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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以及吴金铎博士接受了《国际金融报》的专访，具体剖析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香港，在经历数次金融变革后，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借鉴和启示。

已经取得傲世经济成就的香港，近年来在全球乃至区域经济棋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随着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香港作为一个小型外向型经济体的局限性表露无遗。外部订单的急跌、全球金融交易的萎缩以及内地经济的调整，使得香港面临的经济生态甚为艰难。然而，香港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资金流动最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金融交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扮演着把亚太地区与全球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重要角色。

话题一

受益区位与制度优势

《国际金融报》：香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与目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外经济背景，是否有共同之处？

吴金铎：香港不仅具备发展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最佳区位条件和制度条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具备发展金融业的基本条件，具备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区位优势。首先是全球区位优势。香港与伦敦、纽约三分全球，在时区上相互衔接，纽约下班，香港开始上班，香港下班，纽约开始上班，三座金融中心可以使全球金融保持24小时运作；其次是亚洲的区位优势。香港位于东亚中心，从香港到东亚大多数城市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4小时。还有全国的区位优势。背靠经济迅猛发展的大陆，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香港和内地是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建立互补、互助和互动的关系。

二是制度优势。香港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系统、严明、高效并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及经济监督机制，拥有灵活、高效的货币调控体系，能够充分、合理、公平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证券公司体系。长期以来，香港的土地、股份、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产权界定、登记、注册、交易都有完全的法律保障。香港的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很低，金融交易量大，金融市场发达。香港金融业的关联行业蓬勃发展，使得金融交易的税收低，时间快，形式灵活多样。

三是政治经济环境稳定。香港资金市场的资金来源和用途都不限于本港，这是以政局稳定为前提的。东南亚有不少游资，特别是华侨资金，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由于当地政局不稳，要找出路。香港政局比邻近的印尼、非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要稳定得多，因而有条件通过香港来融通国际资金。香港实际上成为国际资金对我国开展经济合作和投资的观察站及融通基地。另外，我国也以香港作为发展对外金融关系，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前哨阵地。

此外，香港宏观基本面发展状况良好。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战后香港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最高达12%，高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产值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而居第三位。经济实力的增长给金融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金融业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近十余年来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工商业发展很快，建筑业、饮食业、旅游业发达，因而吸引了大量外资来港。外来投资，发达的工商业以及大量的旅客都要相应的金融机构来服务，这就促进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孙立坚：上海今天的金融中心建设更多在市场建设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建设上面，在和香港看齐，不断拓展。尤其是人民币的业务量，上海建设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上海在金融市场和产品的创新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差异。我们的银行间利率的形成，这种价格发现机制和香港相比起来不够成熟，不能完全反映上海金融中心资金进和出的供求关系，而香港除了产品和市场创新（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怎样合理的价格下面进行交易，价格是硬根子），香港的利率也好，汇率也好，完全是市场化的，都是由流进流出的全球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而上海的利率和汇率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

话题二

让资金从丰裕地区流向短缺地区

《国际金融报》：能否介绍一下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后的发展轨迹？

吴金铎：作为离岸金融中心，香港主要是以外币形式吸收非居民的存款，然后贷给非居民使用，它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金融市场机制，输送给经济高速增长而资金匮乏的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国家，实现国际资金的有效融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一个低成本的交易地点。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主要是使资金能从丰裕地区流向短缺地区，并且使银行之间互通有无。

银行业在香港以服务业为本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是全球第十二大、亚洲第三大国际银行中心（以对外资产计），在2006年6月底对外资产为5440亿美元（见附表1）。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统计数据，2008年底香港银行业认可的机构数目已经为200家，其中持牌银行145家，有限制牌照银行28家，接受存款公司28家，所有认可机构的资产总额达107290亿港元，客户存款为60.6亿港元。另外，香港拥有大量的大规模的银行。在全球500家最大规模的银行中，2008年有159家海外银行在香港设行，香港的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接受存款公司中分别有128家、21家、9家位列全球500家中，而且香港的认可机构中在全球前20的比例也不小，达到了23.5%。

