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光华楼7楼有间特殊的办公室：65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一排排架子，摞满一堆堆陈旧的资料。放眼望去，满目都是泛黄的稿纸、文书。

这些常人看来无用的废纸，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教授历经20余年，一麻袋、一麻袋地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贵州等地搬回来的。

对张乐天而言，它们是宝贝，因为它们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他相信，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民间，历史的张力存在于平凡的生活中。

一听说谁家有旧账本、旧笔记，他就跑过去，在储藏室、稻草堆甚至猪圈里“挖宝”

张乐天收“废纸”的“习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养成”的。

1949年，张乐天出生在上海，“文革”中回老家海宁盐官镇务农，耕田、插秧、挑粪、割稻，当代课老师，也当生产队记工员。

恢复高考后，张乐天考入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术的天地里，他选择最熟悉的农村作为耕耘的田地，一头扎了进去。

重返海宁盐官镇祝会村时，已是1988年。此时，张乐天的身份不再是知识青年，而是一名社会学学者。

当祝会村的老村长把村里几乎所有账单、文件甚至“大字报”摊在他面前时，张乐天喜出望外：“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啊！”

解放前的土地证明、土改分配的清单、人民公社时期的账目、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约、生产队长每天布置工作的日记、记分员分配员的日常记录，以及农户家日常购物的发票……

作为学者，张乐天太明白这些布满钢笔、圆珠笔迹、泛黄凌乱的“废纸”的价值了：

“建国后，中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迁。这些材料是‘原生态’的，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在这些变化的年代中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从此，“收废纸”成了他在海宁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四处打听，一听说谁家有旧账本、旧笔记就跑过去收，不辞辛苦地在储藏室、稻草堆甚至猪圈羊棚里“挖宝”。

一次，张乐天在一位老会计那里收到一份工分榜，记录了从1964年到1982年每个季度的大队工分状况。他如获至宝：“我当过会计，这份资料一看就很珍贵，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生产状况。”

不仅祝会村，张乐天把周边各个村都跑遍了。时间一久，方圆几里都知道有位复旦来的教授喜欢“收废纸”，村民们也乐于把看上去没什么用、不知如何处理的旧账本送给他。“有一个生产队给了我两麻袋资料，为了表示感谢，我给了他们两盒‘青春宝’。”

拉开一张大网，打捞那些正在下沉、湮没的记录碎片

正是在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张乐天以盐官镇等地为研究典型，完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2010年，首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优秀著作奖”公布。《告别理想》从国内1979年至1999年出版的所有社会学学术著作中脱颖而出，成为获奖的3部著作之一。

获奖令张乐天兴奋，更给予他肯定和鼓励：“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工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搜集更多资料。”成立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

年过花甲，教授当得好好的，为何要“折腾”？张乐天承认，到了这个年纪，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不会去做：“可我觉得这件事情特有意思，就愿意牵头来干。”

2011年8月，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主任张乐天将主要工作定位于抢救散落在民间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珍贵资料——“要像抢救珍稀动物一样尽快抢救”。

心情急切，事出有因——他曾经不止一次心痛地得知，一些单位在改制、兼并后，将过去的档案文书用卡车直接送到造纸厂粉碎。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剧烈，产生了丰富的民间资料；　但这些资料没有被纳入研究范围和保存体系中，结果就是大量流失。”因此，最紧要的事就是拉开一张大网，到浩瀚的社会中打捞那些正在下沉、湮没的记录碎片。

然而，张乐天很快意识到，光凭一股热情远远不够：“说要到民间搜集东西，就能搜集到吗？谈何容易！”

中心曾和复旦团学联联合发起过一个“火凤凰”计划，发动在校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家乡去搜集资料。“但是学生们大多无法搜集到我们需要的资料。”中心还曾和吴江市、东海县等地方政府合作，试图通过当地的档案馆等渠道搜集民间资料，也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张乐天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依靠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在民间找到不少能搜集资料的人。从2011年下半年起，中心的“进账”非常可观。

这些“宝贝”目前只能躺在65平方米的空间里

书信、日记、账本、检讨书、报告……如今，凡是手写的资料，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几乎都能找到。“单单是个人书信，就超过6万封。个人日记超过1000本。各种资料以吨来计算。”

