭建国际技术竞争的分析框架。再次，以移动通信领域中的国际技术竞争为例，分析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路径与打造自身竞争优势的方式。最后，概述全文的研究发现并探讨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理想路径。

与呈现等级制的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也多被视为权力之争。不过，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缩短了知识更新周期，技术优势国搭建全球研发网络等级分工，将技术追赶国纳入自身主导的技术研发体系之中，以寻求超额垄断利润并保持技术代差优势。在此过程中，技术优势国获得一种使他国自愿追随的能力与声望层面的影响力，这种国际技术竞争中的国家能力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权威概念相近。本节首先回顾权威理论，将权威概念引入技术领域，进而讨论技术权威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

（一）技术权威的概念界定

有关国际关系中“权威”（Authority）概念的辨析，大多从与“权力”（Power）这一相近概念的对比入手。一方面，权威与权力的差异体现在运行机制上。戴维·莱克（David A. Lake）认为权力具有强制性特征，更多通过胁迫的方式来实现，而权威则可被概念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断重新谈判的契约，其基础是统治者提供政治秩序来换取被统治者对该秩序所需统制（Commands and Extractions）的遵守。另一方面，权力与权威均形成于行为体的互动关系之中，但权威的构建依赖于其他行为体的认可。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强调权威的承认维度，提出如果一个行为体具有规范层面的合法权威，则其他行为体应该服从于该权威。从与权力概念的对比中可以概括出权威的三个特点：其一，权威的实现手段具有非强制性；其二，权威的主体须具有合法性；其三，权威的构建以其他行为体的认同与服从为前提。

对权威的概念界定也围绕这三个特点展开。首先，权威是一种使其他行为体服从的能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权威界定为一群人会服从于某些特定命令的可能性，权威的命令包含一定程度的最低自愿服从，这种服从既与特定的利益相关，也源于对权威合法性的信仰。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将权威概念化为一方通过制度性和话语性资源诱使他人服从的能力。其次，权威本身具有合法性。俞可平将权威界定为使对象自愿服从的能力，这种自愿服从并非基于对权力的接受，而是建立于对理性力量的认同。最后，权威建立于非对称关系之上，本质上属于非对称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威既以该国的实力为基础，又依赖于他国的认可与接受。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的发展具有先发优势、累积性和复杂关联性三大基本特征。上述特征塑造了国际权威的概念内涵：其一，技术实力是构建技术权威的基础，技术权威则需要通过国家间互动来维系；其二，技术权威的构建围绕制度与观念层面展开，内容涵盖技术标准与相关治理规范；其三，国际政治中的技术权威往往不与国家技术实力对比变化完全匹配，因为技术权威所依赖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范等均具有一定的制度黏性，新兴国家难以仅通过技术实力提升来挑战既有技术权威，还需要拓展技术的市场应用以获得规模优势。在此基础上，技术权威可被界定为具备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一方面依托本国企业主导全球技术生态体系的能力，从而获得对国际技术标准设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掌握技术治理规则和规范的制定权与话语权，形成治理维度的优势地位，由此打造一种兼具合法性与非强制性的服从关系。一国构建技术权威的目标是提高技术应用的经济收益，延长自身的技术影响力，减缓他国技术追赶的步伐，进而护持自身的国际地位优势。技术权威建立在国家间互动关系之上，一国在构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国际技术治理秩序时，须确保该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开放、公正与合理性，才能获得他国的认可与信从。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领域中的权威主体归属于国家，主要有四个考量因素。首先，国家在技术发展与技术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为构建大型技术体系提供重要的初始资源。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国家通过向本土科技企业提供研发资金与政策支持获得高科技产业发展优势，这一优势又会给国家带来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回报，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其次，国家掌控大规模的技术系统并承担了控制技术秩序中所有活动的职责，通过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等方式保障分散的技术系统所需的运行条件。国家创造并延续企业在技术研发与生产层面的竞争条件，母国成为科技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再次，随着技术的政治化与安全化加剧，国家愈发重视经济安全与技术自主性，跨国科技企业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呈萎缩之势，国家逐渐掌握全球技术治理的主导权。最后，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市场权力向国家转移，科技企业“再主权化”并肩负起保障母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使命。科技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与国际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为母国构建技术权威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源支撑，帮助母国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获得主导权。技术领域中的权威构建围绕国家展开，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发挥辅助支撑作用，由此构成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互动关系。

