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0日，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举办的“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2013年度评估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902会议室举行。与会人员包括商务部、外交部、中联部相关部门负责人，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五校一所，包括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代表，以及来自上海WTO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的专家和学者。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围绕金砖国家在2013年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成果、合作模式、遇到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合作前景发表了精彩的、观点鲜明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并且展开热烈的讨论。

择取诸位专家的精彩发言如下：

       第一阶段，各部委相关负责人发言，并有专家进行评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就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历史上每次危机最终都以某些大国的埋单而结束，目前全球所面临的百年未遇的经济金融危机，西方社会不愿出面，总想找其他国家为现有的国际制度埋单。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是否势必成为西方国家的“最终付账人”，还是个悬念，金砖国家要做好应对策略。另一方面，一旦看到金砖国家无意负担更多的责任，一些所谓金砖国家“失色论”、“冲突论”、“无益论”便此起彼伏，我们也需要警惕。金砖国家内（如印度等国）有保护主义的倾向，而国际经济自由化是当今全球化的一个体现，因此金砖国家的合作趋势应是朝着自由化方向迈进的，金砖国家自身要有这个意识。如果说现在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那么未来的“全球化3.0”就是中国或中国与美国共同主导，并以金砖国家为依托，进而重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问题上，金砖国家也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研究部主任张磊就金砖合作方式以及中国定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国际组织都有着自身的合作与行动方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采取的方式，称谓“金砖方式”，这是未来需要继续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在贸易争端问题上，WTO允许贸易争端的存在并制定了一些规则协调这些争端。中国也提出允许适度贸易限制的概念，即“可控的贸易保护”——将贸易保护的领域和手段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过去的经济是商品的流动，现在的经济是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那么投资实质上比贸易更加重要——贸易随着投资走，并且当前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也开始转向投资规则。中国下一步的经贸价值领域就是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包括竞争中立、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这要求中国以金砖合作机制为平台，建设一个能够在国际谈判中具有更大话语权的集团（group）。针对金砖国家经济增幅下降，张磊认为，当前应考虑增强制度上的安排来加深合作，这也是凝聚金砖机制的一个机遇。关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其他四国与中国在市场大小、经济总规模、贸易总量等方面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改变这个状况短期内难以实现，金砖五国中，“一家独大”会长期存在下去，那么中国的地位如何定位——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着谁来挑头的问题。张磊认为，担当主导要具备两个条件：实力足够以及“舍得请人吃饭”——具有为他国负责的意愿。中国有实力，但是否愿意“请人吃饭”，还需要决策层和国内社会作长期的考量。

      第二阶段，金砖国家合作和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机构代表进行了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就金砖合作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合作模式发表论述。总体上看，2013年，新兴经济体的增幅在下降，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似乎更快一些。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就业、通胀等方面不甚乐观。当前全球经济不只有“数字”，还有“信心”的问题。金砖国家还应当保持信心，只要坚持发展不动摇，金砖国家的长期优势还是能够得到发挥，长期的上升趋势还是能够实现。

      当前金砖发展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是市场发展与主权的关系。新兴国家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主权关注的敏感性，既要发展又要维护主权是一个相互矛盾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心态，尽管能带来经济利益，但俄认为政治利益会受到影响。再如中国人参与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等等。协调这个矛盾，需要制度上的设计。第二个问题是国企参与金砖合作讨论。国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很大排斥，但如果将金砖国企的力量加以合理释放，其效果将非常可观，将国企放到官方层面上进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第三个问题是，选择合作模式——除了区域化经济合作模式之外，是否有更好的选项。这同金砖国家国内治理结构有关，这些国家无法同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水平相比，所以在推进金砖贸易投资合作结构的时候，对国内经治理结构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市场经济同这些国家国内结构的匹配性的不同会形成不同合作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主任黄薇就全球治理中的中国理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中国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包括产能过剩、资源供应、市场开拓、技术发展、国际安全环境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当推广中国治理的理念，尽管中国借鉴了很多西方经济理论，但中国在治理中也融入了传统文化的中庸和谐与自省开放的理念，这些成功经验如何贯穿到全球治理中，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目前的全球治理状况是，发达国家治理存在矛盾，而新兴国家的实力还未上升到接替前者的程度——全球治理主体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发达国家治理的矛盾首先体现于西方经济当前处于停滞的状态，国际社会对西方的治理理念进而产生了怀疑，例如对“华盛顿共识”的一些质疑——完全的民主社会对经济的协调能力面临疑问，而在危机时代，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是有效的。第二个矛盾是西方的对内民主与对外不民主，对于国际问题，西方社会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

     成功的治理往往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公共体制和私人体制在治理过程中较好的结合，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就是官方与民间渠道的结合；二是强调治理的持续合作性，只有持续性才能为合作方提供保障；三是奖惩机制的建设。

     清华大学国际所副所长赵可金就金砖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如何看待“金砖失色论”，目前绝大多数观点都将金砖合作视为经济领域的合作机制，但这些和我国的大战略考虑可能有差距。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在外交上的新举措。六十年前中国加入东方世界，三十年前中国试图融入西方社会，那么现在的趋势是加强同南方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向南进，重周边”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外交的一个大走向。

     我们要看到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继承性，即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延续：“韬光”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要收敛锋芒；“养晦”是长期发展国家实力；“作为”就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具体做法是“四不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以及超越意识形态和热点问题。今天，这一政策总体上还是不变的，但遇到新的困难：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想做到“超脱”，已经无法实现了，中国责任被国际社会承认。中国要做的，既不是从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中退出，也不是立刻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中国要有“底线思维”——既要有好的计划，也要有最坏的准备。

