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布时间:2014-03-24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2014年3月18日,在陈诗一教授的主持下能源环境分论坛于经济学院714会议室举行了政策研讨会。研讨会主要就我国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进行了政策研讨。王弟海老师、陈硕老师、章奇老师、罗长远老师、寇宗来老师与数十位同学参与了讨论,并围绕研讨会主体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王弟海老师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现状,实现减排目标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决策的方向;陈硕老师则从环境污染对公共健康影响角度,提出了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陈诗一老师就碳税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影响展开了分析,并指出恰当的碳税征收机制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倍加红利”;章奇老师认为财政政策在保护环境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增加地方的财政自主性有利于地方增加环境保护支出;最后,罗长远老师探讨了贸易中的“隐含碳”,指出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我国代替世界上主要消费国家排放污染。研讨会力求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分析了我国当前环境问题的现状,剖析问题成因,并提出政策建议。政策研讨会的内容和建言简单介绍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虽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生态环境局部呈现好转,然而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旧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凸显。以水、大气和土壤质量恶化为特征的环境污染,不但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破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癌症发病及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在局部地区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中的以碳税征收为先导的贸易壁垒此起彼伏,贸易摩擦接连不断,我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外部压力。显然,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和成因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以二氧化碳为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看,截至201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6.8%,已经超过美国(17%)和欧盟(12%)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从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上看,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则相对较低,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从二氧化碳排放的角度上来看,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正代替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消费国家排放温室气体。其中,美国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也是增加我国由贸易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我国对美国贸易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导致碳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
此外,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公共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研究显示,空气污染所导致的肺癌增长率已经超过尼古丁,每年由环境污染导致的仅呼吸系统疾病这一项的花费已经达到三千多亿。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癌症发病率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肺癌占了四分之一。除此之外,一些地方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环境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
造成我国当前环境现状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能源结构和利用率上的原因,也有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和激励机制设计的因素。
首先,从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上看,煤炭依然是我国能源供给和消费的主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了较高的比重,达到了70%,而OECD国家的这一比重仅仅是33%,非OECD国家也只达到53%。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以煤为主体的能源消费量同时不断上升,而单位煤炭所排放的污染物远远高于其他能源。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是以高排放和高污染为特征。据估算,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是OECD国家的8到9倍。此外,从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上看,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环保节能意识的提高以及市场机制在能源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我国能源利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率依然不高,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5至7倍。
其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行政命令和不尊重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产业政策,也是造成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十五期间制定的2006年要实现电力供需平衡的产业目标为例,该项产业政策诱发了2005年地方进行火电厂建设的“大跃进”。在这期间全国有1056座火电厂建成,火电厂数量增加了18.27%,装机容量同时增加了20%。当年的二氧化硫的排量放也因此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点。
此外,一些地方的财政压力和单纯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也是导致我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分税制改革以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中,中央政府拿走较大比例,地方政府只得到相对较少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面临着压力,其财政自主性收到了一定的约束。在创造GDP和增加财政收入方面,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一般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环境污染则由当地居民承担,而当地居民在地方政府能否发展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上并没有事实上的话语权。具有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以及面临升迁压力的地方一把手有很大的动力引进和发展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
政策建议
我国在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污染上不仅面临着外部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污染同时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分析,我国要实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以市场手段调节为主,用市场手段逐步取代行政命令手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征收碳税,并且碳税征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保护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认为,对我国而言,实行碳税征收具有“倍加红利”,即恰当的碳税机制的设计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结果——从短期来看,征收碳税虽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然而开征碳税不仅不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碳税征收把企业的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内化为企业自身的成本。最优碳税征收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碳税征收应该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逐步上升。同时,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还应根据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碳税征收政策;在实行碳税征收的过程中要保持“税收中性”的原则,通过税收结构的优化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明确碳税征收的目的,避免碳税征收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的“生财渠道”。还应当看到,环境税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碳税只是环境税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税还包括二氧化硫税,固定废物税,噪音税等,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型发展模式上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同时,由于在短时期内提高水、太阳能和风能等非石化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有一定的技术和成本约束,调整我国现阶段的能源结构,在当前阶段意味着要改变我国当前已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逐步提高石油特别是天然气在石化能源中的比重。
3、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增加地方在收入分成中的比例。财政政策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发现,地方财政自主性与该地环境保护投入有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一个省的财政自主性在中位数水平上增加一个标准差,相当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人均财政投入上升0.94元,这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此外,转移支付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上的效果并不显著,而且不稳定不稳定。因此,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不应当过多的依赖转移支付这个渠道。
4、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我们应当在不损害长远经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立足于我国国情争取谈判筹码。就当前国际贸易中最突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壁垒放而言,虽然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其他国家,然而我们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则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鉴于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累积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入手。同时,我国是贸易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我们代替其他主要消费国排放了一定的二氧化碳,这也是我们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壁垒的着眼点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主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鼓励出口高附加值、低碳排放率的产业。