（二）技术权威的类型划分

既有文献对权威的类型划分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将权威分为正式—法律型权威（Formal-Legal Authority）与关系型权威（Relational Authority）：正式—法律型权威拥有颁布法律与规则的权利，关系型权威则建立在双方的互动与契约之上。国家之间虽不可能存在正式法律意义上的权威，但可以形成关系型权威，后者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等级制度的构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假设便是建立在对正式—法律型权威的否定之上，但并不妨碍国家间通过互动形成关系型权威。芬尼莫尔等人进一步将国际政治中的权威细化为五种类型：其一，制度型权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源于在已有国际组织架构中占据的某项职位；其二，委托型权威（Delegated Authority），即从其他拥有权威的行为体中借用的权威；其三，专家型权威（Expert Authority），指的是基于专业知识的权威；其四，原则型权威（Principled Authority），该权威的合法性源自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原则、规范与价值观；其五，基于能力的权威（Capacity-Based Authority），该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之上。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国家所构建的技术权威并无正式法理依据，而是建立在国家之间互动关系之上的关系型权威，其合法性既来源于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平、技术治理绩效与构建的国际制度等，又源自他国对该国技术优势地位与技术治理能力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与追随。技术发展水平与治理规则规范是技术领域的两大战略性资源，也是区分不同权威类型的依据。

本文以技术发展与技术治理为主线，借鉴芬尼莫尔等人对于权威的分类，作出以下四点修正：其一，将基于专业知识和有效行动能力的两种权威类型统合为知识型技术权威，因为技术领域专业知识与应用能力均为一国技术实力的重要支撑；其二，将原则型权威映射到技术领域，由于该权威来源于被广泛接受的技术治理规则、规范与价值观，而上述规则、规范在国家对于技术的监管治理中形成，故将其更名为监管型技术权威；其三，为了区分制度型权威与监管型权威，将通过国际组织获得的权威命名为辐射型技术权威，即该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之上，并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扩大其在技术治理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其四，将委托型权威化用为借力型技术权威，前者以国际组织中的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据，从拥有权威的行为体中借来权威，后者用于概括在技术领域通过与技术强国结盟来获得权威的现象。

技术权威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知识型技术权威源自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具体表现在对技术知识、技术专利与技术标准的占有。由于技术具有累积性，技术先发国不断汇集技术创新优势，助推本国企业打造特定的技术发展轨道。当追随既定技术发展轨道所获得的成本收益率高于其开辟新技术路径的成本收益率时，技术先发国便能实现对技术发展轨道的锁定，在技术知识层面形成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服从关系。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型技术权威的构建以技术实力为依托，并不要求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层面的制度设计来提升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当一国技术资源丰富且拥有庞大的本土市场来推动新技术应用时，该国便具备构建知识型技术权威的能力。

第二，监管型技术权威源自技术治理中被各国接受的规则、规范与价值观，体现在一国施行的技术治理法规、原则与规范在国际层面的传播广度与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当一国技术资源相对有限但初始市场规模较大时，该国可以将初始市场规模转化为监管层面的国际影响力，构建监管型技术权威。该权威是一国通过行政手段统一内部市场中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范，并影响在本土运营的跨国企业的合规偏好，进而赢得他国对相关技术治理规则与规范的信从与追随。例如，欧盟无需通过国际机制或寻求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便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颁布塑造全球商业环境的法规，单方面实现对全球市场的监管。

第三，辐射型技术权威以他国对一国技术实力的认可为基础，后者凭借较高的技术研发能力在技术领域的国际组织中居主导地位，通过国际制度以及相应机制安排影响他国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政策选择，进而在国际制度层面形成一种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先进性与技术应用经验是该技术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辐射型技术权威为国际技术发展和交流互动提供秩序支撑与资源保障，这一技术权威建立在拥有非对称技术实力的国家间互动关系之上。当一国技术资源丰富但初始市场规模有限时，该国以国际组织与相关治理机制为倍增器来扩大自身的技术影响力，形成辐射型技术权威。

