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复旦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发展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沪港未来10年发展的学术研讨会。

主持人

宋恩荣：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诗一：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嘉宾

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华  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桂新：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徐以汎：复旦大学上海物流研究院院长

周伟林：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侯杨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钱世政：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杜巨澜：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沈建法：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从历史看，欧亚内陆没有贸易经济，因此也就产生不了富裕的大国，而历史上的发达大国都是本土制造工业品然后进行世界贸易，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包括香港的公共建设、公共制度、新市政规划等，上海都是可以学的。沪港两城，谁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更符合自己产业发展的人才，谁就有未来的优势和竞争力。

    7月5日，复旦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发展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沪港未来10年发展的学术研讨会。14位学者围绕沪港联合发展的动因、问题与应对路径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他们还就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沪港合作以及上海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提出了建议。

中国经济与战略选择

    华民：从全球资本流动结构图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经济已经探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则开始从高位往下走。

    基于对国民收入流量的三个主要统计指标出口、投资和消费情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明显放缓，尽管2009年有一个微型反弹，但未来10年中国经济减速仍然是大势所在。从WTO报告可以看出，到2011年国际贸易水平基本上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德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59%，美国是14%，英国也做得不错。因此，根本原因还在于强调服务业、内需替代外贸、实际汇率升值的经济政策导致资源扭曲配置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和进出口。产业资本被挤压进入门槛较低且有钱就能做的房地产和金融，产业做空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做空人民币的机会。

从历史看，欧亚内陆没有贸易经济，因此也就产生不了富裕的大国，而历史上的发达大国都是本土制造工业品然后进行世界贸易，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而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放弃外贸，出口下来了，中国经济就很难上去。

    从投资看，前面几年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推动，如果这两部分不能持续，由投资所推动的增长自然会下降。

    从消费来看，补贴农民政策造成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比城市快，但农民用这些钱种粮、种菜、盖小产权房等，资金沉淀了，没有产生现金流量，不会带来内需增加，事实上，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品的比重基本都是下降。

    从职工工资总额来看，虽然总额在增加，但其中民营企业实际上没有什么增加，因为民营企业基本处在竞争市场，提高工资导致的是减员和停产；增加的是国企的工资，而国企员工特别是中上层管理人员，这些人拿了钱之后基本上不消费，基本上用来买房子和做投资，因此增加工资并不能增加消费。

出路何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人不要一出场就改变游戏规则，全世界都把你当作敌人的话，你的外部发展空间就没有了。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回归世界经济体系？以政府为本还是以市场为本？简单说还是应该沿着小平路线走下去。

    张军：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减速区间？这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的原因导致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现状的观察，还直接决定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经济治理方向。

我认为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投资消费的问题，不是说过度投资或者消费不足的问题。

    中国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或者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相对自由地流动，例如大量农民离开农业部门。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由于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在持续上升，开始挤压非国有和中小企业，这导致总供给下降以及经济减速。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从需求角度思考对经济减速的应对策略，就可能出错，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供给减速的现象，背后因素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通道受阻，甚至被关闭。

    从政策来讲，现在更多应该转向生产率。现在是生产率出现问题，不是需求。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孙立坚：首先，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由经济下行的长周期引起，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结构问题。在经济下行的周期背景下，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去创造高附加价值、去获得更好的盈利是不太可能的，这应该是经济繁荣时期更容易实现的。

    在中国谈经济问题离不开禀赋和自身的比较优势，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的动荡格局，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根本矛盾，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并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实体经济其实也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相反，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中心建设倒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概念。在现期来说，金融发展迫切要做的应该是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拼命想把自己的货币在没有实体经济强力支撑下往外推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沪港将来讨论的话题应该是金融怎么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沪港比较与合作

    孙立坚：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服务实体经济的德国模式值得借鉴。在德国很少听到老百姓去关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没听说德国有很好的资本市场的交易，德国的盈利模式非常好，德国有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成千上万的银行，它们合作得很好。金融家的盈利是通过把这个企业做实了，让企业赚了钱，分享企业的利润。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现在政府非常热心，因为这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感觉到当今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如果拼命想把自己的货币国际化，在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就往外推是很危险的事情。沪港将来讨论的话题还是应该在金融如何为实体服务。

    上海不妨探索社保资金和外汇储备等公共财富资金进入海内外市场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提高诸如社会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的资本运作绩效水平，同时结合未来藏汇于民、公私合作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优化政府金融运作效率，从而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释放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确保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

