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教授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能力培养的金融服务如何做？

天使投资的市场怎么启动？

谁来承担企业前5年只烧钱不赚钱的成本？

华为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典型，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华为盈利模式靠的不是抢订单的行为，而是自身能力培养模式。主要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赢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市场的青睐，同时与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合作，占据世界最大的份额，合作者共同分享巨大市场所带来的红利。比如徕卡是和华为一起赚全球市场的钱，然后根据相互间的协定确定分红机制，从而使双方获得快速增长。类似的，苹果也不是一家与世隔绝的孤立企业，而是先通过确立整个商业模式的起点，然后与23家企业强强联合打造苹果手机。通过低成本来抢订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说以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模式，那么现在正向合作共赢的能力模式转变。

当下，中国不再走制造组装的世界工厂的道路，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引导企业业务涵盖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微笑曲线”的两端溢价高，中间溢价低。处在首尾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销售模块能够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巨大利润获，而处于中间环节制造组装部分利润只有5%～10%。最先做行业标准设计的公司，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比如智能手机领域，苹果首先看到了移动系统的概念，建立的IOS系统成为了全球两大移动系统的标准之一。当年的pc时代，整个前端标准的竞争有windows、lunix、OS系统……谁拿下了世界的标准，都拿到了整个后端的服务。中国的企业未来也要参与世界标准的设计，而不仅仅是制造组装。

依靠能力发展的经营模式的企业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金融应当尽可能服务于企业的各个环节的，尤其是投资创新和研发的企业。

自从德国公布了工业4.0计划，中国随后也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电气集团，勾勒了未来工业智能化的蓝图。这个过程，有很多新兴产业在成长，生命科学、共享经济、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终究有一项会成为产业革命的龙头，像蒸汽机、互联网一样，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金融服务当在这些具有闪光点的项目的初始阶段—创新和研发—就开始介入行业，而不是等行业成熟，在制造组装的阶段才开始进入，即从微笑曲线的起点而非中段就开始做起来。当然，创业企业的成功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创新的起始阶段，没有人清楚哪些企业能走到最后。从研发、试验到最终被市场接纳，剩下的可能只有两三家公司。10个想做全球标准的企业，9个可能倒闭。这些创新型企业既没有信用，也没有足够的抵押。这种高风险的投资，金融如何为他服务？

首先，金融服务需要准确估计企业未来的成长潜力，服务于创新型企业，为其提供差异化的、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从订单模式转到能力模式，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很容易出现业务失败甚至破产。依赖能力模式发展的合伙人企业，很多都是用轻资产做出了大业务，比如微信和支付宝。但是，在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下，腾讯这样的轻资产创新型企业，早期的价值很难被准确评估和受到认可，因此很难获得国内的金融服务。当等到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金融机构可以比较清晰地预见其能够盈利时，企业已经不需要金融服务了。金融机构需要准确去估计这些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为其技术或者商业模式定价，提供专有的金融服务，而不是选择以企业的资产做抵押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中国应该鼓励天使投资，引入产业基金，让这些追求高收益的资金来承担企业前5年只烧钱不赚钱的成本。创新型企业前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一旦成功，其回报将是超乎想象的，可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是创业的成功充满不确定性，可谓九死一生，传统的金融服务不愿或不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天使投资的模式进入这些领域，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分担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第三，政府应该释放银行的资源，引导资金进入长期投资领域。银行资金要沉淀下来，助力企业完成研发落地，完成产业化创新。目前银行的资源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等投机领域，资金快进快出，不能转化为长期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僵化，大量的资金和人才都找不到好的出路。如果银行拥有的资金和人才能够释放到其他金融领域，再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进入实体经济，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因此，在金融扶持企业的过程中，不应该是政府选项目，而是由天使投资选项目，政府释放出银行的大量资金跟投。

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模式，比如美国的硅谷金融，通过天使投资培育了大量的科技型企业。德国的关系型金融，大量的金融机构定点长期服务对口的中小企业。日本的商社金融，通过跨国金融让企业走向世界。

1、硅谷模式

美国走的是天使基金和产业投资的模式，在创业初期就给予投资，培养行业的领军人，并伴随企业一起成长。美国的风险投资除了给予资金支持，还帮助企业培养人才团队、凝练业务方向，通过金融服务帮助创业者让潜藏于头脑中的创新理念落地生根。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成熟，一切成功的东西都可转让给所有人。除了风险投资，美国还有“垃圾债市场”。年轻的企业没有资产做抵押，于是发行期限长、风险高、回报高的“垃圾债”。“垃圾债”不能随时提现，需要在账面上放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支持企业创新。

2、 德国模式

德国凭借独特的金融体系，躲开了1997年东亚危机，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崩盘，又躲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德国有1万多家的中小银行服务于1万多家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能力非常强。监管部门对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壁垒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做汽车金融服务的银行就专注汽车产业，不会也不能因为其他部门利益更高就转移业务。德国很多的小银行连续服务了一个企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企业的情况了如指掌。与中国的银行争相做理财服务不同，德国的个人金融服务的发展受到很强的监管。这使得资金得以去到正确的地方。

3、 跨国金融模式

日本的家族企业模式广受赞誉，很多家族企业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与美国不同，日本企业的研发成果不转让，而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跨国金融服务，将成果全球应用。正因为如此，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有着为数众多且实力强劲的跨国企业，比如索尼、松下等。日本的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都是跨国商社的典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一是企业加强核心能力的培养，二是金融服务切实到位。

未来抢订单模式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靠抵押模式、订单成功以后放款的金融服务必然萎缩。能力模式要求的金融服务完全不同，要有硅谷金融的服务方式，还要像德国的中小银行一样了解你的客户，通过日本的商社金融，让企业走向全球。除此之外，中国还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支付金融，从个人金融发展到企业金融。

此外，金融的开放需要建立在企业能力培植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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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24日孙立坚老师的演讲

整理人徐梦玲

编辑人杨新宝、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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