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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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一次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是在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背景下，美国为了限制中国新的高技术产业战略实施、国内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实质提升，及预防中美两国在未来高技术领域的可能竞争，而实施的一次贸易限制行为。其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涉及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但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对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的目标性压制、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现有获益及实现未来美国本土利益的实质增长等，因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一类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行为，在实现打压中国经济崛起和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霸主地位的目标驱动下，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难如部分学者预期那样，最终以协商合作的形式结束。

只要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可能影响美国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就很难真正结束，未来美国还会从更多其他领域对中国实施“目标性”经济限制，中国需要提前做好政策预判，做好长期反对的准备。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相比美国仍处于弱势地位情况下，中国不能全面反制和对抗美国，需要选择具体领域，开展“聪明式”的针对性经济应对。

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缩小、中国提升高技术创新能力而自然形成与美国的竞争，以及美中双边关系从“接触”为主转为“竞争”为主情况下的产物。在美国自上而下对中国的消极看法逐步形成、美国转向本土利益优先以及双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持续影响下，中美经贸冲突难以在短期内完全被取消，反而可能在长期情况下变得更为激烈。因此中国需要在发展好自己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主动应对日益严峻的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要有效地应对美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

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进行针对性政策扶持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中国部分特定行业，尤其是对美国正在实施进口限制的10类高技术行业产生直接利益冲击，因此中国应主动通过针对性的减税和其他财政支持政策，对10类高技术行业和相关制造业进行重点扶持，尤其是对除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信息通讯业之外的其他9类行业，应给予重点政策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中国GDP总量高达12.2万亿美元，这使中国完全有能力和基础对受损高技术行业进行支持；同时，目前中国也在进行大规模减税，因此，就目前国家实力而言，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减税和补贴等方式，支持国内受损高技术行业。而直接的国内政策支持更容易取得减轻中美贸易争端中企业实际损失的效果，因而该措施可以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政策选择，也是相对最容易实现和需即时实施的手段。

此外，为了进一步促进受损的高技术行业发展和利益补偿，中国还可以采取两点具体策略：其一，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的国内市场，以这些地区的高技术产品市场，一定程度弥补美国市场份额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其二，重点将具有对美比较优势的信息通讯行业，通过对东亚、中亚等相对落后地区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加工装配生产环节的对外转移，同时升级国内高技术产业及其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将中国对美信息通讯技术贸易顺差转变为其他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对美国的信息通讯技术贸易顺差。

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降低对美国的高技术市场依赖

2018年美国发动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是绕开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一次单边贸易制裁行为。这种行为与一直主张国际贸易应遵循全球多边治理原则的欧盟，是会存在理念冲突的。长期以来，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一直主张全球治理合作和维护WTO框架下的多边经贸规则，而以德国人为首的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关注全球治理中的规则治理，主张程序正义及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法规。

同时，中欧双方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气候谈判、中欧自由贸易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上，已经有了一定前期合作基础，中国完全可以深化与欧盟的经贸合作，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尤其是扩大与德、法、意等欧盟核心国家的高技术贸易规模，以欧盟市场有效降低中国对美国高技术市场的出口依赖性。

从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历史效果看，由于被制裁方在国际市场上很容易找到替代伙伴，制裁很少能帮助美国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同时，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既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方，易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又拥有与美国市场结构和规模相似的内部统一大市场。而历史经验也表明在美国对外单边贸易制裁中，欧盟对被制裁方而言，往往是美国市场的重要替代方。因此，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可以成为短期内降低中国对美市场依赖的相对最可靠的政策手段。

来源：新浪网

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性贸易反制

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只是美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造成中美经贸关系的非对称依赖特征。而这也使中国对美国贸易反制的水平低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能力，使中国难以在未来全面反制美国的贸易限制。

因此，在当前中国受到美国技术进口限制的紧迫形势下，中国需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进口产品的特点，有目标地进行“聪明式”贸易反制，有效打击美国的目标利益集团和特定行业，迫使其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这是当前中国面临外来歧视性待遇时的应急性措施，虽然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受损程度仍可能会大于美国，但该手段能帮助中国相对更有目标、更有效地打击美国经济，使其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使用关税措施，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有效的政策效果。

根据目前对美进口结构特点及美国获益的主要来源，中国可以针对性地进行三方面反制：其一，选择美国服务业进行重点进口反制，尤其是重点对美国的旅游服务业和运输业进行进口限制；其二，选择中国对美进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农业和飞机制造业等进行进口限制。

中国在种子、棉花、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领域对美国的进口较多，而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对其政府决策的影响一直较大，甚至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都是出自农场主阶级和利益集团，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程度，迫使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游说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其三，选择中国对美有较强竞争能力和进口规模偏大的行业，如汽车业、石油天然气业、塑料业、矿产品业、皮革业等进行重点贸易反制，让这些行业受损程度相比其他行业更严重，最终使美国政府谨慎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