    关于香港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讲得更多的是香港离岸市场，根本没把上海看成一个竞争对手，觉得中央还是要多给香港政策。很少讨论我们国内的在岸市场去做人民币国际化。

    未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一定要重视价值创造取向,要为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且要充分认识到金融改革必须依靠国家一盘棋推动的重要性，稳中求进，要把国家引领的对现有金融体系所进行的优化调整的存量改革和上海自发的利用先行先试的制度红利所推进的市场创新的增量改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华民：香港已经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当仁不让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没有哪个内陆城市能够夺取这个地位。香港现在不应该是一味发展金融去搞虚拟经济，不要去做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一定要做转口贸易。

香港现在太过热衷于做金融，香港统计数据最近很不景气就是转口贸易不行，而不是金融。贸易对香港GDP和就业的贡献基本上都是金融的两倍。香港历史上的辉煌并不是金融和房地产带来的，香港人日子过得好的时候一定是香港有大量的转口贸易。

    所以，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对香港很重要，当然中国其他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带来了较大压力。金融中心不是做出来的。所以上海最好借鉴德国，还得是制造，不制造没就业机会，同时还要制造出口。

    张军：沪港发展其实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与通常所谈论的沪港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其实不是一回事。

香港已经是公认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它在法制和管理方面相对于大陆城市有着极大的优势。

前几天有一个电视片谈香港的发展，采访了前三个特首，董建华觉得香港从回归以后实际上一直面临着“变”的问题，变的速度太快。过去上百年里香港的定位没怎么变过，而这十五年里面不断地变，香港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变化的条件，这才是对香港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央给前海的金融优惠政策还是为了香港，前海整个战略是跟香港捆在一起的，因此，香港与深圳和广东的合作、一体化比与上海重要得多。

    因此，香港和上海的一体化不太可能。对于上海来说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上海对香港的需求更多，毕竟香港在贸易、金融等很多方面有一百多年的经验，上海应该学，包括在政府治理各方面。我觉得上海需要学的地方很多。但是香港对上海几乎没有什么需求。

    基于此，沪港所接下来资政研究还是要站在上海角度，研究在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这些方面最需要什么以及香港能够提供什么，如果沪港所能够在这方面及时反映需求并提供相应的供给，那就很有意义了。

    由于上海和香港的很多不对称，沪港所的很多报告都要立足于上海，但供给方是香港，所以对双方而言，这边更多地需要了解需求，那边更多地需要从市场、从金融和贸易等领域里面去寻找经验和建议，这样的报告对于政府来讲才比较有价值。比如说每年都可以有一个报告和论坛，提供平台让大家来讨论。

    现在的陆家嘴论坛和上海论坛，主要是讨论全球问题和中国金融，基本上跟沪港这两个城市没有关系。因此，也许在这个时候沪港要有一个论坛出现，专门讨论上海和香港双城发展，这是有需求也是有必要的。

    周伟林：沪港这两个城市互为先生。

    香港的存在对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起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或者样板作用，很多大陆人了解市场经济、法制和廉洁的政府，包括其他的很多现代化的符号，都跟香港的存在是有关系的。

    1949年以前，从整个城市规模、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来看，上海超过香港，但1949年以后就反过来了，上海相对来说开始衰退，一直到改革开放初。解放初的时候上海GDP是香港的七八倍，改革开放初的时候则倒过来，香港是上海的七八倍，现在差不多拉平了。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学香港的东西就多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的“一国两制”，香港还有独立的货币，这个是上海学不来的。上海在金融上面要赶上香港，很多制度条件也不是上海能够决定的。除了上海以外，北京也是金融中心。此外，天津、武汉、重庆都在这么提。

    上海以前成为金融中心是市场性质的。抗战期间，上海相对安全，因为有租界，很多人、资本、银行都集中在上海。上海有这样的条件发展，后面香港起来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大陆不开放，香港这个地方有特殊的功能、有各方面的制度和人才条件，其他都要通过它的口岸开放。

    到现在为止，香港本身的条件没变化，但是相对的大陆的其他条件有变化，香港以前在金融、在转口贸易上的唯一性失去了。

    好处就是，香港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立性。成本也有，比如进入的成本，包括它的发展空间，比如腹地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都需要进行制度转换，这里面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要把香港的作用发挥出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香港自己。在大陆和全球化的互动当中，香港更多的可能是在跟珠三角之间的更多的区域里找到领头羊的定位，无论金融也好，法制也好，人才也好，这些香港还是有优势的。

