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16日，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港中大-复旦）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政策实验室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主题为“沪港发展与中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年度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结合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对上海和香港如何竞合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如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切实提高增长质量以获得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主要分三个版块进行。第一部分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宏彬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沈建法教授进行本研讨会主题的主旨演讲；第二部分由十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沪港联合发展和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进行圆桌讨论；第三部分则是对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和我国可持续发展主题进行学术专题研讨。

刘志彪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全球化战略升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需要从第一轮出口导向型全球化向新一轮扩大内需全球化转型的基本背景和前提，二是对这两轮全球化的认识和比较分析，三是新一轮全球化对沪港甚至长三角珠三角发展的影响即相应的政策建议。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第一轮全球化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数量超过美国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可见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出这一轮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全球化的方式维持出口导向的机遇之窗已经基本关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十八大报告非常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这实际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扩大内需并不反全球化，相反，是全球化的一种高级形式，扩内需既可以封闭形式进行，也可以以开放方式进行。两种全球化之间是有重要差距的。第一轮全球化是中国在自己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用别国的市场增长，它实际上用足的是本国的低端要素，放开的是自己的高端市场，新一轮全球化要求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先进生产要素，实际上以本国市场的吸引力，来吸收全球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中国创新经济发展。从政策视角考虑，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转换要从全球价值链首先转换为国内的价值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开放，形成全球化创新链，这是第二轮全球化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全球价值链条件下，中国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低端，升级非常困难，要进行升级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国内价值链是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问题上研究发展理论的学者已经研究过，特别是拉美国家的一些全球价值链转换为国内价值链，怎么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学习的机会，在不断打工过程中，逐渐学当老板，甚至有一些技巧，怎么从美国、欧洲、日本几条价值链中运作，然后根据不同价值链学习的经验，在国内发展自己的价值链，再用这个价值链进行出口导向，或者打全球市场，由于价值链高端发生变化，原来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是自己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全球创新链的主题的培育是至关重要，上海就应该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成为创新链的主体或链主，其他相对差的地方是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香港是一个全球创新城市，也可以在大陆充当全球创新链的主体，在中国整个扩大内需中抓住这个机遇。

李宏彬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人口挑战与经济发展”，他从各国的人口演化特征和人口转型的视角来讨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上海、香港来说，两个城市面临同样的问题，生育率低、人口老化，北京、上海出生率都是低于香港，大概0.6、0.7，我们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思考未来，不能仅思考在任5年、10年，要想到30年，我们制定福利政策，一定不能特别的短期考虑，一定要量力而行，立足长远，同时要给工人以正面的激励，欧洲很多政策是养活懒人，我工作、不工作收入是一样的，我退休前后是一样的，我拼命想退休、失业，香港很多福利政策是非常好的，你可以有基本的保证，有公屋，但是质量很差，你可以有免费医疗，但是要排一天队看一个感冒，但是同时可以去私立医院，就更贵了，可以免费的教育，香港教育的平均水平还是可以的，福利政策一定要小心，中国大陆正面临福利政策的逐步建立，从零到有是很容易，一旦有了，想剥夺他一定会上街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还有很重要的政策，创新、人才、教育，创新我不多说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如何保护和激励企业家、个人去创新，世界上主要的创新不是大企业做出来，都是中小企业做出来的，美国最成功的十个科技企业，其中有8、9家是过去三十年建立的小企业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家创业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主要谈人才、教育政策，上海、香港面临的全球人才竞争，如果真想在这样的激励环境下脱颖而出，一定要有好政策吸引人才，这点做得比较好的是新加坡，大学我比较了解的，我刚刚01年去香港，当时我特别想去北京、上海，后来逐渐回到北京，包括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也在跟大中华竞争，新加坡国立大学，01年看不是特别好，现在看来是非常好，已经超过香港所有大学，在经济学方面，为什么？他们政策非常灵活，最主要的是工资，远远高于香港同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在吸引人才的时候，比如吸引一个海归回来，拖家带口，有小孩要读书，在北京很困难，小孩读国际学校没有几个好的，而且很远。在香港也是同样问题，去一个幼儿园面试，有40个位置，有4000人申请，首先面试家长，他希望什么样的家长呢？希望男的工作，女的不工作，有专门的司机，每天接送孩子。香港的教育资源是有问题的，我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抱怨小孩幼儿园从没有生之前就开始报名，先报名、预约，什么样的环境会这样呢？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小朋友一定有很好的学校去上的，我们大陆，以前觉得大陆教育资源很紧张，实际最紧张的不是大陆，香港还要紧张，最基本的教育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教育能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或者我们的人才是不是把创新、批判性思维的敏感、好奇心都在小学、中学扼杀了，我们创造出是一模一样的人，每个人有同样的思想，不光是上海、北京、香港，可能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教育，培养独立思考创新人才非常重要。还要吸引全球人才，香港为什么在人才方面比上海成功？很简单，上海出台一个税收政策，把收入所得税变得跟香港一样，一定收更多的税，有大量的所谓的金融服务业人才都回到上海，他们想回来，税收太高，我知道很多人两边飞，183天制度，香港呆183天可以享受香港的税制，15%，远远低于上海的政策，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东西。李宏彬教授还回答了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涨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他认为这会首先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人变得越来越贵，你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在劳动力上了，所以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一些制造型企业面临着倒闭、转型、搬迁，这是很简单的，这不光在中国发生，历史上一直发生，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台湾，一路发生过来的，企业的搬迁等等，为什么刘院长说中国企业没有搬到内地，而是搬到海外，因为在内地生产的成本太高了，一个东西从上海生产出来运到北京的成本远远高于运到美国，所以在北京的上海生产的东西，比在纽约买的还贵，所以大家去美国，都会去买东西，所以我们国家很多成本，比如公路就是很大的成本，为什么哈尔滨发生垮塌事件，因为车太重了，所以装的比正常载重高几十倍的货物，这样跑一趟才能赚钱，我们物流成本，包括政策成本都太高了。李宏彬教授还回答了有关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方面的问题，现在感觉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僵化，横向流动不足，因为有户口限制，纵向流动也不足，因为有很多裙带关系。这种僵化不光是在内地，香港也同样，中国分层分在大学，香港分层是小学、幼儿园，你是什么小学毕业的，什么幼儿园毕业，有小学校友会很活跃，外地人去香港，很难融入那个圈子的，内地比较大，所以圈子是在大学，小学都忘了，但是这种僵化全世界都在发生，政策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愿意做，要把大量的资源投向收入比较低的人，包括城市里收入比较低的，如何办好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总以为政府做的事情就可以做好，比如教育、医疗，其实我的想法是不一定如此，也许你放开市场，放开一部分竞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也许在农村，让私人教育办教育，可能有利可图的，在城市一样，无论教育、医疗，事实证明，我们垄断并没有改变什么东西，或许放开市场竞争会有好处。

