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按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加入WTO后，我国供应链形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上游的关键技术与原材料严重依赖欧美和日本等国，例如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仍非常高；而出口结构中，真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占比不高。

▲ 图一： 我国原油供需及对外依存度

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 图二：我国天然气供需及对外依存度

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外部，受到世界经济复杂性影响、国际形势复杂性挑战和疫情的冲击，复杂恶劣的国际大环境使我国的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生产端，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肆虐，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供应链不景气；地缘动荡再度打击全球供给端，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供应链受冲击。在消费端，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居高不下，物流受阻，强势出口受到压制；中美关系的紧张升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使得我国出口受到管制。

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叠加海外贸易冲突加剧，我国原有的“两头在外”模式发展受阻明显，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因此，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2015年10月、2016年4月和2020年9月多次提及“全国统一大市场”一词。2015年10月2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出台，提出营造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规定与做法。2016年4月11日，国务院专题座谈会研究全面实施营改增相关问题时又特别指出，在推进改革中也要避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不能限制企业跨区域经营、要求必须购买本地产品等，防止形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各种不当手段争夺税源，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0年9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十九大上，统一市场相关表述写入党代会文件。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十九大上，统一市场相关表述被写入党代会文件。

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实践上，从2015年开始，区域试点先行不断推进。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实行近7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从三地错位到协同并进、一体化发展很好地解决了三地发展不均、利益分配不均、产业结构单一化等相关重大问题。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致力于大湾区内要素高效便捷流通，在制度设计、基建、人员流动、跨境投资、医疗、教育、科研领域均有宏大规划。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区域集群。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在世纪之初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在于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助扩大国内需求，做强国内循环。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助于支撑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带动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总体来看，我国正在逐步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由点到面实现内修和外延的扩展，从区域经济体推向整个市场的经济体系，《意见》明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包含三个维度，一是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和统一的市场监管公平，二是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三是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但在实践中，还有一些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问题。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需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在于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从文件名的四个关键词着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第一，它是全国层面的，不是地方、区域层面的，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壁垒等。第二，它的基础制度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等等都是统一的，而不是地方或区域各自为政，层层加码。第三，“大”好理解，市场规模是超大的，同时要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第四，我们要加快建设的是“市场”，落脚点是市场经济，让资源、要素流动畅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两个大的好处。首先，建立统一大市场之后，会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竞争和创新，让经济发展更有活力，全球竞争力更强。其次，市场由大转强将会提升中国市场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地位，会有更多为中国制造的优质商品供应，中国消费者也会有更多、更优的选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指出，“国家的发展目标在时间上要有长期的格局，在空间上要有全局的格局，另外还要有多维发展的目标。”首先，国家长期的发展须考虑国家经济结构，大国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比重已经很高，接近20%。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应当从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发展到未来可以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更多以国内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在全局发展上，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自由流动体现了配置效率，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使得城乡间和区域间达到人均GDP趋同。虽然我国户籍制度在持续放松，但我国户籍的限制仍然存在，没有完全实现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伴随着分工合作，我们应当追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大国内部地区间进行分工，经济资源会逐渐向少数地区集中，部分经济条件发展较好的地区会引领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另一些地区随着人口减少逐渐形成保障功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从大国角度来讲，中央政府有必要实施一些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帮助发展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共享整个国家发展的成果。再次，在多维的发展上，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会带来更为丰富和多元的需求。

▲ 图三：中国GDP占全球比重

来源：Wind

▲ 图四：2010-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元证券

▲ 图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长

来源：Wind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质上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建立离不开“政府”。对于市场机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企业之间，价格机制会调节资源的分配。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助于配置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这进一步能够形成用脚投票的机制，对于调节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外部性和公共品等特征，市场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政府的调控，例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统一标准。

同美国、欧盟显著为正的贸易差额相比，我国一直以来均呈现负水平的贸易差额，国内产能亟待释放和提高。2021年末，我国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间的差额达到-15693316.70万美元，仍处在进口远超出口的国际贸易水平上。

▲ 图六：美国、欧盟、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来源：Wind

对比来看，美国、欧盟和中国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文化、国情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美国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无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一体化，并且国内通用英语。而欧盟内部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宗教都有差异且难以统一。我国除方言、饮食的差别外，语言高度统一，文化基本统一，因此有条件建成类似美国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市场。

2014年起，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在GDP增长贡献率中的占比超过资本形成，且持续领先；同时，我国城镇化率逐年上升，截止2021年已达到64.72%。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正在从投资驱动逐步转向消费驱动。美国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长年维持在80%左右，且城镇化率在2010年时已经达到80%以上。我国仍有巨大消费潜能可以释放，通过需求侧改革来激发内需活力成为重中之重。

▲ 图七：中美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

来源：Wind，华泰期货研究所

▲ 图八：中美城镇化率

来源：Wind，华泰期货研究所

但同时，统一市场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人口红利消退、投资过度等经济现象，同时还面临着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一问题。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据国家总人口的优势比重正在逐渐下降。从年均增长率看，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

▲ 图九：我国人口结构

来源：Wind

▲ 图十：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建成区面积增长率

来源：Wind

全国各地发展步调不一也是当今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现实障碍。当前区域收入差距差异仍然巨大，2021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而农村居民为18931元；甘肃省成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省份，仅为22066元，而上海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达到78027元。另外比如沿海地区，尤其是像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土地供给却受到了政策管制；而某些城市，人口增长很慢，甚至呈现负增长。

当前还存在人口、土地、资本市场分割严重的现象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商品市场上，典型案例是新能源汽车厂商被要求“投资换市场”，想要进入地方市场需要在当地注册销售公司甚至厂房，或者要求企业配套当地核心零部件。在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上，典型案例是“断头路”，发达地区不愿与后进地区“互联互通”，人力、物力、财力难以自有流通。其他还包括社保和养老金等领域仍存在以省为单位封闭运行的局面。

此外，计划经济时期还遗留下一些观念障碍。区域发展的平衡不是资源的均匀分布，而是在集聚中追求人均收入的相对平衡。城市化和经济集聚的确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解决集聚，而是要解决问题。另外，在劳动力问题上，不能把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

理解统一大市场要避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一步到位的统一市场，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统一市场，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统一市场，更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统一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持续存在。建设统一大市场要做到 “激励相容”，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政策的制定者要重视经济主体面对激励机制变化后的反应，要把握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长期磨合形成的“激励相容”。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也要避免单个政策都有着良好的意愿和设计，但综合到一起却对经济和就业产生明显的收缩性效果，使得私人资本和民营经济大幅萎缩的效果。此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与国际市场更接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要避免与国际市场相背而行，统一大市场是开放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去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全球化”仍然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是完善市场体制，完善市场体制本身就是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一，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于调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甚至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配置，加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二是要素流动，劳动力要流动起来，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地区配置起来，科技生产要素，数据生产要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交易和使用体系。第三是保护产权。未来在统一市场的建设里面，市场的监管标准要由国家统一起来，用法治的手段来进行市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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