香港股票市场自21世纪以来渐有起色。2006年底总市值已经位列全球第七，亚洲第二。但是，由于受2008年金融危机及雷曼兄弟破产及欧美地区多家大型机构出现问题的不利影响，香港股票价格受下调压力，在2008年下跌近五成。各类股票均出现下跌，其中与金融及地产有关的股票价格跌幅最大，而H股指数在2008年更下跌超过五成。股民回避风险的行为增加以及投资者信心的受损，2008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量收缩18%（至718亿港元）。股价的下跌令恒生指数的市盈率也降至7.3倍，市值比2007年减少了一半。另外，由于全球历史上最大的IPO（中国工商银行）在港上市（集资156亿美元），香港股票市场首次发行集资额，于2006年高达333亿美元，超越纽约，位居全球第二位。

集资额方面，香港自2004年起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五大及亚洲最大的股本集资中心。此外，香港还是成交额世界第六、亚洲第三的外汇市场；亦是世界第七、亚洲第二的基金管理中心（以管理资产额计），2005年基金管理业务合并资产总值已高达5.770亿美元，是每日成交量居全球第七、亚洲第二的衍生工具市场；亦是继英国伦敦及美国芝加哥之后，全球第三大黄金交易中心。据金银业贸易场的保守估计，香港黄金每天的交易量约50万盎司，按现价860美元计算，总成交额达33亿港元。

经过多年的耕耘，香港发展成享誉国际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3年的12.4%上升至2007年的19.5%，就业人数达19.27万人。同时，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按季度统计的就业及空缺报告，至2007年12月，在香港的金融证券机构中，银行有1452个，金融和投资公司有25997个，证券、期货及金银经纪、交易所及服务有14851个，其他金融机构有2311个。银行、金融和投资公司、证券、期货及金银经纪，交易所及服务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就业人数分别为89158、25997、14853和19730；其占所有就业人数分别为3.6%、1%、0.6%、0.8%。

香港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占全球6%，银行外汇结存额约占全球7%，衍生工具日交易量约占全球5%。根据香港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数据显示，2006年底，以总市值计算，香港地区紧随加拿大居全球第七，在亚洲仅次于东京位列第二。虽然香港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前，但是与纽约、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比较起来，无论是股市总市值，还是汇市、衍生工具、银行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附表2）。香港与纽约、伦敦、东京等有本国强大的经济容量为后盾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同，其自身的经济容量相对较小，香港主要通过跨国银行和各种外资金融机构，调集境外货币资本，提供各种境外金融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离岸”服务金融中心，对本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而这种服务又进一步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高。

话题三

不给不合格企业生存空间

《国际金融报》：香港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资本的到来主要源于它怎样的定位和特色？这对上海有何借鉴之处？

吴金铎：香港是全球资金流动最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金融交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把亚太地区与全球其他地区联系起来。香港地处亚太地区中心，是亚太地区南北通道和内地及东南亚国家联系的交通枢纽，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联系东西两半球金融交易的接力站。

金融业的发展，也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首先，吸引大量海外资金，为工商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海外市场流港资金的数量和范围都在扩大，其来源地由过去的东南亚扩大到欧、美、日、大洋洲、非洲、中国台湾以至中东等地；第二，香港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一是香港银行及财务公司对海外银行的负债不断高涨。二是外资财团通过香港进行国际性贷款活动也有增加，特别对内地的贷款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反映西方国家进一步利用香港作为向太平洋区第三世界进行金融资本输出的据点；第三，财务、保险、地产及商业是香港本地总产值的第三大来源。