张军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上海的定位”，他从需求驱动还是供给驱动、短期波动和长期潜在增长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问题。实际上经济学家在进行跨国比较的时候，比如这个国家的消费占比，那个国家的消费占比的时候，我们要用印度大学关于价格的一个世界表格，这是基于购买力评价来公布的一个跨国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用于国际价格比较的，在这个项目基础上开发出来，最近刚刚更新，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是用PPP，购买力评价，用投资、消费的数据要更科学，刚刚公布的最新的佩恩表，即使不考虑前面讨论的漏掉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中国的消费占GDP的61%，从它的数据10年中国消费率不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只有47.4%，其实用佩恩表算是61%，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跟东亚很多经济比较的话，就是四小龙差不多了，四小龙基本上在他们高速发展阶段，基本也就60%左右，包括香港。这个数据有一个优点，因为它是用国际价格的概念换算，国际价格换算，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跟配额表可以推算出，消费品的价格总水平要比发达国家低，但是投资品的价格总水平要比发达国家高，比如这里看，2010年中国家庭消费的价格总水平大概是美国42%，但是投资品价格总水平是美国6%、8%，这是根据佩恩表，这个来看比较符合收入水平是中等，高速发展的一个国家应该具有的价格水平。如果把佩恩表拿过来，看20年前的情况，大概58.9，官方数据62.5%，如果今天还是60左右，20年前也是60，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力在20年里面没有大的变化，这个60%跟四小龙在当年的水平差不多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校准比较符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如果真的是投资消费，像大家说的这样严重的失衡的话，中国经济20年不可能保持这么稳定的增长，所以真正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要判断中国经济，或者对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的一个表现，要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看法，还是应该这样描述，这三十年，特别是这二十年的增长，还是快速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持续的结构变化的结果，增长什么地方来的？源泉是因为资本积累快，因为你的技术进步快，也是因为你的要素在行业、地区之间的流动导致的结构效应，这三个才是真正的解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年的原因，现在的解读更多偏向总需求，因为三架马车，出口怎么样了，消费怎么样了，投资怎么样，其实那个只是非常短期的情况，从这个意义来讲，未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悲观，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都要依靠人口的红利，也就是说依靠年轻劳动力的占比，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成本条件变化了，需求条件变化以后，你的经济要可以持续发展，中国因为潜力很大，因为你人均GDP，按照佩恩表只有美国25%，空间很大，所有亚洲这些经济往下走，转折点都发生在60%到70%，就是说它的收入是美国0.6倍左右，中国现在只有0.2倍，空间还是很大，接下来要干什么，中国还是要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人口红利没有关系，关键是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因为你的经济要向另外一个阶段过渡，最重要是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把握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机遇，总体上我想经济平稳发展，还是有保障的。

