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古代亚洲文化强国，在历史上曾出现了以中国汉字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努力将汉字汉文用本国语言理解的行为叫做“训读”。训读现象在以东亚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中广泛存在，日本的“训读”，从资料的丰富、历史的悠久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2013年12月27日，以“日本‘训读’的历史及其演变”为主题，中心举办了访问学者工作坊第十三期，本次工作坊由中心访问学者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木津祐子教授组织，汇集了此领域来自日本、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相关学者。

施于文本中汉字笔画各处的点与线称为训点，训点是日本人理解汉文的辅助手段，日本京都大学大槻信教授对日本训点资料之概要进行了介绍，涉及训点资料佛书与汉文典籍这两大分类、训点的历史、训点资料的研究价值及不足，他较为详细地回顾了训点资料的研究史，提供了诸多研究文献，并谈到了他对训点资料研究今后走出日语史资料的成见，开拓语言生活、学术史、佛教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的期望。

复旦大学戴燕教授则以自己二十多年对日本“训读”的关注，结合不久前在普林斯顿葛斯德图书馆接触到的研究和资料，谈了“什么是训读”“训读的历史”“如何理解训读”等重要问题。如果说戴燕教授探讨的是对训读的宏观理解，那么木津教授则以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界所称“崎阳之学”的新知识和长崎通事的学术问题为焦点，重新讨论了江户时代有关“训读”的思维转变及其机制，为训读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研究。

京都大学兼职讲师山中延之博士探讨了“室町时代的口语汉籍注释书‘抄物’所记录的训读”，介绍了抄本的口语性及与诸领域的相关性，认为抄物是基于宋代口语理解的产物，这一点今后需要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用汉字汉文书写记录和文学创作从来都是日本古代知识分子文化生活的中心，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杨昆鹏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十七世纪以前汉文学整体脉络的说理和部分作品的读解分析，展示了训读法背后的文化环境，提示了训读法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特点。

此外，香港教育学院梁敏儿教授及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也在此次工作坊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