第四，借力型技术权威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之上，当一国技术资源相对有限且初始市场规模较小时，该国难以独自实现对技术权威的构建，只能通过与他国合作的方式，打造一种借力型技术权威。借力型技术权威多形成于更新迭代速度较快的技术领域，其构建过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且不易延续，只有不断提升自身技术研发实力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才能维系借力型技术权威，继而寻求向辐射型技术权威的转化。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权威并不具有绝对性与唯一性。在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中可能会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威。本文依据权威来源，提供一个针对技术权威的类型划分方式。四种技术权威类型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完全互斥的关系。例如，具备技术先发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家，除拥有知识型技术权威之外，也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来影响在本土运营的外国企业的合规偏好，赢得他国对本国技术治理规则规范的信从与自愿追随；相应地，拥有监管型技术权威的国家，也能够在国际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以此来扩大自身的技术影响力。

四种技术权威并非是割裂的状态，技术大国存在同时拥有几种技术权威的可能性，但在类型划分时侧重于其所呈现出的主要权威属性。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威也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成本。知识型技术权威多形成于技术实力领先且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该国所确立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技术标准会引发他国的自愿效仿与追随。监管型技术权威则需要付出政府监管成本，通过行政手段来获得国际技术竞争中的影响力。辐射型与借力型技术权威的形成过程存在偶然性，需要借助国际组织或相应合作机制安排来获得权威，更多受到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中小国家的青睐。

受初始市场规模所限，一些国家无法直接凭借技术研发能力获得知识型技术权威，只能以相关技术领域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为平台来影响他国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政策选择。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均致力于将本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上升为国际技术标准，主导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与决策制定进程，构建辐射型技术权威，通过制度路径锁定技术发展轨道，寻求竞争优势。一国企业或研发机构所掌握的事实性技术标准被转化为国际层面的法律标准，由此打造一种兼具合法性与非强制性的自愿服从关系——辐射型技术权威。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所能获得的初始市场规模较小，难以将技术研发能力转化为技术影响力与产业竞争力优势。日本国内市场中诞生的1G和2G技术标准均由寡头垄断，相关系统标准存在封闭性的特征，无法赢得国际认可，加之本土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吸引他国电信运营商采用日本独自制定的技术标准，因而日本在1G与2G时代尚不具备构建国际技术权威的能力。

进入3G时代，日本企业仍具备出色的技术研发能力，而若要将这一技术能力转化为国际层面的技术影响力，则需要搭建国际技术平台，构建辐射型技术权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积极研发3G技术，其目标不仅是成为国内领先的电信企业，更是要通过技术合作来参与全球层面的3G博弈，避免日本被孤立。自1997年起，芬兰诺基亚公司一直积极为日本NTT旗下的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 DoCoMo）开发3G移动技术解决方案，并于1998年9月根据NTT DoCoMo的试验规格，使用自己制造W-CDMA终端完成了第一次试验通话，又在日本横须贺研究园区和芬兰的实验室成功进行了多次W-CDMA视频试验通话。日本NTT公司与诺基亚进一步协调3G技术细节，促使日本与欧洲国家达成共识，采用相同的3G技术标准。1998年5月，日本无线行业企业协会（ARIB）、电信技术委员会（TTC）与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达成合作意向，成立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组织，共同制定全球第三代通信标准——WCDMA技术标准。随后，NTT DoCoMo公司与诺基亚和爱立信合作推出基于WCDMA标准的3G移动通信服务。截至2003年3月，NTT DoCoMo建设的WCDMA网络在日本国内已达到90%的覆盖率。全球范围内大约有2/3的3G移动通信网络使用WCDMA技术标准，WCDMA标准被锁定为3G时代的主流技术轨道，很多国家选择加入WCDMA技术生态体系。

日本在3G时代加入主流技术轨道，构建辐射型技术权威，通过制度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与欧盟一道通过创建3GPP组织这一国际平台来推动WCDMA技术标准入选为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3G国际技术标准。从日本转变技术发展模式可以看出，技术应用的市场规模是决定一国移动通信技术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囿于初始市场规模的限制，日本即便拥有较高的技术研发能力，也只能借助国际组织来扩大自身的技术影响力。不过，当辐射型技术权威拥有国的技术实力衰退与技术治理绩效下降时，其在制度层面的锁定效应会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因而该权威的稳定性较差且存在被替代的可能。在此背景下，辐射型技术权威的最优发展轨迹为开拓相关技术的国际市场应用规模，进而尝试向知识型技术权威转换。