沈建法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香港的城市发展与人口问题”，他主要介绍了香港的人口基本特征，香港97年回归，96年底人口644万，经过15年以后，大概人口增加了60万左右，是有缓慢的增长，你看不到香港以后会有一个人口危机。我们出生人口数一年大概6万左右，去年我们跳到10万，因为有很多内地过去生，明年不让生，又回到6万，死亡人口是3.4万多，看起来死亡人口也不多，但是后面马上增加到10万，因为我们人口会老化，另外我们出生率有关的是每年有多少人结婚，结婚数字也比较稳定，一年大概5万对结婚，也就生5、6万小孩，当然香港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预期寿命是世界最长，已经是世界冠军了，有可能是香港医疗比较发达。另外一个冠军，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香港地区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世界最低，是两极化的情况。香港整个城市发展和人口的发展，跟上海很相近，100年前香港没有，我们人口开始的时候，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差不多只有2万多人口，一个小镇，都是渔民，经过比较长时间发展，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增长比较快，60、70年代，增加100万，这个增加很大程度因为那个时候出生率比较高，出生人口很多，所以增长很快，最后几年出生率下降了，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每年人口增长的数字，增长率不断地下降，后面越来越缓慢，我们政府的规划处预测人口的时候，实际人口没有预期的多，总结一下关于人口的特征，我们的人口增长率非常低，人口中位数慢慢上升，年龄大的人在增长，小孩的数目在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96年的时候下降到现在的11.6%，另外香港面临一个问题，现在去香港，女的比男的多，不平衡了，其中一个原因，性别比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国来的女佣，都是女的为主，同时又很多内地女性移民去香港，这两个加起来，我们的女性相对比较多，男性比较少，这个是不平衡的情况，内地过来的合法移民现在有40多万，外国来的菲律宾、印尼也有几十万，内地女性一般是跟香港人结婚以后再过去的，所以香港找男的比较难。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最主要是建立在50年代之前，50年代之前去问，大部分人口是大陆过去，但是60年代以后当然也有移民过去，因为那个时候香港自己的出生率很高，那个时候开始香港本土出生的人口比例逐步上升，每次普查结果，香港人口里面有多少人口的出生地是内地的？60年代之前内地来的是绝大多数，移民是绝大多数，本地出生的不多，50年代以后，本土出生人口不断地上升，到去年普查，现在在香港的人口里面，内地出生的人口占32%，这32%的人口绝大多数是老人家，根据年龄结构看的话，内地出生人口65岁以上绝大多数是内地出生，65岁以下绝大多数是香港出生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人口情况。   稳态人口的想法，将来应该怎么应对人口问题？如果不考虑移民问题，靠自己解决，我们一定要把生育率提高到2.1，维持700万人口，每年出生人口应该是8万，人口65岁以上的比例应该是23%，我们的中学学生应该是8万，现在每年只有6万人进中学，说明有问题，每年应该8万多中学生，但是没有，说明我们的人口是存在很大的危机。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把生育率提高的，因为养小孩成本上升了，大家不敢生，但是要提高，多生几个，很难，新加坡、其他国家都有很多措施，可能提高一点点，但是提高到很高水平不容易，只有一个办法，用移民的方式，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在考虑，因为他们的生育率也是2.1，他们认为将来中国是他们的依靠对象，加拿大特别是对中国人口有兴趣，中国自己人口以后也不够，我们也会人口老化，不会给他们，很多国家生育率都偏低，最后会有很大危机，香港如果生育率不能提高到2.1，肯定是需要移民进来的，这也是给香港居民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基本的分析。

钱世政教授、周伟林教授、张学良研究员、陈诗一教授等近二十位专家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对沪港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演讲。整个研讨会气氛热烈、互动频繁、观点激荡，不少报刊媒体包括新华08网、人民网、国际金融报等都进行了相应报道，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达到了预期研讨目标。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陈诗一所长、钱世政副所长和沈建法副所长分别主持了研讨会。

附研讨会系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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