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梢虢 发布时间：2022-06-05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摘要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共和党内部对援助乌克兰持反对态度的比例不断升高，反对者提出了若干理由，其背后反映出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显示出美国政治生态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
共和党内援乌态度出现分化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援助乌克兰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受孤立主义传统深刻影响的共和党在这一问题上同民主党取得了难得的共识。
三月，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总价1.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联邦预算案，其中包括136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提供援助。尽管在一份156亿美元的抗疫法案上仍存在严重的党派分歧，但是两党在给予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上达成合作。彼时相关舆论认为，在过去的五年里共和党议员一直追随特朗普的领导，但当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观点。
国会外的共和党人也在援乌上持积极立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75%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物资，61%的共和党人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出兵保护乌克兰附近的北约盟国。正如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所说：“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全国，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完全支持乌克兰人，并敦促总统更快、更大胆地采取措施。”
麦康奈尔（左二）等会见泽连斯基，图源：Politico
然而随着俄乌冲突长期化，共和党内部对援乌的态度出现了分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三月初仅有3名议员反对一项表明美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立法，四月末有55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反对在乌克兰及其邻国建立安全电信网络的立法，到五月份就有57位共和党议员反对拜登提出的400亿美元对乌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相比之下，所有民主党人都对这项援助表示支持。
在国会表决之外，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据《名利场》（Vanity Fair）报道，共和党籍议员中的两位后起之秀丹·克伦肖（Dan Crenshaw）和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推特上就拜登的上述提议发生了口角。克伦肖对该提议投了赞成票并在推特上解释说：“在不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摧毁对手的军队，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主意。”格林则批评说：“你说得好像乌克兰人的生命就应该被抛弃，好像他们没有任何价值。”
尽管对援乌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人仍是少数派，但是他们的观点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据Morning Consult的统计，认为“美国在援乌上做得太多了”的共和党人比例已经从三月初的13%上升到五月中旬的27%，超过了认为“美国在援乌上做得还不够”的共和党人比例。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向《纽约时报》承认，他做了很多努力来减少党内对拜登援乌方案的反对。
共和党人对援乌的态度变化，图源：Morning Consult
反对援乌的若干理由
共和党内部反对援乌的声音提出了不同的理由，其一是援乌的金额不断上涨。五月国会通过的价值40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表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大幅升级，远超美国每年向其最大军事受援国以色列提供的38亿美元。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顿（William Hartung）直言，这种数额的援助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对此，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批评道：“我们似乎只是把一大笔钱扔出去，然后突然就没了，之后我们又在8月、9月再来一遍，他们就会要更多的钱。”
如何对高额的援乌资金和武器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华盛顿邮报》的相关评论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乌克兰一直面临着非法武器贩运问题，因此人们愈发担心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被走私出境。因而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对40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称只有加强监督才能符合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参议员兰德·保罗，图源：Morning Consult
部分共和党议员进一步认为，数额巨大的援乌法案忽视了国内的优先事项。比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讽刺说：“这些钱足够我们盖两次边境墙，并把它封锁起来。”另一位参议员迈克·布劳恩（Mike Braun）也强调，尽管他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努力，但在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和“天然气价格”等问题的情况下，他不能支持这一数额如此庞大的支出法案。
此外，还有一些共和党人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孤立主义立场，认为美国不应该介入俄乌冲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约150名保守派人士于四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会议，主题是批评多数共和党人试图干预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与会者包括共和党籍众议员丹·毕晓普（Dan Bishop）、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马特·罗森代尔（Matt Rosendale）以及上文提及的兰德·保罗。这些人的政策倾向可以归纳为“普京很坏，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据此一个共和党内部的派系名称被创造了出来——“‘普京很坏，但’派”（The ‘Putin Is Bad, But’ Republicans）。
反对声背后的美国政治变迁
美国国内舆论大多认为，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对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众议员丹·毕晓普（Dan Bishop）指出，特朗普最伟大的外交政策胜利与其说是他的某项决策，不如说是他“打破了新保守派共和党的正统观念”。正是在特朗普任内，共和党内的极右翼保守派异军突起，成为美国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中坚力量。
特朗普离任后，共和党人继续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所吸引。根据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67%的共和党人认为应该减少在海外问题上的关注，聚焦于解决国内问题。这反映出共和党内部已经存在比较稳定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一度强化了共和党对外积极干预的立场，但是随着战争长期化，共和党内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基本倾向便逐渐凸显出来。
两党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图源：皮尤研究中心
针对拜登提出的最新援乌计划，特朗普本人也表明了其反对的立场：“民主党人再次向乌克兰送去400亿美元，但美国的父母却在艰难地养活他们的孩子。”特朗普一如既往地将对外政策与国内问题联系在一起：“没人谈论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问题，这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许多曾与特朗普共事或密切接触的共和党人同样对援乌持反对立场。比如，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哈格蒂（Bill Hagerty）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驻日本大使，他称拜登的400亿援乌计划是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急于解决海外问题”。再如，曾任特朗普政府时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代理局长的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领导的公民复兴美国组织（Citizens for Renewing America）积极游说反对援助乌克兰，称这将使“美国在拜登的剩余任期内更多地卷入战争”。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实的政治利益进一步壮大了共和党内部反对援乌的力量。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是最早一批明确表示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共和党人，他曾被特朗普轻蔑地嘲讽为“三流的哗众取宠之人”（third-rate grandstander），但就在五月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对话，并在肯塔基州初选中获得了特朗普的支持。次日，就有56名共和党人与马西一同反对拜登的援乌计划。
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图源：WP
在国会之外，数位有志于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也纷纷效仿特朗普的立场，包括J. D. 万斯（J.D. Vance），他把乌克兰称为使拜登从国内问题上分心的最大因素，已于五月初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宾夕法尼亚州的凯西·巴内特（Kathy Barnette）也加入了对拜登援乌计划的反对声浪之中，她是共和党内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
在这种微妙的政治氛围中，一些传统的保守派团体也开始在援乌问题上采取更加消极的立场。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众议院投票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援助的数小时前，著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游说人士曾私下向共和党施压，要求他们反对这项措施。
传统基金会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与共和党建制派持相似的立场，此次在援乌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引发了舆论关注。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承认，基金会的立场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运动中的演变”，这将“要求我们更加谨慎对待花费在外交政策上的有限资源”。
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图源：NYT
从深层次上看，这一更广泛的“运动中的演变”是一场涉及美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多领域的变革。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移民流动和贸易赤字等问题对白人蓝领中下层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冲击，这导致了在2016年大选中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与美国白人蓝领中下层选民的结合，这对特朗普及共和党赢得大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成为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的主要特征。
如此一来，共和党在代表国内大资本集团利益基础上，进一步吸纳了白人蓝领中下层选民的利益，这造成共和党在整合社会利益、协调政党立场上出现了困难，进而引起共和党内部的极右翼保守派与其他派别之间的冲突。但是，白人蓝领中下层选民已经成为共和党的重要票仓，在中期选举临近的前提下，即使是共和党建制派和新保守派也无法忽视这一部分选民在俄乌冲突和援乌问题上的立场。Politico引用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的话说，尽管共和党内对援乌持反对立场的人仍属少数派，但是他们的立场比麦康奈尔等建制派更能反映共和党的选民基础。
不过，共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声能否掀起更大的波澜还有待观察，多数共和党人正同麦康奈尔一道抵制党内“美国优先”的意识形态，包括一些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议员。例如，共和党籍参议员、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表示：“尽管存在很多棘手的国内问题，但上一次我们纵容一个疯子改写欧洲地图的结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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