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

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众多的国家，利益集团的金钱游说和政治博弈，对美国的最终政治决策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许多美国在华投资的大企业往往在美国的华盛顿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团，这些大企业通过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时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和经贸政策的方向和实际进展。

根据中国商务部投资指南的统计，目前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出口贸易构成中，有近一半来自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美国对中国发起的高技术进口限制，无疑将对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外资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造成巨大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以“制造业回归”为名发起的贸易摩擦，也可能会使许多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因为撤出中国，而失去在国内的销售收入。

而来自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对许多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至关重要，如美国苹果公司2017年仅从中国市场获利就接近180亿美元，占其全球市场销售总额的20%；而美国波音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一度在2015年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的12%。此外，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中国的外资高技术企业，也会因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遭受损失。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借助美、欧、日等各方在华受损企业的力量，一方面利用美资在华企业在美国的政治代理人——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另一方面利用日、欧等国的企业影响其政府，再由其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或向其游说。

但需指出的是，利用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通常是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及其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因此，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尚可以暂时保留这一手段。但中国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可以提前做好准备，进行对美国利益集团受损情况的前期调研，以备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后能迅速实施这一中期策略，使其充分发挥制约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实施的效用。

重视技术限制的传导效应，做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准备

随着中美高技术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其影响将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后续还可能通过技术限制的传导效应，造成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中美两国物价水平上涨及通货膨胀、中国资本市场在贸易摩擦压力下可能逐步开放等长远影响，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可能从高技术贸易领域进一步延伸至高技术金融等领域，加大国内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而这种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将远大于贸易摩擦的不利效应。

因此，中国除了要在贸易领域进行对美目标性反制外，还需制订好预防未来金融风险的长期政策，管理好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市场，防止出现金融泡沫及因某一领域（如高技术股票市场领域）的潜在局部风险爆发而引致的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从而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范围尽可能地限制在贸易领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

来源：搜狐网

防止美国与经济盟友联合，预防技术领域的多边“针对性”制裁

虽然，当前的中美高技术争端更多集中在贸易领域，但从21世纪初美国对外贸易制裁的历史趋势看，针对被制裁方的特定个人或集团，通过影响其利益减少对“弱势群体”和第三方负面影响的针对性“聪明制裁”，成为美国对外实施贸易制裁的主要选择，而且美国也开始更多地联合第三方，共同对被制裁方实施限制，以增强其成功率。

2018年，加拿大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帮助美国将中国华为公司的CFO兼创始人之女孟晚舟扣押，并以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为名宣称可能将其引渡到美国。这次事件表面与中国高技术贸易无关，但其实质很可能是美国希望通过加拿大打击华为公司，进而影响中国对外高技术战略。目前，华为已经通过拿到25个5G组网合作和在全球安装10000余个5G网络基站，取得全球5G通讯市场发展的先发优势，因此遏制华为实质就是遏制中国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不仅如此，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并要求其盟友共同遏制华为发展。

而加拿大政府的此次行动，无疑是其盟友响应美国号召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中国需要防范孟晚舟事件的升级，防止美国以其为借口破坏中美贸易摩擦谈判进程，尤其是采取措施防止其进一步升级至美国联合其北美、欧洲和亚洲盟友，共同对中国进行高技术贸易制裁。具体需要采取三点措施：其一，中国政府应在孟晚舟事件尚未定性前，主动加强与各国政府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引导企业加强与北美、欧盟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市场联系，尽可能避免美国与其盟友因华为问题而联合；其二，作为相对弱势方，中国需适当收缩对外技术投资。

结合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55.8%集中在亚洲地区的现实，重点加快5G网络等信息通讯技术在亚洲地区的拓展；其三，积极引导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参与全球行业技术标准的制订，避免其被排除在全球统一的高技术标准体系之外。这些是中国在短期和中长期都需时刻注意实施的策略和手段，也事关未来中国反制美国贸易摩擦行动的成败。

未来中国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是战胜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关键。因为无论中国如何对美国进行贸易反制，只要中国相比美国仍处于弱势经济地位，任何反制给中国造成的实际损失都会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使美国获得“相对获益”，从而使其可以一直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因此，中国未来需继续以发展自己为主要基调，在自身相对弱势时不要主动扩大双边贸易争端，主动防备现有的贸易摩擦延伸到金融领域。此外，中国还需要积极加强与欧盟、“一带一路”、非洲等地区的国家经贸联系，加强市场联合。只有在总体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上超过美国，中国才能根本上迫使美国取消双边贸易摩擦。

前期回顾：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一）：总论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二）：深层原因

本文作者介绍：

刘威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本文为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支持课题结项成果之一

总编辑：辛艳艳

微信编辑：陈智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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