孙立坚：上海更多服务于国内贸易、海外投资这样一些涉及到人民币和外汇间的买卖交易，而香港什么样的交易都可以完成。内地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香港除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下的账户交易更加活跃，因此它的市场规模比我们要大，尽管纯粹的人民币业务规模没有内地大，但我们今天人民币走出去还没有完成。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来讲，它的资金规模要远远高于我们，对于金融投资来说，资金规模大，就是很好的条件。当某一笔交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资金规模大，可以很好地分散这个交易的风险，而资金规模小，风险就要承担得高一些，就像是往一个池子里扔石头，如果是很小的池子，一颗石头下去就会溅起巨大的波澜，但是往一片海洋里扔石子的话，就会看到这颗石子的波纹很快消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是海洋，而我们还仅仅是河流，如何将河流建设成海洋，需要有很多的制度建设、人才引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配合，才能做到。

另外，在信息披露的程度上，硬件信息披露的设施我们的确在进化，但是在软件的制度建设上面，我们信息披露的程度和香港信息披露的要求还是有差距。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到香港上市也是表明这些企业过硬，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把自己公司的能力完全向投资者披露出来，但在上海上市可能信息披露程度会受到影响，大家可能感受到企业在上海上市，或许不是一个过硬的企业，真正要走到香港市场披露信息，才是过硬的表现，这是因为香港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特别高，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来讲，投资者和借贷基金应用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关系不对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不能出现资金挪用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信息的披露。

香港上市公司有严格的粹取机制，在香港市场有很活跃的资产重组与并购，这样就迫使一些不合格的企业不能够在资本市场长期生存下来，这点我们今天在大力改革资本市场，也想让不良企业不能在市场长期生存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们与香港之间，在公司治理的制度上还有差距。

话题四

锚定新加坡，创设独特氛围

《国际金融报》：在金融领域方面，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如何拿捏？在风险监管方面，香港是如何把控的？

吴金铎：香港是自由港，除了四类商品，进、出、转口都没有限制，也不需要领许可证。除烟、酒、碳、氢、油少数商品外，进出口都不征税。为了吸引外资，香港一直采取低税政策，税率比美国、日本、新加坡都要低。香港法律规定，利润来自港外地区的，可不交企业所得税，非业务经营所滋生的损益，不作为税前利润。国际资金的损益比较复杂，而香港的立法又往往跟不上金融发展，存在不少漏洞，只要尚未修改立法，完全可以合法避税。香港的银行、金融机构都设有不少附属公司，其中不少是为了钻空子避税，因而也促进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同时，香港以新加坡为竞争对手，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制定了各项鼓动性法令和政策。首先是放宽对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1983年港英当局取消了外汇管制、1974年宣告港币自由浮动。由于远东时间正好填补了纽约和伦敦市场的空隙，而日本外汇受条件限制比香港紧，国际主要外汇经纪人都到香港开设机构，目前香港不但有港元与其他货币的第一外汇市场（港元外汇市场），更有港元以外其他货币买卖的第二外汇市（海外美元外汇市场）。

其次是放宽了外国银行到香港开设分行的限制。允许外商银行来港开业，允许吸收外币存款，允许为其总行在港做批发业务，并标榜“对外国银行没有任何正式的限制或歧视”。

最后是开放了黄金市场，增设了白银市场、证券期货市场、以及原棉、原糖、原豆期货市场。当局为了提高香港金融地位，1974年撤销了黄金管制，使国际金商涌入香港市场。

孙立坚：香港有很好的金融氛围和环境，行政效率非常高。在香港，金融家工作带进的菲佣，入港手续非常简化，这能大大促进金融服务的效率，这点对金融业是至关重要的，金融就是要抓住投资的瞬息万变的机会。能够瞬间完成自己切入的机会，如果错过投资就会失败，这需要强大的服务效率。

香港有很多金融创新的产品，而内地的金融创新是在向香港靠拢，但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很多是采取事前监管来防范风险，而不像香港那样，监管是有限的，市场的风险是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散的。分散风险的工具，内地的和香港不一样，上海受到内地的监管模式的影响，从维稳监管这个角度出发，采取事前行政监管的措施，说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来决定如何防范风险。但香港是效率监管，主要是对所造成的违规事件进行打击、监管，并不是说有风险就把它屏蔽掉。维稳监管更多是以行政来管理风险，而效率监管更多是以市场的手段来分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