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在文科楼1004室召开了以“日常生活视频与社会生活研究座谈会（Social Life in Film）”为主题的座谈会。参与此次座谈会的嘉宾有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孙嘉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沈奕斐副教授、上海电视台影像工作室特聘通讯员梁大明先生，以及来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数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与会者一起观赏了有关上海市民生活的视频资料，并探讨影视与社会生活以及如何运用视频方法来记录、揭示和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进行跨地区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途经。围绕着如何将影像这一传统的记录方式融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这一核心话题，学界专家和媒体工作者纷纷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张乐天教授率先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一方面，如何将DV转化为一种学术资源将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会对拍摄产生帮助。影视人类学往往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拍摄主题，其中第一类做法是对于当今社会生活的捕捉，第二类做法是通过视频提供研究的技术，第三类做法便是通过比较的视野来反映社会的变迁从而实现跨文化的对比。目前国内学界，通过影像的方式来介绍一类社会研究主题的做法已经颇有成绩，如对于戒毒问题的拍摄和研究。虽然社会学者和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录片导演都有相应的成果呈现，但是这些影像的主题性提炼程度还有待加强。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性都需要今天的社会学者重新思考。

孙嘉明教授指出，在国外的高校，学术资源的视觉呈现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例如在美国高校中既有学生以视频的形式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教授通过在线视频向学生授业解惑。孙教授继而提出了在社会学界视频制作必需的三个“C”，即Comparative（比较）、Cross-culture（跨文化）、Cumulative（累积性）。

沈奕斐老师提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者就曾经使用摄像机跟拍家庭故事并以此进行家庭问题的比较研究。沈老师认为视频资料的使用对于质性研究团队而言意义重大，原因即在于质性研究团队往往会遇到材料分析上的障碍而视频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视频的优越之处在于透过摄像机多机位的拍摄可以细致的捕捉采访过程的种种细微之处。因此，视频资料的可分享性便成为它的一大好处。

沈奕斐老师进而提出一个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视频是否可以变成非学术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学者拍摄的视频是否会适应电视台的播放？如果这些视频资料有机会播放，是否会出现对于受众和收视率的妥协？

张乐天教授回应这一问题时指出了视频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提供文学无法提供的场景性。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带有学术视野的视频可以区别电视台拍摄的作品从而实现引导民众的作用。社会学者拍摄的影像资料所具备的思想性更是区别于电视台作品的最大特点。

上海电视台影像工作室特聘通讯员梁大明先生在会上播放了几段关于社会生活的影像资料。根据梁先生的介绍，上海电视台很早就开始拍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如纪实频道的一档节目《DV365》。而上海媒介的亲民性恰好可以为中心的学术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头脑风暴中，学者和业界精英畅所欲言。学者们对于影像资料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未来研究走向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与会者提出的一些新颖想法都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博士研究生李甜提出对于当下中国人关注的教育问题研究以及对社会学理论基本概念的影像呈现都可以成为中心接下来的研究目标。与此同时，业界精英对于影像功能的理解以及技术支持都将成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试图将影像资料带进研究领域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