     金砖国家合作要赋予更多的战略意义：它应当是战略协调的载体和抓手；在不同的议题上建立联合（coalition）与共识。此外，金砖合作除了要加强提供公共产品，也要有相对排外的行动——金砖合作是多边舞台，但不一定马上在多边上取得进展，可以以双边渗透多边，在多边中穿插和促进双边。

     今后推进金砖国家的合作，要做高、做大、做新、做实：做高，是金砖合作要关注战略影响力，以抵消西方的压力；做大，国家要做格局而不是细节，要为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保护伞；做新，是做新的平台，抓住战略机遇期，作为抵御西方压力的筹码；做实，即务实工作。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涛针对2013年南亚的发展形势做了介绍。

     在政治上，主要是印度大选，虽人民党和国大党焦灼，但第三阵线可能在明年异军突起。在经济上，印度经济放缓似乎成为共识，表现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不容乐观、经常性项目恶化，但印度并未真正进入经济危机状况，印有几个数据同发达国家增长状况相比，情况较好。印度的问题在于受全球性衰退影响较大，且国内制造业难以满足需求，因而造成经常性项目赤字和货币贬值。印度的经济改革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但受制于全球经济和国内政治过程影响，在短期内印度难以走出困境。

     在外交上，印度的基点是在南亚联盟中的地位，印度今年有向东走的态势：同日本的关系上升，但在其中“搭便车、占便宜”的意味较大；对越南关系也有所上升；对阿富汗也开始渗透；同中小国家的外交特别频繁。李涛认为，中印在陆上有很多矛盾和分歧，但在海上——如能源运输等——双方可以有很多余地可以谈判。

     在安全上，总体上南亚各国进入转型期，社会事件集中爆发，如巴阿宗教问题，印度反政府武装、克什米尔问题等，以及中印帐篷对峙。

     在印中孟缅合作问题上，印度虽然在区域合作上态度有改观，但仍存在疑虑，印中互信不够；缅甸处于政治转型阶段，国内社会稳定性不高，发展方向还不确定；孟加拉缺乏地缘优势，担心与中国走近会影响同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但孟中印缅区域合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塑造具有极大的价值，孟中印缅结合部如果形成中印主导的战略通道，则会在地区形成很大的战略影响力，该地区将成为地缘政治的缓冲区，中国能够低成本解决西部周边安全和内陆发展问题。

     第三阶段，各高校研究所的学者代表进行发言。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力波就她所研究的关税减让与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介绍。其研究从贸易便利化的关税减让角度入手，最终是要模拟投资、汇率等金融市场的相关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将放入《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报告（2013-2014）》中。

    研究首先梳理金砖国家各自的国内经济结构特征以及当前彼此间贸易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是其他四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中扮演“轴心国”的作用，但其他四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并不紧密且互补性较差。金砖国家近年来平均关税水平基本处于一个总体下调的态势，但彼此间调整幅度的差异非常大：巴西的关税几乎没有明显调整，甚至在金融危机期间还有上升；中国稳步下调；南非的降税相对比较稳定。此外，农业关税和非农业关税的差别也很大。

     在情景（scenario）模拟中，研究将模拟一些零关税或关税逐步减让的情景，同时也将模拟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往在研究贸易便利化时大多采用主观衡量和客观数据结合的方式，本研究希望通过折算方法实现材料的客观化，例如在分析非关税壁垒时，可以通过将通关时间等限制等价为一些关税费用，从而解决非关税壁垒的量化问题。任何贸易便利化，都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可以以此折算计量数据。研究将2007年的数据作为模拟的基准情景，进而用基准情景模拟国家政策情景，这些模拟情景包括：零关税和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农产品补贴减少等，以分析这些针对全球的政策对金砖国家带来的影响，然后再将这些影响同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情景下的状况进行比较。

     在零关税情景的模拟中，研究结果是，零关税带给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关税减让的模拟中，金砖国家GDP增速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继续保持领先，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变化，但金砖国家彼此间影响还是有所不同，如巴西的GDP将略有下降。在贸易便利化的情景中，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经济增速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对巴西和南非会有负面影响。在农产品补贴减少的情景中，金砖国家的GDP是有所增长的，但增幅小于前两种情景，而福利将有负面影响。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助理黄鹏就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情况做了介绍。当前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有两大障碍：一是经贸往来中，中国一家独大，其他四国之间紧密度不高，那么如何加强后者之间的贸易份额是合作机制延续需要考虑的问题；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其他四国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分工位置很低，如何让这些国家融入高层次的合作中，取决于中国能否作出让步，也就是中国有实力，但是意愿还需增强。此外，中国向其他四国出口的主要是中级产品，中国应当考虑扩大向这些国家的投资，以投资获利逐步代替出口收入，从而达到互利共赢。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杰进就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13年德班峰会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了新的定位：金砖国家合作是全球政治经济领域解决大问题的日常协调机制。金砖合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依靠务实合作，增强利益纽带；另一方面是发展“金砖方式”。金砖合作机制是在不影响主权规范下的协商，是以联大模式开展的全球治理。金砖国家目前尚未出台总体的章程，原因在于成员国利益取向的一致程度并没有达到预想高度，虚拟秘书处——而非常设的、实体的秘书处——的设立，就是金砖国家具体制度化坎坷发展的例证。

      最后，复旦大学金砖中心主任樊勇明教授对大家不辞辛劳参会和积极讨论表示了感谢，并进行了会议总结，认为本次会议信息量大、学术水平高，为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报告》的撰写工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和广阔视野，他期冀今后能继续同各位领导、学者在相关领域进行合作，形成有益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