    在金融方面，上海受到更多的一些制约，很难突破。今后可能规模会很大，不管是市场交易，或者是开放外资银行，甚至开放一点人民币业务，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困难还是很多。很多东西不是上海能够制定的，有些东西是受到限制的。

    当然，除此以外，上海和香港在很多领域中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和交流。比如城市的管理，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能够把100万下岗工人“消化”掉，然后把100万中心市区的人迁移到郊区，把中心市区腾出来，造高档的楼盘和商业建筑，这在其他地方蛮难的，上海市政府做到了。而且借由世博会在很短时间里把上海地铁规划提前好多年，然后大大提高了基础设施水平。在这些方面，上海市政府还是蛮有能力的。

    香港目前虽然有一些困难，但短时间内要判断它的经济好坏与否还很难说。根据它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来看，香港这个地方，大学又好，人又不多，又吸引大陆最优秀的人过去，不愁没有竞争力。当然香港还要很快地发展，每年要达到多少的增长率。它的问题跟上海的问题不一样，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问题。

    上海还是处在制造业转型阶段，或者说现在还不愿意丢掉制造业。也看到上海的产业布局很全，基本上从炼钢到石化再到造船、汽车、造飞机，再到金融产业。这方面上海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太会明显改变。

    从城市角度来说，上海发展很快，但拿上海交通跟香港相比，还是香港更好一点。世界上这么多的地铁，只有香港地铁实现盈利，当然它的盈利模式是因为有物业配合的。包括香港的公共建设、公共制度、新市政规划等，上海都是可以学的。当然，上海现在学得也很快。

    实际上，沪港两城，谁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更符合自己产业发展的人才，谁就有未来的优势和竞争力。

    王桂新：我觉得上海应该很好地向香港学习，比如，在城市规划方面以及在交通治理方面。最近，香港综合交通枢纽专门开发综合治理场所，这一点也值得上海交通学习。

    宋恩荣：沪港两地都要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上海和香港都是中国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上海要成功不光只是看经济，还要看很多硬件，比如道路、地铁、飞机场、港口、码头、学校、医院等。除硬件以外，更重要的是软件和制度的建设。人才喜欢留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不光是看硬件，可能更多是软件，包括孩子上学、城市污染程度、这个城市是否有多样的文化、居住环境是否舒适。各方面的问题都要看。

    沈建法：我主要谈香港和深圳的竞争和合作关系。1997年以前，深圳和香港合作，深圳非常积极，但回归之后，香港政府对深圳提出的建议回应不是很多，双方合作也不是很多。

    香港和深圳或者珠三角合作最主要的变化是在2003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对香港有很大促动。这个时候香港提出如何跟大陆有紧密的关系。2003年香港发生很大的事件就是和中央签了CEPA，中央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跟内地的经济关系开始有比较紧密的发展。到了2004年，香港跟深圳开始城市之间的紧密合作。两地政府签了1+8的合作协议。

    2007年又提出港深大都会。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主要是促使两地的资本流动、人员流动相对更自由一点，不是完全把边界拆掉，现在我们流动还不是最快，加速使它流动，使两地更紧密地合作，而不是将来合并成一个。香港的一大优势是可以控制这个边界，很多变量都可以控制，上海很多的变量不能控制，全国人民都要用上海这个资源，因为没边界。

上海发展思路

    张军：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需要经过工业化的阶段，需要靠投资推动，靠工业化来拉动经济的成长，在现有的发展体系中，上海不可能离开这样的发展模式走得太远。从这个思路看，上海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香港，从经济上完全脱离，再回过来提供服务。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增长非常好，这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步子一致，一齐繁荣和一齐增长，只是增长集中在上海的这个地方，变得更为有效率了，但在增长模式上，上海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工业的阶段。虽然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影响力，成为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对中国有更好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但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远？

    上海面临两大制约，一是上述发展阶段的约束，二是面临政策约束。上海不过是众多省市区之一，比起深圳特区、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等，浦东并不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

    上海如何做？也只有两条路，要么改变想法，我们不再把上海理解为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的城市，上海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认同越强化，上海政府的定位就越难，执行也很困难，比如在二产三产的问题上上海的定位就曾反反复复。上海能不能采纳香港、新加坡这样的立法原则？能否移植他们的金融管理制度？这和国内的金融管理体制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上海自身是没有力量这么做的。在自由港、自由贸易建设方面，上海本身也无这能力。如此，还不如我们改变对上海的期待，更务实，融入这样的发展事实，由于区位优势和产业结构特性，可以继续发展，但缓慢一些。