数起“家珍”，张乐天掩饰不住兴奋：

“我们有上海铁路局工会1949年到1957年全部的统计报表和文件。”“我们搜集了一个公社所有的文书资料，从1956年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十几麻袋。”“赣州一个供销社的材料，我们收了15个麻袋，小到每一张发票都有。”“还有江西某县1960年的教师登记表，这对研究当年的农村教育真是太重要了。”

……

可惜的是，这些“宝贝”目前只能挂在张乐天的嘴上，躺在中心65平方米的空间里。要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娓娓“讲述”一个工会、一个公社、一个供销社的日常场景与发展历程，非得投入人力物力，做大量繁琐的整理工作不可。

——就像以张乐天花费22年时间，最终形成的“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资料库”一样。

早在1988年，张乐天搜集到了海宁联民村一位村干部从1954年到1982年的一整套工作笔记，共63本，字数超过140万。在他持续不断的挖掘下，一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联民村的大量珍贵资料得以再现。随后，张乐天又聘请当地的村民对联民村进行生活纪实，组织大规模调查，并于2008年起将所有资料数字化。现在，只要进入数据库，就能看到这个位于浙江北部的普通村落真实、完整而充满细节的历史状态，窥见中国农村的发展与变迁。

像整理联民村资料一样整理、挖掘、展示现有资源，正是张乐天最近重点考虑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把“故纸堆”真正变成能为学术研究所用的“宝库”。

他的计划很宏伟——把所有资料汇成一部电子版《当代中国生活资料长编》：“我计划做成两个版本：国际版27卷，现在美国、荷兰的两家出版社已经表示出很大兴趣。至于国内版，规模要大很多，我计划出200卷，两年内出版。”

每一个个案都需要精心整理和数字化：“上海铁路局工会的统计报表可以出50卷；还有一家人民公社从1957年直到1983年的资料，整理出来也非常可观。”

除了作纵向的个案梳理，更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作横向的汇编，形成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专题。

张乐天心心念念地想做一个“50年代书信里的中国”系列：“把书信中的文字摘录出来，看一看农民笔下的中国、工人笔下的中国、干部笔下的中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他还想做一个“记录逝水年华”系列，把私人书信和日记整理出来，分成“恋爱篇”、“婚姻篇”、“家庭篇”等，为大时代中的普通人的情感作传。

此外，搜集到的大量票证也可以扫描出版：“把粮票、油票、股票等几种重要票证整理出来，配以文字说明。初步估计下来可以做27卷。”

兴致勃勃的张乐天甚至把这套书的宣传语都想好了：“看票证、读历史、品生活。多好！”

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事情来不及做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开招标。多年来一心专注研究、很少申请课题的张乐天申报了，并一举中标。因为，这个名为《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项目，与张乐天20多年来的工作完全吻合。

张乐天十分高兴，不仅仅是因为中标，而是他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已经说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正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

在他看来，宏大叙事和抽象话语长期占据了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张乐天不否认重要人物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但他坚持，要理解整体历史，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应该从千万老百姓的创造性实践中发现、认识历史的走向。“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民间，历史的张力存在于基层，社会科学的真理深藏在民众的日常社会活动中。”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沉下去”，才能“去遮蔽”——摆脱各种力量的误导，真正体验到群众的力量，找到历史的真实动因。

所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命运，就是张乐天心目中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意义与使命所在。

事业点燃激情，因此，讲述自己的“宝库”时，张乐天总是“乐天”的。

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持续不断的资料搜集、繁琐而大量的整理工作外，还要推动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交流，让这些“宝藏”为更多学者利用、进入更广阔的学术领域。

2012年10月，复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成立了复旦大学-UCLA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张乐天组织了多期工作坊，促使更多学者走近这个当代社会生活资料宝库，更好地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

目前，他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事情来不及做。

事实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除了他这位主任，参与日常工作的只有一位青年学者。“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年轻人很难抛下一篇篇论文指标，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跑到田间地头去做田野调查。能够跟随自己的学术兴趣，尽情‘收废纸’、整理‘废纸’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张乐天有些无奈，但仍然乐观：“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发现，当我怀着理想主义去做事的时候，总会有志同道合的人。”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10/25/content_103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