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2日，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组织举行第19期学术沙龙，本期研讨主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讨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和突出问题的制度改革，并讨论了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和国家发展战略问题。本次研讨活动由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会议第一场和第二场讨论从各个方面聚焦我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问题。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左学金提出构建养老保障的五支柱体系，包括由中央财政提供的由全体老年人口受益的非缴费型养老金、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养老金、强制性的个人缴费的养老账户、企业的职业年金和补充性养老保险，以及家庭的养老功能。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郭士征教授就上海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不改导致事业单位养老金远低于企业水平，形成了高补贴低养老金的本末倒置现象；第二，上海事业单位养老金总体水平偏低，没有与贡献挂钩，且与公务员存在较大差距；第三，“中央决策，地方参与”导致养老金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对此，郭教授提出应当实行“基础加账户”的计发方式，改善养老金待遇偏低的情况，提升单位发展补充养老金的积极性，以及对职业年金过渡开展研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丁纯教授从欧债危机出发，总结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包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养老金计算办法，建立弹性退休制度，以及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并讨论这些改革对于中国的养老保障改革的借鉴作用。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社会学系吴正教授介绍了加拿大老年人口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投入、个人或单位养老金、自身存款以及工作收入四个部分。其中，政府是老年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每个年满65岁的老年人都可以领取；其次是联邦政府养老金，相当于中国的社会保障；第三是低收入补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区域碎片化形成了尖锐矛盾。他区分了城镇中的非户籍流动人口、地区间的流动性人口和乡城间的转移人口三种不同的人口流动性，并分别讨论三种不同的社会保障策略。

在“养老保障体制改革”为主题的第二场讨论会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关信平教授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公平性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并提出兼顾这两个问题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首先，建立通过税收方式的国民养老金制度给所有国民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险，体现公平性原则。第二，将个人账户从国家体系中剥离，形成由国建监管，但企业和个人风险和收益自担的方式。第三方面是建立有弹性的强制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丁建定教授从内容、结构、层次三方面对养老制度体系和功能进行再认识。他指出，从内容上来说我国养老体系目前无法覆盖高龄老人和老年人生活照料的风险；第二，结构体系指制度人群的覆盖，养老制度的顶层设计需要注重利益结构的平衡，增强不同对象之间的公平性；第三，层次既是主体责任，目前我国政府责任在不同区域、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

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马利中教授认为我国老龄化政策严重滞后，特别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解决养老服务业滞后问题，并且根据日本的经验提出应尽快构建完善老年人的监护制度和社区养老服务。在日本，老年人除了家庭成员监护之外，可以是第三者监护人，包括法律、社会工作、福利等工作者；而其老年福利住宅利用社区公共资源，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注重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和隐私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教授根据研究发现员工受缴费率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低收入和非技能岗位职工，企业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封进教授通过模拟发现，虽然我国缴费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实际上缴费率下降反而会带来基金收入的增加，并且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上海社科院人口和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胡苏云教授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认为老龄化是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可控因素医学科技进步的影响更大。可控因素中，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对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是有限的，医保设计缺乏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因此建立对新进入项目的机制十分必要，包括技术评估和社会参与机制，改变传统由医保部门内部决定的局面。

在“医疗与养老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场研讨会中，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各地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包括是否将经济困难、生活自理困难、家庭居住方式、户籍农村老人和计划生育困难家庭作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的必要条件，以及资金来源是否限于地方财政补贴。桂世勋教授进一步提出搞好我国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顶层设计应当认识到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尽快成立领导小组，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并且将公平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作为设计方案的主要目标，给予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更好扶持。

浙江大学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系林卡教授认为居家养老涉及到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公共服务各种要素的结合，并且建立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越来越自理化的基础上，心理需求成为养老服务更重要的问题，同时应当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正常老人上，加大政府社会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尊重老年不断增长的需求。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林闽钢教授发现在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形式性购买多和委托性购买占大多数，竞争性购买基本没有的现状，并认为没有完美的模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把模式和路径抽出来之后要素实施的过程。在政府购买服务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通过购买服务去培育和发育居家养老的社会服务组织，并且由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整个专业性或者带有服务性的市场。

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海旺研究员定量研究发现农民工缴费已经成为上海养老金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模拟的结果显示到了2016年以养老金账户收入大于支出的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还发现上海养老金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养老金增长主要是政策的结果，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会很严重，缺口越来越大，应当通过养老金由基金变税收等方式增加养老金的来源。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郭有德教授认为现今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且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医改成功与否，关键是是否制定稳定有序的秩序。郭教授就此提出，首先可以建立家庭医生双轨制促进不同医院就诊合理保护；第二，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制度，包括社区医生就医制度、医疗合体制度、先看病后付费等；第三，加强对社区医生的业务培训，提升百姓信任水平；第四，合理引导有序医疗，形成健康就医观念。

    在“老龄化与发展战略”为主题的第四场讨论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认为受制于我国目前以蓝领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当前不具备推迟退休年龄的条件。唐均提出，在双轨制的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基本养老金注重公平，补充养老金注重效率。唐钧研究员还认为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具有风险性，不应轻易尝试。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岳经纶教授提出在老龄化背景下，家庭规模减小、社会流动加大都使得中国面临严重的工作生活冲突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工作和生活冲突纳入公共政策、社会性的视野，减少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巨大带来的后果。欧洲的做法大致包括休假政策和员工支持政策，提供弹性工作安排，以及托儿服务、社区养老等制度。政府应该把工作生活失衡，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的工作对象，从立法方面对休息权加以保障，并且将儿童托管、老人照顾、家庭服务都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

上海社会科学院刘社建研究员认为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不断下降背景下，有必要推进更高质量的就业，来更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包括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确保市场公平，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健全失业保险体系。政府应当从这五个方面推出一系列宏观措施，完善促进就业的积极措施，改进与提升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的方法与效率，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完善就业预警机制，促进我国更高质量的就业。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华教授提出应当积极推进建设老龄友好城市，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面认识到老年人有广泛的潜能，也有相关的需求，并且应该注重老年人有自身的决定权。在推动老年人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方面，应当注重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包容；而在社区服务中，应当注重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增加其社会支持，从整体政策角度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程远研究员提出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社会抚养比约为0.6，而将不同年龄段群体收入和消费考虑进去之后，实际的抚养比下降为0.2，主要原因来自老年人极低的消费水平，而如果将居住模式考虑在内，会进一步降低消费。程远还提出，中国呈现出城市和农村的储蓄行为的极大差异，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储蓄率反而更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徐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