    第二条道路就和期待一样，实现选择跨越式发展，跨越经济发展的现有阶段，通过发展三产来服务其他地区。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布局考虑，中国需不需要更多的香港？中国上海这样的城市，要不要扮演香港这样的角色？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打算。如果在体制上，尤其是中央地方的管理模式上有一些更超前的思考，我觉得不仅是对上海的发展，而且是让整个经济发展找到更快、更有效的模式。一旦有了这样的政策框架，上海的发展才会跨越。上海最大的优势是一旦有了目标，可以比任何一个地方更加容易靠近这个目标。上海学习能力特别强，上海的基础也很好，有人力资本。上海要做的就是开放市场，上海过去的城市生命就是开放，不开放就没有海纳百川的能力。开放是上海城市经济、城市转型最重要的事。

    徐以汎：在“十二五”规划中，现代服务业是国家转型发展的重头戏。上海所说的要建设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实际上都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现代服务业还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发展贸易比发展金融业更为重要。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贸易立国和发展航运中心，需要金融的配合，也需要物流业的配合，没有物流作为后盾，不可能去建设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与国外不同的是，物流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了很高的成本，占到15%，这个数字非常吃惊，国外都是7%和8%左右，中国反而如此之高。但具体分析一下，没有办法，因为国外第三产业比重很高，不需要运输大宗商品，比如说钢、煤、铁矿石运输得很少，但中国发展重化工业、发展实体经济就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运输链，所以造成了物流的一个客观需求。但是中国的城市配送业很不发达，和别人很成功的经验比上海怎么样去吸收，或者是利用，要结合上海的特点去发展一套相适应的配送系统，以提高效率。在这方面，香港和上海都是都市类型的，居住都很拥挤，道路交通也很拥挤，在发展城市配送业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现在的配送实际上都是很小型的。前几天引进了美国的两大快递公司进来，但光引进也不是办法。怎么样更好地发展本土物流更重要。

    陈诗一：和大陆很多城市一样，上海目前的要素市场发展还十分落后。

    从金融市场看，金融自由不足，多元驱动缺失。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高达50%～70%，中国只有20%左右，上海情况稍好，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仍急需改观。

    政府主导的上海投资模式曾在浦东开发中功不可没，但也导致投资效率恶化，延缓了上海国企改革、国资重组和产业升级的步伐，是构成2008年金融危机上海GDP急速下滑的部分原因。

    金融自由和创新不足。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限制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上海定价权。

从服务市场看，落后于国际水平，和北京也有差距。2010年和2011年上海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57%多一点，较2009年竟略有下滑，远低于伦敦和纽约的85%，上海服务业就业比重低于60%，也不及国际75%水平。上海服务业无论是在总值还是比重上都不如北京，上海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展超过北京外，其他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北京相比差距明显。

    因此，我从金融市场和服务市场两个角度谈对上海发展的建议。

    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双轮驱动机制建设特别重要。上海目前处于金融市场发展前期阶段，自由比监管相对更为重要，金融自由伴随而来的是创新活动，这是金融市场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上海在现阶段要有发展金融自由的魄力，充分发展由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在逐步放松金融监管以刺激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引领与拓展，努力打造“创新→监管→创新”的双轮驱动螺旋式上升机制。

    要改变货币市场在金融市场发展中最落后的状况。没有国际性货币，就没有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基本限制了中国市场所发出的价格信号在更广泛国际市场的传播，极大降低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上海定价权和话语权。为此，要根据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确定的规划，到2015年首先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交易、创新、管理、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上海未来应该成为人民币走出去的桥头堡，这是上海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首要前提。法律法规建设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保障。不同于纽约和伦敦市场主导型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加坡一样属于政府主导型，即通过人为设计而使金融市场超前发展并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因此，单凭上海地方立法远远不够，应该争取国家金融立法予以合理法制支持，国家立法必须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闯出一条新的路径来。金融监管立法权在北京，但各类金融风险却主要集聚在地方，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更是首当其冲，但却对金融监管没有法律授权，这种责权背离对保证上海地方金融安全十分不利。因此，应提升上海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的行政地位和监管权限。