（四）借力型技术权威：技术合作、市场整合与联盟路径

移动通信技术是国家构建技术权威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典型案例。关键技术突破与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资源优势，而技术市场应用规模则决定了国家能否成功构建技术权威。从技术层面看，移动通信技术在研发之初呈现企业主导的模式，但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移动通信技术也历经政治化过程，上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议题。国家愈发强调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性，以行政干预的方式介入移动通信技术发展进程。就市场层面而言，该技术领域内存在较高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当一国企业完成某一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与相关标准的制定之后，还需要获得一定的市场规模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层面的技术影响力。市场的规模效应与通信产业的网络效应共同推动了移动通信技术领域锁定效应的形成。国家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选择四种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

第一，实体路径。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国家构建知识型技术权威，其他国家认可并自愿加入该国打造的技术生态体系，由此选择实体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美国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强大的技术实力是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优势所在。在1G与3G时代，美国均采用实体路径，在技术生产体系中形成竞争优势。第二，市场路径。2G时代的欧盟与3G时代的中国均形成监管型技术权威，选择市场路径以寻求在技术治理体系中的竞争优势。不过，监管型技术权威不如知识型技术权威稳固，如不能及时提升自身技术实力则会在下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中失去竞争力。第三，制度路径。3G时代的日本构建辐射型技术权威，采用制度路径在技术治理体系中寻求竞争优势，但辐射型技术权威受自身市场规模限制，稳定性较差且存在被替代的可能。第四，联盟路径。2G时代的韩国打造借力型技术权威，通过联盟路径，对技术贸易体系实施政策干预以获取竞争优势。联盟路径也适用于在国际层面失去技术绝对主导权的国家。由于国际社会对权威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惯性，一些国家可以借助既有权威，通过与他国建立联盟的方式，发挥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来实现他国对自身技术权威的认可与追随。在5G时代，美国致力于构建技术联盟，协调盟国之间的5G技术安全原则与治理规范，并针对5G供应链设置排他性规则，借力型技术权威影响范围有限且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属于最不理想的权威类型。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高技术领域中存在标准先行的现象，率先研发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国家通常掌握标准优先制定权。不过，技术标准能否赢得国际认可并非由技术自身性能决定，而是取决于该技术在应用时可获得的市场规模。区别于前几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新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全球层面的稳定互联性，只有当各国尽可能多地被纳入通信产业体系中，才能增加该技术的经济收益并实现其产业效益的最大化。在移动通信领域，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较快，国家在不同技术生命周期中依据自身条件，构建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威，继而采取不同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国家通过拓展市场规模与提升技术实力的方式实现向最理想的权威类型——知识型技术权威的转化。

新兴国家大多以构建借力型技术权威为国家技术发展轨迹的起点，寻求自身技术进步并拓展市场规模。囿于相对有限的技术资源与较小的初始市场规模，借力型技术权威拥有国的自主性相对较低，其首要发展目标便是提升自身技术实力，通过技术跃迁实现向辐射型技术权威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新兴国家进一步开拓技术应用的国际市场，借助规模效应完成从辐射型技术权威向知识型技术权威的转变，由此提升权威的合法性与覆盖范围，减少权威的维系成本，巩固自身的技术竞争优势。拥有借力型技术权威的新兴国家也可以通过区域一体化完成市场整合，提升自身技术治理与监管能力，实现向监管型技术权威的转化。当技术实力显著提升时，监管型技术权威拥有国便可提高对技术知识、技术专利与技术标准的占有率，经由技术跃迁轨迹，实现对知识型技术权威的构建。

本文提出的技术权威视角对分析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国家对强制性权力的运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技术发展与市场应用规律，既需为此付出相应的经济成本，又要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制政策，进而存在竞争冲突升级的风险。不同于胁迫性政策与利益交换诱陷，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技术资源与市场规模条件构建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威，在技术生态体系中打造一种非对称服从关系，使他国自愿追随其所主导的技术发展轨道，由此获得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技术领域中权威的构建与作用机制较为隐蔽，国家凭借技术权威所赢得的竞争优势往往被解释为技术的自身发展规律，从而让技术领域中的非对称服从关系更具正当性。由于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为了整体战略利益考量，倾向于将制裁、遏制和封锁等违背技术发展规律的胁迫性政策工具引入技术领域，使国际技术竞争更具冲突性与复杂性。本文搭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仅适用于顺应技术发展规律的国际技术竞争路径，尚未能解释强制性技术权力运用的逻辑，未来仍有待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