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丨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校友

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通常面临三个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将会加重经济负担。完善社保体系、建设资金密集型企业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不良资产的问题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过去，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经济上下波动，并进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增长潜力，核心问题是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下一个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有的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它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业升级真的非常关键。

李志青丨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访问学者

兴起于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的绿色金融已经在中国的环境保护进程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而这样的发挥显然离不开绿色金融本身所具备的创新特质，同时，绿色金融要想在未来获得长远的发展，还必须解决好一些基本问题。第一，按照熊彼特的理论体系，绿色金融的本质，在于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让企业家对生产要素重新定价和组合。在宏观层面，绿色金融将货币信用体系扩展为环境信用，将环境风险、绿色履约等作为放贷、还贷的基础，这种扩展本身将伴随银行支付、清算体系、资产负债的重新变革。在中观层次方面，绿色金融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创新。绿色金融的价值正在于要通过转移经营风险和从降低成本，更好的实现货币流动性和安全性，实现金融所谓“中介”的功能，重新创造一个新的高效的资金营利方式和营运体系。在微观层面，环境权利作为一种新的信用载体，融入金融工具之中。形成金融平台和环境权益平台的联动，这种富有共振性质的交易市场，既能丰富融资工具，又能在市场中定位环境价值，具有1+1>2的效果。第二，由于金融本身内涵的低风险和高营利需求，更加依赖资产的流动性和稳定回报率，绿色化的金融，通过环境信用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新的可度量的信用视角。绿色金融的另一个创新在于能够有效避免锁定效应，通过第三方评估，避免投资或提供贷款给被社会淘汰或不合时宜的技术，能够避免对环境的进一步破坏。第三，在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各方力量，尤其是在前期阶段里，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对绿色金融的市场加以培育，进行基础性的研究，通过产学研的合作，深入探讨内在规律。有机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张军 |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只有对自贸区单独立法，让现行的行政监管制度在自贸区内失效，把监管授权给自贸区所在地，由地方对自贸区改革政策法规的实施制定细则，才能真正推动顶层设计中的制度创新落地。

上海自贸区要进行的多项制度突破与创新都涉及全局改革，因此有必要对自贸区进行立法，让更多制度创新能在自贸区这块试验田先行先试。也只有在立法层面有所突破，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顶层设计才能加快落地。此外，在顶层设计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对自贸区所在地要给予充分的立法与行政授权。张军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明确自贸区的性质、建设自贸区的意义、自贸区该做哪些事，该终止哪些事。但凡与自贸区发展有冲突的先行法规，在自贸区内都应该不再适用。

陆铭 |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针对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如何主导的问题，陆铭教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务实的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的控制需求。

拿上海和东京对比，提出上海人口增长爆炸说是谬误。东亚国家普遍的问题是人地关系紧张。东亚国家还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以后，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就会非常影响他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了。越重视教育的文化也会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教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产业，它需要人和人在一起的，因为教育本身是有规模经济的。而且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都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来传播信息和知识。面对面的交流，效率会比在家里通过视频会议高得多。越是在文化和习惯上对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需求，其对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也会带来相应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

梁建章 |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友

从中国的“产业政策”来看，有人认为需要出台扶植东北的产业政策以振兴当地经济。但是梁建章认为这样的方法不可取。相比北京和上海，东北的整体形势也许只能用“未富先老”来形容。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便政府针对东北出台再多的产业政策，也不会有太多的起色。换个角度看，如果把产业政策的钱投到鼓励生育和加强教育上，长期而言会有更好的回报。

再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观察，目前各国之间的竞争，绝对不是什么比拼产业政策的优劣，而是直接开展“人”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移民成为美国能够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每年都向美国的人力资源库注入新的活力，确保美国始终占据科技创新的最前端。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规模引进外来移民显然并不现实，那么鼓励生育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就难以在国家竞争的格局中保持优势。

梁建章教授强调：人，才是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对政府来说，与其忙于投资产业，不如先想想如何投资“人”。

 (本期观点集萃由学生记者曾秦子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