    从上海服务市场发展来看，需要突破瓶颈。上海服务业发展长期难以突破瓶颈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税负过重，增值税试点改革即是瞄准该问题，这是上海向中央要了整整两年的一个重要税制改革政策。上海还应准确理解服务驱动型经济的内涵。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含了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做大制造业U形微笑曲线的两端，即附加值最高的产前研发端和产后营销端，即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支持的现代服务业。

    具体到发展贸易服务，上海服务贸易增长已超过货物贸易增长，但规模仍极小，今后上海应从货物贸易推动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推动。还要大力发展航运服务，提升全球物资配送的上海速度。

    上海航运主要服务对象目前以本国进出口货物为主，考虑到周边区域经济较为发达、拥有潜在的优良航运服务环境以及处于国际主要航线范围之内，未来上海宜建设复合型的国际航运中心。长三角地区港口密度世界第一，恶性竞争严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区域联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国际航运枢纽港，提升全球物资配送的上海效率和速度。

经济之外

    钱世政：沪港的联合发展还是要着眼于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

    制度怎么创新呢？深圳前海开发区给我们拉开了序幕，它绕开很多敏感问题试行创新。如前海开发区审批权下放就是效率优先，互联网不过滤实现信息对称，审批权直接下放到省级，推行深港联席会议，不是局长出席，而是香港的司长出席协调矛盾。今天中国大陆诸多矛盾是由于过去没有解决制度创新问题。前海开发区就在努力创新这个制度，前海的意义不仅仅是创造多少亿GDP，而是创造一个优良的制度，再造一个香港，而且这个香港是建设在填海填出来的新土地上，这对于大陆来说极具启示意义。

    沪港联手能不能搞产业创新？现在制造业需要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是我们创造价值、增加价值的主要途径，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出去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创造价值？卖掉之后，后面咱不管了。香港品牌市场，能不能让我们借借力呢？制造业服务化应该是沪港两地合作的重要支点，因为现在服务是虚拟化的概念，全球化的概念，服务是无形产业。今天外高桥还在谈转口贸易，可是香港已经利用它自由港的身份在做离岸贸易，第三方支付。第三方签合同，避税避得干干净净。上海为什么不能用这种形式进一步推广贸易？

    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互为依存的。160多年来沪港两地互为师徒，经过N年的转折，我们今天依然有着互补共生的需求。1949年巨变，大陆130万人口融入香港，香港瞬间变成200万人口，此时两地的互认感就特强，带去中原先进文化，也包括带去了先进生产力。为什么他们能够共认，因为他们本身是同根生，他们诞生了一个独特的移民文化，这是一个多好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多元共生。这种文化不就是我们今天在改革中间需要倡导的一个价值观吗？

    侯杨方：人人都有欲望，按照马斯洛理论，把人的欲望需求分成了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的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共五类。发展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层次，即满足人类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而香港早已属于经济发达社会，香港人均收入较高，第一、第二层次的需求早已满足，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的第三至第五层次需求，因此中央的香港政策更应该侧重这些需求，而不是简单给予经济优惠政策，这样不仅不能满足香港人的需求，而且会激起内地民众产生穷人补贴富人的反感，结果会适得其反。

    杜巨澜：美国人写的《华尔街帝国》提到，纽约是把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加上英国人的法制，形成了现在纽约的繁荣。类比来看，香港现在的繁荣基本上也就是把我们民族自有的商业精神激发的同时配合英国的法制。再看看上海以前，十里洋场当时的繁荣也接近于此，也是把民族固有的商业精神和法制相对好的结合起来。

    现在我们制度上遇到了软肋和瓶颈。韦森教授有文章讲述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一直遭到打压，因为有传统的士工农商的封建思维模式。其实中国工商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文景之治，相对松一点。中央政府对工商业的管控稍微松一点，民族商业一下子得到了蓬勃发展。总体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政府对工商业的打压和掠夺非常厉害，一直是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

    全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制度的瓶颈并不是显得那么厉害，还是克服了，比如说产权保护，很长时间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市场经济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还是政府在客观上利用政策维护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产权条件不明确的情况下得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是牵扯到政府本身跟利益集团有关，跟权贵有关的，我们法制就显得相当的薄弱。因此，还是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制约政府的行为和公权力。整个法律文化的观念，整个制度还是要向现代演化。■

（此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周知秋整理、编辑。《东方早报》记者韩晓蓉亦有贡献。经该次研讨会主持人陈诗一教授审订。）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2/7/24/8298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